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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以酒色自晦，仅能保首领以殁。李光弼遂至拥兵不朝，几失臣节，下之未有不麾军犯阙者矣。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遂奏留田承嗣三节度。刘巨容追黄巢，几获之而纵其去，曰：“国家喜负人，不如留之以为富贵之资。”而唐社遂屋，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杀道济而长城坏，害萧懿而东昏亡，洪武戮开国诸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金川不守，可胜慨哉！可胜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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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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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大概意思是说：鸟尽弓藏，是自古以来的常态。历代评论者崇尚君主，无不批评功臣功高震主，不知道收敛韬晦。其实功臣下场悲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君主的缘故。那些猜忌功臣的君主本身才具平庸、性情怯懦，见到边疆烽火、贼寇狼烟，就吓得魂飞魄散。当豪杰大将平定叛军后，做君主的先是喜出望外，对功臣待如上宾。但转念一想：敌人这样凶悍，尚能被此人消灭，万一他哪天起了当皇帝的心，反叛于我，还不是探囊取物？有此一念，疑心顿起。再拿起功劳簿一看：斩首几十万、拓地几千里、招抚多少部落、俘虏多少人口。好家伙！这么大本事的人睡在我卧榻之侧，那还得了！于是庸主由猜疑而畏惧，越发对功臣警惕起来。另外，功臣既然建立奇功、荣膺高爵，自然免不了有小人逾越礼数、阿谀奉承。而功臣在外建功之际，又多与在朝中的实权派人物有所冲突，比如管人事的嫌他肆意举荐、滥赏冒功；管钱物的骂他报销违规、私藏缴获。总之，办大事的人，哪有不落下一堆小把柄的？争宠者随便挑出几个挑拨构陷，就足够触君主之怒了。功臣自谓是国家柱石、受恩深重，讲话也比一般大臣更直率一些。忠言逆耳，君主自然更不爱听，心生厌烦。几下里凑起来，功臣便让君主又疑又畏又怒又厌，他还能有个好结果吗？历史上种种事例都昭示着，君主暴虐猜忌，或者逼迫功臣养寇自重，或者因为屠戮功臣自毁长城，这样的国家没有不败亡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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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与汪景祺的多篇杂文一道刊刻付梓，取名《读书堂西征随笔》，并送到年羹尧手中。不过，年羹尧对这部书的重视程度并不太高。他在预感到自己可能被抄家前，将所有重要书信、书籍付之一炬，让负责抄家的官员在抄检他的内室、书房时一无所获，直至抄到“粗重家伙”和乱纸堆时，才发现了两本《读书堂西征随笔》。抄家官员翻到《功臣不可为》等篇目后，如获至宝，称其“甚属悖逆”，感到“不胜惊骇”，随后将该书收缴入宫。雍正帝看过此书后，气贯瞳仁，破口大骂，下旨将汪景祺本人枭首示众，妻儿等近亲属发配黑龙江。虽然雍正帝自称，他诛杀汪景祺的原因是汪书中有大量诽谤诋毁其父康熙皇帝的内容，而非这篇转着圈骂自己才庸、意怯、猜忌、暴虐的《功臣不可为》。但完全可以想见，正在处理年羹尧案的雍正皇帝看到这篇文章时，要有多么的气急败坏、咬牙切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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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景祺是杭州的世家大族官二代，他父亲汪霖在康熙年间官至户部侍郎，按理说职务也很不低了。不过汪景祺本人虽然文笔犀利如刀，但应试能力不行，屡试不第，四十多岁才考中举人，一直没有做官，只以入幕做清客为生。说他恃才傲物、刻薄尖酸，确乎不假。但要论这篇文章，却并非完全是偏激之见，而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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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功臣，大多产生于军事活动当中，即军功。建立军功的类型很多：有开基立业型，比如韩信、张良；有乱世争雄型，比如白起、蒙恬；有开疆拓土型，比如卫青、霍去病；有力挽狂澜型，比如郭子仪、李光弼。此外还有抵御外敌侵扰、平定政敌叛乱、镇压民众反抗等各式各样，视具体情况而有所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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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军功者早期以武将为主，宋以后则多以文御武，特别是明清承平以后，多以文官掌兵权，如明朝的于谦、王守仁、袁崇焕、洪承畴，清朝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都是如此。年羹尧以进士翰林起家，作战时以川陕总督为本职，虽然加以“大将军”头衔，但亦在文官掌兵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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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以后，在军事活动中建立大功业者，多被奖以爵位，如列侯、国公等等。爵位区别于一般职官的最大特点是可以由子孙世袭，所以大功臣多能通过军功进入贵族阶级，获得高于一般文武官僚的政治地位，对王朝具有“与国同休、带砺山河”的强烈政治认同感。而相对于建立军功者，在日常政务中表现突出的文官（包括和平时期的武官），最多只能获得职务上的提拔，担任政府运行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在一定的任期内执政，而不能获得爵位、进阶贵族，甚至成为政权的“持股人”。“爵以赏功、职以任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逻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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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军功贵族待遇优厚，是王朝的特权阶层；但另一方面，大功臣横遭猜忌、下场悲惨，也确实是历代王朝的普遍现象。大功臣中能够善始善终者，多以拼命自我压抑为代价，郭子仪、曾国藩，都是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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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有功臣本身的问题。比如战争环境下对于统帅、将领的要求，与和平环境下对于文武官员的要求很不一样。战争状态中的军事长官，必须拥有绝对权威，必须具备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面对战机，要杀伐决断，甚至孤注一掷；管理部下，要奖惩严明，甚至一言生死。这样的人，其行事作风在和平时期的官场上必定不会讨人喜欢，通常会给人留下无视秩序、飞扬跋扈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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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战争环境的残酷艰辛，很容易让统帅和部属、士兵之间建立极其密切的关系。所谓袍泽之谊、战友情义，是其他形式的感情无法比拟的，而一旦战争结束，这种感情也将随即转化为根联固结的利益关系。因此，全面战争，比如改朝换代之类，往往同时出现大批功臣，形成多个既息息相关又互相倾轧的“功臣集团”“勋贵集团”。战争结束后，这些大小功臣，以及他们为数众多的生死袍泽、子弟亲属，凭借功劳迅速占据国家权力的最高层，随之而来的是分割大量社会经济资源。