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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中期，对四川军事活动负有最高责任的是川陕总督，其官署所在地是陕西西安，而非四川境内，特别是距离经常出问题的四川西部较远，交通又十分不便。除川陕总督外，驻扎成都的四川提督负责统领本省绿营兵，是重要武官。但年羹尧上任之初，川省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提督岳升龙（岳飞后裔、年羹尧后来的主要助手和继任者岳钟琪之父）就双目失明，并且因为经济问题戴罪在家，继任的提督才德不及，难以胜任川省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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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年轻气盛的年羹尧上任巡抚伊始，就跃跃欲试，并上书与康熙皇帝讨论四川的山川形势、民族问题以及兵备事务，甚至直接插手军事活动。如康熙五十五年，位于今天凉山地区的四川建昌镇“番蛮”在交通要道上抢掠客商，甚至伤及官兵。年羹尧以主管当地军务的建昌镇总兵年老、“营务废弛，平时既不能弹压，临事又漫无成算”为由，亲自带兵进入深山密林之中，清剿镇压。年羹尧这类年轻气盛的举动，使他与自己的顶头上司、川陕总督殷泰的关系搞得很僵，要不是康熙皇帝始终对他偏爱维护，恐怕早就官帽不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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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王朝的战略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这一变化给年羹尧带来由文转武的发展契机。那一年，清廷的老对手——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率军入侵西藏，攻占拉萨，试图控制达赖喇嘛，进而影响整个蒙藏地区，这一举动严重触犯了康熙皇帝的底线。次年春天，清廷出动大军，欲与准部一战，夺回西藏的控制权。康熙五十七年（1718）闰八月，康熙皇帝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率军西进，调兵遣将，一场抗准援藏的大规模战争爆发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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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四川提督康泰出师不利，身为巡抚的年羹尧向康熙皇帝请缨，带领本省绿营兵赴由川入藏的前沿重镇松潘料理军务，又主动向藏区派出谍报人员，打探蒙藏地区各方消息。更重要的是，他积极肩负起在四川全省筹备粮饷的重任，全力支援大军。康熙五十九年（1720）初，清军由青海、川滇两路向西藏进军，一路报捷。同年底，清除西藏的准部势力，成功护送六世达赖至拉萨完成坐床仪式。在这一过程中，康熙帝对年羹尧的表现极为满意，信任程度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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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这个机会，年羹尧上书康熙，说：“窃惟川省营伍之弊，久在圣明洞见……无如积习难移。督臣远在西安，鞭长莫及，臣与各镇原无节制之责，而将、备各官惟视提镇之意指以为从违，必欲悉除痼疾，将镇、协各营整顿一新，非假臣以虚衔不能也。伏乞圣主暂加臣以总督虚衔，并求赐以孔雀翎子，令臣节制各镇，一年以后，营伍必当改观。俟兵马事竣，臣即奏缴虚衔，不敢久于忝窃。”大概意思是说：四川绿营如今腐败透顶，皇上您是很了解的。然而总督远在西安，难以管理，臣作为巡抚，与绿营各部没有统辖关系，我一肚子的整顿之策，却没有机会施展。皇上您要是想让川省军务焕然一新，除了给我一个总督的头衔，赐给我象征军功荣誉的孔雀翎，就再也没有第二个办法啦！当然了，我问您要这个虚衔是很过分的要求，等仗打完了，您再把这个头衔拿回去，我也不敢恋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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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年羹尧这样明目张胆地跑官要官，康熙皇帝立刻拍板，晋升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主持四川全省兵民二政！当然，康熙六十年（1721）入藏战争胜利后，康熙不但没将年羹尧四川总督的任命收回，还令年仅四十二岁的他兼辖川、陕两省，成为川陕总督，并担任大将军胤禵的后勤部长和重要军事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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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军事活动外，在西部经营十余年的年羹尧对当地的吏治民生也多有作为。如抚川之初，即上奏《川省应行事宜七条折》，提出有司宜劝惩、积贮宜预备、钱法宜流通、复设铺司以便递送公文、复设州县以期有济民生、改卫所为州县以化边徼风俗、银矿开采宜奏明等改革意见。康熙六十年，年羹尧又向康熙皇帝提出“耗羡归公”的建议，即在事实上认定州县官在正税之外加派给百姓的“火耗”为合法，但限定其比例，以免基层官员横征暴敛，无限度坑害百姓。再将这笔收入上解省城，充作公用，弥补战争造成的府库亏空。