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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年羹尧这样明目张胆地跑官要官，康熙皇帝立刻拍板，晋升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主持四川全省兵民二政！当然，康熙六十年（1721）入藏战争胜利后，康熙不但没将年羹尧四川总督的任命收回，还令年仅四十二岁的他兼辖川、陕两省，成为川陕总督，并担任大将军胤禵的后勤部长和重要军事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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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军事活动外，在西部经营十余年的年羹尧对当地的吏治民生也多有作为。如抚川之初，即上奏《川省应行事宜七条折》，提出有司宜劝惩、积贮宜预备、钱法宜流通、复设铺司以便递送公文、复设州县以期有济民生、改卫所为州县以化边徼风俗、银矿开采宜奏明等改革意见。康熙六十年，年羹尧又向康熙皇帝提出“耗羡归公”的建议，即在事实上认定州县官在正税之外加派给百姓的“火耗”为合法，但限定其比例，以免基层官员横征暴敛，无限度坑害百姓。再将这笔收入上解省城，充作公用，弥补战争造成的府库亏空。年羹尧的这个建议，没有被老年康熙接受，却与雍正即位以后的做法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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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到康熙末年，年羹尧已经成为朝中最年轻、最重要、最受皇帝信任的封疆大吏。这更多的是他凭借个人出众的政治、军事能力取得的成就，而与他和雍亲王胤禛的主属、郎舅关系无关。换言之，雍正帝即位之后，年羹尧年纪虽轻，但其身份更倾向于先帝老臣，而非新朝新贵。更何况，除了雍亲王外，年羹尧靠着岳祖父明珠这条线，还与多位皇子有所交往，这委实不能不让本来孤立的胤禛带醋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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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郎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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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说到，康熙四十八年这一年，在年羹尧的一生中至为关键。这一年他先荣升侍郎，又出使朝鲜，再外任封疆，很有些一日九迁、步步高升的意思。也是在这一年，他的命运开始和雍亲王胤禛，即日后的雍正皇帝搭上关系。当年，康熙帝第二次大封皇子，原本只是贝勒的四阿哥胤禛被晋封为雍亲王。爵位提高了，相应的待遇、配置也要提高。于是，隶属汉军镶白旗的年羹尧一家随着所在的旗分佐领，就被拨到雍亲王属下，与雍亲王形成主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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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简单介绍一下八旗制度，便于读者理解。八旗主体部分按满洲、蒙古、汉军三种名色分编，称为“旗分佐领”（佐领是八旗的最基层单位）。到顺治年间，八旗中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归于皇帝亲自统领，而年羹尧一家所在的镶白旗是“下五旗”之一，隶属多个宗室王公管辖。在镶白旗所有佐领中占有最大份额的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一系。年羹尧所在的佐领在康熙四十八年前原本隶属肃亲王府的庶支——贝勒延寿。而延寿正是大学士明珠的女婿，是年羹尧原配夫人的亲姑父。所以，在康熙四十八年前，年羹尧所有的关系网，都集中在明珠家族这一边。而在康熙后期的夺嫡斗争中，明珠家族的社交圈又与雍正皇帝的对头——八阿哥胤禩一系的重合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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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制度，皇子一旦封有爵位、离开皇宫独居，其本人的户籍就要被编入下五旗中的一旗，称为“皇子分府”。分府后的皇子，根据各自所封爵位的高低，和其他王公一样，也在本旗内占有一定数量的佐领，这些佐领内的人口，就成了皇子的属人。那么，皇子分府后占据的佐领从哪里来呢？主要是切割本旗原有王公的佐领而来。这也是清初统治者为加强皇权、削弱“铁帽子王”实力的重要举措。康熙四十八年，年羹尧家所在的佐领，和镶白旗的若干佐领一起，通过这种形式被从贝勒延寿名下划到了新晋封的雍亲王名下。这是个偶然事件，应非康熙皇帝特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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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八旗除“旗分佐领”外，又将隶属皇帝与宗室王公的私属家奴编为包衣籍，由包衣佐领、管领统辖。包衣籍也按旗色一分为八，但并无满洲、蒙古、汉军的区分。顺治帝一统上三旗后，私属皇帝的上三旗包衣由内务府管领，称“内三旗”；下五旗包衣分隶各王公府邸，称某王公“府属佐领”。年羹尧家族所在的是镶白旗汉军旗分佐领，俗称“外八旗人”，他与占有自己佐领的宗室王公——不论康熙四十八年以前的延寿贝勒，还是康熙四十八年以后的雍亲王，是“主属”关系，而非“主奴”关系。这种王公和属人之间的关系在八旗制度建立之初，是非常紧密而带有强制性的。