这必然给国家的重建和常态下的政治运行带来很多麻烦，也必然与有志有力、争取独裁的君主，以及负责日常行政管理的文官们产生大量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君主与官僚联合，剥夺功臣集团的权力，几乎成为历朝历代“国初斗争”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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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历史上确实多次出现功臣坐大的现象：或臣强主弱、抢班夺权，如曹孟德；或割据一方、扯旗造反，如吴三桂，等等。不论哪一种，造成的后果都非常严重。在这样的前车之鉴下，有野心有实力的大功臣，无疑会被皇权视为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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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君主们一旦认为功臣或有不臣之心、或有不臣之力，往往就要对其削职夺权，甚至大开杀戒。当然，判定功臣“不臣”之后，到底是止于削职夺权，还是真的大开杀戒，就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君主的个人风格密切相关了。有些君主气度较为恢宏，对功臣问题的处理就更温和一些，譬如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就颇为人所称道；而有些君主刻忌雄猜，手段就要激烈得多，譬如朱元璋的重刑滥杀、屠戮无遗类，就大为人所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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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汪景祺所说的，君主自己庸常怯懦、阴私猜忌，加之旁人构陷，而纯粹冤杀功臣的情况，也不少见。譬如周亚夫、岳飞、于谦之死，都是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千百年来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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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杀年羹尧，也体现了他猜忌刻薄、反复无常的一方面——笔者猜想，如果同样的事情放在康熙皇帝身上，年羹尧至少不会有性命之虞。但另一方面，年羹尧的问题又很复杂，他除了个性跋扈、掌握军权、代表川陕地区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外，还具有外戚身份，可能会对以后的皇权稳定交接产生负面影响。而这一点是此前的研究者较少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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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功臣不可为”的代表性人物，年羹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发迹和败亡所为何由？他和康熙、雍正二帝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容笔者慢慢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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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家世与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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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其名与字都取自《尚书》，其中“尧”是字辈，“羹”取“调羹”之意，比喻宰相治理国家。“亮工”出自《舜典》的“钦哉，惟时亮天工！”意思是能辅佐天子以立天下之功。无论名还是字，都是要位极人臣、建功立业的意思，显得颇有王霸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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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多说一句，亮工这个词，意思很好，可实在不大吉利，清初有三个名亮工或者字亮工的名人，运气都很不好。除年亮工外，明清之际，有文学家周亮工，先在明朝做官，后来降清，顺治、康熙年间，先后三次因为贪污、滥杀等罪名论死；勉强保住性命，乾隆年间又入了《贰臣传》。又康熙、雍正年间，有江苏武进人钱名世，字亮工。雍正四年（1726），钱名世因为附逆年羹尧，被革职发回原籍。雍正皇帝为了对其进行羞辱，亲自书写“名教罪人”匾额，让钱名世悬挂在自家大门上，并命在朝翰林出身的三百多名官员写诗声讨他的罪行，结成《名教罪人诗》。其中有个叫陈万策的官员取巧写了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易亮工奸”，把这几位倒霉的亮工凑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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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家族本来姓严，祖籍安徽怀远，后来讹“严”为“年”，遂以年为姓。成化年间的户部尚书年富，即是其家族中人。明朝后期，年氏家族迁居辽东广宁。明清之际，年羹尧的曾祖年有升一家被清军裹挟入旗，隶于汉军镶白旗下。顺治十二年（1655），年羹尧的祖父年仲隆考中进士，历官知州，开始了家族的上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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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年羹尧父亲年遐龄这一代，年氏家族的政治地位陡然提高。年遐龄由笔帖式出身，平流进取，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官至工部左侍郎、湖广巡抚，康熙四十年（1701），署理湖广总督，成为清王朝的高级官员。年遐龄子女较多，其著名于世者有长子年希尧、次子年羹尧，以及幼女——雍正皇帝的敦肃皇贵妃年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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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长子年希尧，字允恭，生于康熙十年（1671），比年羹尧大八岁。他借着父亲、弟弟、妹妹、妹夫的光，官至左都御史。他官做得虽大，做官的兴趣却不大。相反，年希尧博学多闻，尤其喜爱西学，像个穿越到清朝的欧洲百科全书式学者。他在几何学、透视学上颇有造诣，著有《视学》《测算刀圭》《面体比例便览》《对数广运》等著作；通晓医学，辑有《集验良方》六卷；精于绘画，工山水、花卉、翎毛；喜爱音乐，是广陵琴派的传人之一。此外，他在陶瓷烧造方面有卓越贡献，雍正年间担任景德镇御窑厂监督九年，发掘传统工艺，实验新技术，研制出了十几种颜色的珐琅彩颜料，解决了清代珐琅制瓷必须进口颜料的难题。如今以精雅著称、风靡互联网和拍卖市场的雍正瓷，很多都是由他主持烧造的，世称“年窑”。当时，一位在清廷的法国传教士在给法国皇家科学院秘书长的信中曾说：“他（年希尧）既非文人又非学者，如果他得知欧洲的学者们将他引为同侪……定会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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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肃皇贵妃是年遐龄的老来女。她在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嫁给雍亲王胤禛为侧妃，其时年纪当在十四五岁，所以她大约要比二哥年羹尧小十五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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