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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以后，在军事活动中建立大功业者，多被奖以爵位，如列侯、国公等等。爵位区别于一般职官的最大特点是可以由子孙世袭，所以大功臣多能通过军功进入贵族阶级，获得高于一般文武官僚的政治地位，对王朝具有“与国同休、带砺山河”的强烈政治认同感。而相对于建立军功者，在日常政务中表现突出的文官（包括和平时期的武官），最多只能获得职务上的提拔，担任政府运行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在一定的任期内执政，而不能获得爵位、进阶贵族，甚至成为政权的“持股人”。“爵以赏功、职以任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逻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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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军功贵族待遇优厚，是王朝的特权阶层；但另一方面，大功臣横遭猜忌、下场悲惨，也确实是历代王朝的普遍现象。大功臣中能够善始善终者，多以拼命自我压抑为代价，郭子仪、曾国藩，都是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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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有功臣本身的问题。比如战争环境下对于统帅、将领的要求，与和平环境下对于文武官员的要求很不一样。战争状态中的军事长官，必须拥有绝对权威，必须具备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面对战机，要杀伐决断，甚至孤注一掷；管理部下，要奖惩严明，甚至一言生死。这样的人，其行事作风在和平时期的官场上必定不会讨人喜欢，通常会给人留下无视秩序、飞扬跋扈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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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战争环境的残酷艰辛，很容易让统帅和部属、士兵之间建立极其密切的关系。所谓袍泽之谊、战友情义，是其他形式的感情无法比拟的，而一旦战争结束，这种感情也将随即转化为根联固结的利益关系。因此，全面战争，比如改朝换代之类，往往同时出现大批功臣，形成多个既息息相关又互相倾轧的“功臣集团”“勋贵集团”。战争结束后，这些大小功臣，以及他们为数众多的生死袍泽、子弟亲属，凭借功劳迅速占据国家权力的最高层，随之而来的是分割大量社会经济资源。这必然给国家的重建和常态下的政治运行带来很多麻烦，也必然与有志有力、争取独裁的君主，以及负责日常行政管理的文官们产生大量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君主与官僚联合，剥夺功臣集团的权力，几乎成为历朝历代“国初斗争”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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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历史上确实多次出现功臣坐大的现象：或臣强主弱、抢班夺权，如曹孟德；或割据一方、扯旗造反，如吴三桂，等等。不论哪一种，造成的后果都非常严重。在这样的前车之鉴下，有野心有实力的大功臣，无疑会被皇权视为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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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君主们一旦认为功臣或有不臣之心、或有不臣之力，往往就要对其削职夺权，甚至大开杀戒。当然，判定功臣“不臣”之后，到底是止于削职夺权，还是真的大开杀戒，就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君主的个人风格密切相关了。有些君主气度较为恢宏，对功臣问题的处理就更温和一些，譬如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就颇为人所称道；而有些君主刻忌雄猜，手段就要激烈得多，譬如朱元璋的重刑滥杀、屠戮无遗类，就大为人所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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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汪景祺所说的，君主自己庸常怯懦、阴私猜忌，加之旁人构陷，而纯粹冤杀功臣的情况，也不少见。譬如周亚夫、岳飞、于谦之死，都是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千百年来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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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杀年羹尧，也体现了他猜忌刻薄、反复无常的一方面——笔者猜想，如果同样的事情放在康熙皇帝身上，年羹尧至少不会有性命之虞。但另一方面，年羹尧的问题又很复杂，他除了个性跋扈、掌握军权、代表川陕地区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外，还具有外戚身份，可能会对以后的皇权稳定交接产生负面影响。