年羹尧的这个建议，没有被老年康熙接受，却与雍正即位以后的做法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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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到康熙末年，年羹尧已经成为朝中最年轻、最重要、最受皇帝信任的封疆大吏。这更多的是他凭借个人出众的政治、军事能力取得的成就，而与他和雍亲王胤禛的主属、郎舅关系无关。换言之，雍正帝即位之后，年羹尧年纪虽轻，但其身份更倾向于先帝老臣，而非新朝新贵。更何况，除了雍亲王外，年羹尧靠着岳祖父明珠这条线，还与多位皇子有所交往，这委实不能不让本来孤立的胤禛带醋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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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郎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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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说到，康熙四十八年这一年，在年羹尧的一生中至为关键。这一年他先荣升侍郎，又出使朝鲜，再外任封疆，很有些一日九迁、步步高升的意思。也是在这一年，他的命运开始和雍亲王胤禛，即日后的雍正皇帝搭上关系。当年，康熙帝第二次大封皇子，原本只是贝勒的四阿哥胤禛被晋封为雍亲王。爵位提高了，相应的待遇、配置也要提高。于是，隶属汉军镶白旗的年羹尧一家随着所在的旗分佐领，就被拨到雍亲王属下，与雍亲王形成主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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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简单介绍一下八旗制度，便于读者理解。八旗主体部分按满洲、蒙古、汉军三种名色分编，称为“旗分佐领”（佐领是八旗的最基层单位）。到顺治年间，八旗中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归于皇帝亲自统领，而年羹尧一家所在的镶白旗是“下五旗”之一，隶属多个宗室王公管辖。在镶白旗所有佐领中占有最大份额的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一系。年羹尧所在的佐领在康熙四十八年前原本隶属肃亲王府的庶支——贝勒延寿。而延寿正是大学士明珠的女婿，是年羹尧原配夫人的亲姑父。所以，在康熙四十八年前，年羹尧所有的关系网，都集中在明珠家族这一边。而在康熙后期的夺嫡斗争中，明珠家族的社交圈又与雍正皇帝的对头——八阿哥胤禩一系的重合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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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制度，皇子一旦封有爵位、离开皇宫独居，其本人的户籍就要被编入下五旗中的一旗，称为“皇子分府”。分府后的皇子，根据各自所封爵位的高低，和其他王公一样，也在本旗内占有一定数量的佐领，这些佐领内的人口，就成了皇子的属人。那么，皇子分府后占据的佐领从哪里来呢？主要是切割本旗原有王公的佐领而来。这也是清初统治者为加强皇权、削弱“铁帽子王”实力的重要举措。康熙四十八年，年羹尧家所在的佐领，和镶白旗的若干佐领一起，通过这种形式被从贝勒延寿名下划到了新晋封的雍亲王名下。这是个偶然事件，应非康熙皇帝特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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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八旗除“旗分佐领”外，又将隶属皇帝与宗室王公的私属家奴编为包衣籍，由包衣佐领、管领统辖。包衣籍也按旗色一分为八，但并无满洲、蒙古、汉军的区分。顺治帝一统上三旗后，私属皇帝的上三旗包衣由内务府管领，称“内三旗”；下五旗包衣分隶各王公府邸，称某王公“府属佐领”。年羹尧家族所在的是镶白旗汉军旗分佐领，俗称“外八旗人”，他与占有自己佐领的宗室王公——不论康熙四十八年以前的延寿贝勒，还是康熙四十八年以后的雍亲王，是“主属”关系，而非“主奴”关系。这种王公和属人之间的关系在八旗制度建立之初，是非常紧密而带有强制性的。但随着清代皇帝对宗室势力的不断打击削夺，这种关系逐渐弱化，到康熙中后期，情况大致可以描述为：属人对本管王公具有一定的义务，如政治上的亲近，经济上的帮衬，日常交往中、称呼上要体现尊卑关系，等等。但属人在法律上具有完全独立的身份，王公不能对其在政治、经济、人身自由上予取予夺。这是康熙年间“外八旗人”与包衣旗人在和本管王公关系上的本质区别。雍正皇帝即位以后，对宗室王公势力的打击力度空前提高，几乎彻底割断了宗室王公与外八旗属人之间的关系，属人对于本管王公的绝大多数义务都被强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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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朝的惯例，宗室王公纳娶侧室，选择范围一般限于自己所管佐领之内。年羹尧的小妹在此后的秀女选拔中，被康熙皇帝指婚给雍亲王为侧妃，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次佐领拨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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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年羹尧和雍亲王的主属、郎舅关系，并非自愿结合，而是被制度、被形势拉到一起的，不存在什么个人感情基础。