但随着清代皇帝对宗室势力的不断打击削夺，这种关系逐渐弱化，到康熙中后期，情况大致可以描述为：属人对本管王公具有一定的义务，如政治上的亲近，经济上的帮衬，日常交往中、称呼上要体现尊卑关系，等等。但属人在法律上具有完全独立的身份，王公不能对其在政治、经济、人身自由上予取予夺。这是康熙年间“外八旗人”与包衣旗人在和本管王公关系上的本质区别。雍正皇帝即位以后，对宗室王公势力的打击力度空前提高，几乎彻底割断了宗室王公与外八旗属人之间的关系，属人对于本管王公的绝大多数义务都被强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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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朝的惯例，宗室王公纳娶侧室，选择范围一般限于自己所管佐领之内。年羹尧的小妹在此后的秀女选拔中，被康熙皇帝指婚给雍亲王为侧妃，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次佐领拨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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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年羹尧和雍亲王的主属、郎舅关系，并非自愿结合，而是被制度、被形势拉到一起的，不存在什么个人感情基础。另外，年羹尧从康熙四十八年起，一直在四川、陕西外任，中间只回京述职了一次，可知二人见面的次数非常有限。当然，读者们可以反问，那雍亲王分府后的其他属人，也都是如此啊，为什么这些人就能对胤禛产生绝对的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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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胤禛有一位属人名叫戴铎，任职福建漳泉道，就常常写信撺掇胤禛夺嫡争储，建议他向八弟胤禩学习，拉拢朝士、博取贤名，甚至对康熙身边的太监、宫女也要尽量交好，千万不能得罪。胤禛对此很不耐烦，但架不住戴铎一封一封地给他写信，细致入微，俨然以小诸葛自诩。其中一封信里提到，康熙如今很信任已经退休的大学士李光地，愿与他说私房话，于是十四阿哥特别优待李光地的学生陈万策，“待以高座，呼以先生”。戴铎的意思是让胤禛也对李门弟子多加致意。胤禛对此大不以为然，批曰：“陈万策之傍，我辈岂有把臭屁当香闻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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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年羹尧的情况和以戴铎为代表的雍亲王府其他属人大不相同。在被和雍亲王扯上关系以前，他已经是朝廷大臣、政治新星，是复杂高层婚宦圈中的一员。他现阶段的前途命运，只能由康熙皇帝掌握，雍亲王无从置喙，甚至连个建议权都谈不上。在诸皇子混战夺嫡的政治背景下，雍亲王府的其他属人，唯有紧抱雍亲王大腿这一条出路，方可希图个从龙有功、高官厚禄。而年羹尧则超脱得多，他最好的选择是谁的队也不站，就凭着自己的过人才干和康熙皇帝的赏识，无论哪家皇子成了新君，也不能亏待了他这个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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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是粗线条的人，处事恢宏而欠谨慎，既然不需要沾雍亲王的好处，日常相待自然也缺了主属之间该有的恭敬，以及与其他皇子之间该有的距离。然而胤禛是何等敏锐英察、洞悉人情之人，心里早摊开一个账本儿，一笔一笔，分文不落，就等着时机一到，跟这位目空一切的大舅哥算个阶段性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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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康熙五十六年，年羹尧触了不小的霉头。这一年二月，有个叫孟光祖的骗子，冒充皇三子诚亲王胤祉差遣，在全国各地招摇撞骗，其中就骗到了四川巡抚年羹尧头上。在太子被废、皇长子胤禔被拘禁的情况下，胤祉是康熙帝实际的长子，又很受乃父喜爱，地位自然与众不同。于是年羹尧随手赠给孟光祖马匹银两，似有结好胤祉之意。孟光祖离开四川后，又连骗数省，在骗到直隶巡抚赵弘夑头上时，被赵弘夑举报案发。事后，孟光祖被处斩，年羹尧等上当送礼的督抚也被处以革职留任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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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想想年羹尧不但一直跟“胤禩系”勾勾搭搭，如今还要交好胤祉，胤禛当然怒不可遏。不过，以“戒急用忍”为座右铭的他仍然隐忍不发，没有采取行动。直到康熙五十八年，对储位最有竞争力的胤禵在年羹尧等人的辅佐下连战连捷、名望日盛之际，胤禛才下定决心，必须要敲打一下这位风光无限的年总督了，免得年羹尧真的不顾主属之份、郎舅之亲，倒向自己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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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胤禛给年羹尧写了一封长信，即是刊登于故宫《文献丛编》第一辑的著名史料《和硕雍亲王谕年羹尧》。全文口气极其强硬，酣畅淋漓，颇有胤禛一贯的诛心风范。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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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汝以儇佻恶少，屡逢侥悻。