而这一点是此前的研究者较少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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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功臣不可为”的代表性人物，年羹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发迹和败亡所为何由？他和康熙、雍正二帝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容笔者慢慢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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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家世与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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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其名与字都取自《尚书》，其中“尧”是字辈，“羹”取“调羹”之意，比喻宰相治理国家。“亮工”出自《舜典》的“钦哉，惟时亮天工！”意思是能辅佐天子以立天下之功。无论名还是字，都是要位极人臣、建功立业的意思，显得颇有王霸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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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多说一句，亮工这个词，意思很好，可实在不大吉利，清初有三个名亮工或者字亮工的名人，运气都很不好。除年亮工外，明清之际，有文学家周亮工，先在明朝做官，后来降清，顺治、康熙年间，先后三次因为贪污、滥杀等罪名论死；勉强保住性命，乾隆年间又入了《贰臣传》。又康熙、雍正年间，有江苏武进人钱名世，字亮工。雍正四年（1726），钱名世因为附逆年羹尧，被革职发回原籍。雍正皇帝为了对其进行羞辱，亲自书写“名教罪人”匾额，让钱名世悬挂在自家大门上，并命在朝翰林出身的三百多名官员写诗声讨他的罪行，结成《名教罪人诗》。其中有个叫陈万策的官员取巧写了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易亮工奸”，把这几位倒霉的亮工凑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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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家族本来姓严，祖籍安徽怀远，后来讹“严”为“年”，遂以年为姓。成化年间的户部尚书年富，即是其家族中人。明朝后期，年氏家族迁居辽东广宁。明清之际，年羹尧的曾祖年有升一家被清军裹挟入旗，隶于汉军镶白旗下。顺治十二年（1655），年羹尧的祖父年仲隆考中进士，历官知州，开始了家族的上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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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年羹尧父亲年遐龄这一代，年氏家族的政治地位陡然提高。年遐龄由笔帖式出身，平流进取，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官至工部左侍郎、湖广巡抚，康熙四十年（1701），署理湖广总督，成为清王朝的高级官员。年遐龄子女较多，其著名于世者有长子年希尧、次子年羹尧，以及幼女——雍正皇帝的敦肃皇贵妃年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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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长子年希尧，字允恭，生于康熙十年（1671），比年羹尧大八岁。他借着父亲、弟弟、妹妹、妹夫的光，官至左都御史。他官做得虽大，做官的兴趣却不大。相反，年希尧博学多闻，尤其喜爱西学，像个穿越到清朝的欧洲百科全书式学者。他在几何学、透视学上颇有造诣，著有《视学》《测算刀圭》《面体比例便览》《对数广运》等著作；通晓医学，辑有《集验良方》六卷；精于绘画，工山水、花卉、翎毛；喜爱音乐，是广陵琴派的传人之一。此外，他在陶瓷烧造方面有卓越贡献，雍正年间担任景德镇御窑厂监督九年，发掘传统工艺，实验新技术，研制出了十几种颜色的珐琅彩颜料，解决了清代珐琅制瓷必须进口颜料的难题。如今以精雅著称、风靡互联网和拍卖市场的雍正瓷，很多都是由他主持烧造的，世称“年窑”。当时，一位在清廷的法国传教士在给法国皇家科学院秘书长的信中曾说：“他（年希尧）既非文人又非学者，如果他得知欧洲的学者们将他引为同侪……定会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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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肃皇贵妃是年遐龄的老来女。她在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嫁给雍亲王胤禛为侧妃，其时年纪当在十四五岁，所以她大约要比二哥年羹尧小十五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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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先要介绍一下清代皇室的婚姻制度。与汉民族长久以来实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不同，蒙古、满洲等北方民族的传统是多妻制。侧妻也是妻，地位比正妻略低，但远远高于妾，如根据《清会典》所载的舆服制度，亲王侧妃冠顶饰东珠九颗，比亲王嫡妃仅少一颗，而比下一级的郡王嫡妃还多一颗。