另外，年羹尧从康熙四十八年起，一直在四川、陕西外任，中间只回京述职了一次，可知二人见面的次数非常有限。当然，读者们可以反问，那雍亲王分府后的其他属人，也都是如此啊，为什么这些人就能对胤禛产生绝对的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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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胤禛有一位属人名叫戴铎，任职福建漳泉道，就常常写信撺掇胤禛夺嫡争储，建议他向八弟胤禩学习，拉拢朝士、博取贤名，甚至对康熙身边的太监、宫女也要尽量交好，千万不能得罪。胤禛对此很不耐烦，但架不住戴铎一封一封地给他写信，细致入微，俨然以小诸葛自诩。其中一封信里提到，康熙如今很信任已经退休的大学士李光地，愿与他说私房话，于是十四阿哥特别优待李光地的学生陈万策，“待以高座，呼以先生”。戴铎的意思是让胤禛也对李门弟子多加致意。胤禛对此大不以为然，批曰：“陈万策之傍，我辈岂有把臭屁当香闻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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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年羹尧的情况和以戴铎为代表的雍亲王府其他属人大不相同。在被和雍亲王扯上关系以前，他已经是朝廷大臣、政治新星，是复杂高层婚宦圈中的一员。他现阶段的前途命运，只能由康熙皇帝掌握，雍亲王无从置喙，甚至连个建议权都谈不上。在诸皇子混战夺嫡的政治背景下，雍亲王府的其他属人，唯有紧抱雍亲王大腿这一条出路，方可希图个从龙有功、高官厚禄。而年羹尧则超脱得多，他最好的选择是谁的队也不站，就凭着自己的过人才干和康熙皇帝的赏识，无论哪家皇子成了新君，也不能亏待了他这个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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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是粗线条的人，处事恢宏而欠谨慎，既然不需要沾雍亲王的好处，日常相待自然也缺了主属之间该有的恭敬，以及与其他皇子之间该有的距离。然而胤禛是何等敏锐英察、洞悉人情之人，心里早摊开一个账本儿，一笔一笔，分文不落，就等着时机一到，跟这位目空一切的大舅哥算个阶段性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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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康熙五十六年，年羹尧触了不小的霉头。这一年二月，有个叫孟光祖的骗子，冒充皇三子诚亲王胤祉差遣，在全国各地招摇撞骗，其中就骗到了四川巡抚年羹尧头上。在太子被废、皇长子胤禔被拘禁的情况下，胤祉是康熙帝实际的长子，又很受乃父喜爱，地位自然与众不同。于是年羹尧随手赠给孟光祖马匹银两，似有结好胤祉之意。孟光祖离开四川后，又连骗数省，在骗到直隶巡抚赵弘夑头上时，被赵弘夑举报案发。事后，孟光祖被处斩，年羹尧等上当送礼的督抚也被处以革职留任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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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想想年羹尧不但一直跟“胤禩系”勾勾搭搭，如今还要交好胤祉，胤禛当然怒不可遏。不过，以“戒急用忍”为座右铭的他仍然隐忍不发，没有采取行动。直到康熙五十八年，对储位最有竞争力的胤禵在年羹尧等人的辅佐下连战连捷、名望日盛之际，胤禛才下定决心，必须要敲打一下这位风光无限的年总督了，免得年羹尧真的不顾主属之份、郎舅之亲，倒向自己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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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胤禛给年羹尧写了一封长信，即是刊登于故宫《文献丛编》第一辑的著名史料《和硕雍亲王谕年羹尧》。全文口气极其强硬，酣畅淋漓，颇有胤禛一贯的诛心风范。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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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汝以儇佻恶少，屡逢侥悻。君臣大义，素所面墙。国朝祖宗制度，各王门旗属主仆称呼，永垂久远，俱有深意。尔狂昧无知，具启称职，出自何典？屡谕尔父，尔犹抗违不悛，不从腹诽，而竟公然饰词诡拒，无父无君，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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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妃母千秋大庆，阿哥完婚之喜，而汝从无一字前来称贺，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启字，视本门之主已成陌路人矣。且汝所称，捐资助饷家无余财，更属无谓之甚。况我从未问及汝家囊橐，何得以鄙亵之心测我，肆而进其矫产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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