君臣大义，素所面墙。国朝祖宗制度，各王门旗属主仆称呼，永垂久远，俱有深意。尔狂昧无知，具启称职，出自何典？屡谕尔父，尔犹抗违不悛，不从腹诽，而竟公然饰词诡拒，无父无君，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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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妃母千秋大庆，阿哥完婚之喜，而汝从无一字前来称贺，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启字，视本门之主已成陌路人矣。且汝所称，捐资助饷家无余财，更属无谓之甚。况我从未问及汝家囊橐，何得以鄙亵之心测我，肆而进其矫产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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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汝在蜀骄横不法，狂悖无忌，皇上将来不无洞鉴，而尚敢谓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之不负我者，是何言欤？以无法无天之谈而诱余以不安分之举也，岂封疆大吏之所当言者？异日二字足可以诛羹尧全家！且汝与于孟光祖馈遗授受，不但众所共知，而且出自于汝家人之亲口以告我者，尚敢朦胧皇上，得以漏网？即此一事，即汝现在所以负皇上，而将来之所以必负我者也！至于我之培植下人，即其家人父子亦无不委曲作养成全，在汝固已无人心，谅必非无耳无目者。于此不思所以报称，而反公然跋扈，尔所蓄何心，诚何所挟持而竟敢于如此耶？！即此无状，是即汝之现在所以负我，即异日必负皇上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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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在朝廷称君臣，在本门称主仆，故自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至公等莫不皆称主子、奴才，此通行常例也。且汝父称奴才，汝兄称奴才，汝父岂非封疆大臣乎？而汝独不然者，是汝非汝兄之弟，亦非汝父子矣！又何必称我为主！既称为主，又何不可自称奴才耶？汝父兄所为不是，汝当劝约而同之，则犹可也。不遵父训、抗拒本主，无父无君，万分可恶。若汝或另有所见，或别有委曲，汝不妨具折启奏，申明汝之大典，我亦将汝不肯称奴才之故，以至妃母大庆、阿哥喜事，并于我处终年无一字请安，以及孟光祖之事与汝所具“异日”之启，好好存留在此，一一奏明，谅皇上自有定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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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汝父年老，汝子自当代汝奉养。汝毫不为意，七八个留任所，岂人心之能恶也。只待汝子娶亲方令来京，信乎？求忠臣于孝子也，而又使及。于我所具启，苟简无礼，言词皆谬，皆汝之不肖下属，无可奈何之所以应塞汝者，而即施之于我，是岂主子奴才之礼乎？凡此皆汝之不学无术，只知逞一时刚愎之私而自贻乃父之威耳。自今以后凡汝子十岁以上者，俱着令来京侍奉汝父，即汝昔年临行时向我讨去读书之弟侄，亦必着令作速来京，毋留在外，法成汝无父无君之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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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汝今日藐视本门主子之意，他日为谋反叛逆之举，皆不可定。汝父见汝此启，当余之面痛哭气恨倒地，言汝风狂乱为。汝如此所为而犹敢以伪孝欺人，腆言父子天性，何其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况汝父在京，我之待他恩典甚重，谅汝无父之人亦未必深悉其委曲也。然圣主以孝治天下，而于我惜老之夙心有所不忍，故不惜如此申斥，警汝愚蒙。汝诚能于此爽然自失，真实悔悟，则诚汝之福也！其犹执迷不俊，则真所谓噬脐莫及者矣！汝其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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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一上来就劈头盖脸道：“知汝以儇佻恶少，屡逢侥悻。君臣大义，素所面墙。”意思是说：我可太了解你了！你就是个轻薄浮浪的官二代，屡屡侥幸，居然混到今天总督的高位。像你这样的人，自然从来不把君臣大义放在心上。然后罗列年羹尧的几大罪状。一是给自己写信，落款只称职衔，不称奴才，且屡教不改。然而雍正帝即位以后，坚决执行“化主为君、化家为国”的方针政策，不但对旗分佐领与本管王公主奴相称的情况予以坚决打击，且不许旗下大臣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以“奴才”自称，其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可见一斑。二是自己的母亲德妃六十大寿、自己的长子弘时新婚之喜，年羹尧不但没有送礼物，连个道贺信札也没有，毫无主属之谊，简直形同陌路。三是馈赠孟光祖之事。四是年羹尧过去写给自己的信中，有“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之不负王爷”一句，这是无法无天，“诱余以不安分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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