这可能与侧妻是聘娶而来、妾是战争掳掠而来有关。明初皇室受元朝影响，还有过类似的做法。比如朱元璋为他的次子秦王朱樉娶元末名将王保保之妹为妃，娶开国功臣、卫国公邓愈之女为次妃，可见次妃地位之高。满洲上层的多妻制在清朝入关后有所消减，侧妻的地位有向妾靠拢的趋势，但在康熙年间，这一制度仍保持着一定的惯性，特别体现在高爵宗室内部。其时，皇子、亲王的侧妃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生育成年子女的妾提拔而来，二是由皇帝直接从八旗秀女中指婚而来——后者的地位要更高于前者，多选官宦世家之女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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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氏去世前，雍正皇帝曾下旨表彰她的优良品质，其中提到了年氏嫁给自己的原因，是“皇考嘉其端庄贵重，特封为亲王侧妃”。可知年氏成为雍亲王侧妃是通过康熙皇帝的亲自指婚，所以入府之初即获得较高地位，排序仅次于雍亲王嫡妃，而列在另一位侧妃——已经为胤禛生育了多位子女的李氏之前。雍正帝即位后，将年氏封为贵妃，而李氏则下其一等，只封为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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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是天生的政治人物，对于女色的兴趣不大。雍正六年（1728），湖南人曾静号召反清复明，为当今皇帝扣上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是“好色”。雍正帝为此疾呼驳斥说：“远色二字，朕实可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雍正帝虽远远谈不上好色，但对女性之美，还是有自己的欣赏视角。他曾命人画了十二幅工笔重彩汉装美人图挂在屏风上，后经朱家溍先生考证后命名为《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画中美人或读书，或对镜，或赏花，或戏蝶，姿态各异，但体态纤柔、相貌清秀、气质文雅的特点是一致的，可见其对女性的审美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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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雍亲王在潜邸时的妻妾，或出身于满洲武功贵族，或出身于白身包衣家庭，恐怕气质举止、文化修养，多与画中美人不符。唯有出身仕宦科举之家、身体又很羸弱的年氏与之相类。是以年氏虽然入府较晚、与雍正帝年龄差距较大，但颇受宠爱，夫妻感情十分融洽，十年左右的时间就生育了三子一女，与李氏并列为雍正帝生育子女最多的后宫。不过大概是因为“素病弱”，年氏所生的孩子都没有活到成年。换言之，如果年氏之子能够长成，子以母贵，对储位当有很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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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出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具体日期不详。这一年是清军入关的第三十六个年头，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已接近尾声，清王朝在中华大地上的统治基本稳定下来，我们通常所说的“康乾盛世”即将开始。年羹尧作为高级官员子弟，对清王朝的统治应有较强的认同感，是王朝自己培养的青年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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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自己娶过两任妻子，第一任是大权臣明珠的孙女、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女儿——叶赫那拉氏。按理说，年遐龄虽然做到了署理总督，但毕竟只是靠个人奋斗上位的普通行政官僚，又是汉军旗人，且年羹尧本人还是庶出，和康熙年间红得发紫的权相明珠够不上门当户对。不过，明珠是个慧眼识才的伯乐，他大约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羹尧入仕前后——就相中了这个卓尔不群的小伙子，并很快将孙女嫁给他。没过几年，纳兰小姐病逝，明珠不愿意断了这门好亲戚，遂再次做媒，将自己夫人娘家的一位姑娘——英亲王阿济格一系的宗室格格介绍给年羹尧做继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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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与两位夫人的感情都比较融洽。康熙四十五年（1706），他的原配纳兰夫人的婶母、明珠第三子揆方之妻淑慎郡主（郡主为康亲王杰书之女）病故，揆方邀年羹尧为亡妻撰写墓志铭。其时，纳兰夫人已经去世，年羹尧忆及夫人生前所述娘家旧事，娓娓道来，末称：“余之执笔不禁泫然者，则以安仁奉倩，相怜同病，凄其旧雨，昔梦重温，盖余妻之墓，已有宿草久矣！”意思是说：“我今天为揆方公的爱妻撰写墓志，执笔挥毫时想起我的亡妻，不禁黯然泣下。魏晋时与妻子恩爱的潘安、荀粲同病相怜，现在我与揆方公怀念妻子的凄楚心情也是一样的。想想我的妻子啊！坟前已经长满了旧草。”言辞间颇见伉俪情笃。两年后，揆方病故，明珠又命年羹尧为“情好最笃”的揆方撰写墓志，足见明珠对这个前孙女婿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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