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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十年十一月，胤禵率领亲军胜利回京，请示战后方略，康熙皇帝派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率大臣郊迎。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已经年高多病的康熙皇帝，竟然在半年之后将胤禵派回西北军前——此时距他离世只有几个月光景。雍正帝事后解读，乃父在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情况下，将胤禵再次派往西北，是故意将其遣出，给自己腾地方。如果存心想立胤禵，怎么会不让他留在身边、顺理成章地继承大位呢？但站在胤禵的立场上，也可以解释说，康熙帝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估计不足，甚至他就不是自然死亡。老皇帝在自我估量身体还可以的情况下，将胤禵派回西北，是想让他稳妥善后、成一全功，在朝中树立更高的威望。另外，胤禵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重返前线，未必不是其自己争取的结果。当时，支持胤禵争位的九阿哥胤禟就很怕康熙把胤禵留在北京，说：“皇父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说明他们把重返西北看作进一步巩固威望、谋取储位的好机会，根本没想到老皇帝会挨不到胤禵完成善后回师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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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论将这一举动做何解释，年羹尧所处的位置，对未来皇位走向的影响都可以想见。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驾崩，皇四子胤禛在京西畅春园即位。因为当日种种事体，多有暧昧不清之处，所以雍正帝即位的合法性也一直为人所诟病。登上大宝第二天，胤禛即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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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禵势难暂离，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著速行文大将军王，令与弘曙二人驰驿来京。军前事务甚属紧要，公延信著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尧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令其酌量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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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甘肃的胤禵，虽然名义上是三军主帅、执掌重兵，然而，他统领的军队成分非常复杂，包括西南、西北地区的八旗、绿营军队，以及蒙古、西藏、云南各地的部落兵。不同来源的军队各有本部将领统辖，如八旗军有西安将军，绿营兵有川陕的总督、提督，各部落兵有本部落的王公、土司。这些将领与胤禵只有临时的上下级关系，对外作战时可以听他统一调遣，然而一旦胤禵因为皇位之事，需要调转炮口，进军北京，将领们又有几个人能自取“造反”之名，同他一起行事？至于跟随胤禵从北京来到西北的八旗官兵，可以算他的嫡系，但数量不过几千人，家属又都留在北京，北京大局一定，也毫无回手之力。特别是胤禵军队的军需供给，主要由川陕总督年羹尧负责筹措，这更是卡住了胤禵的命门。所以胤禛登基以后，不过这一旨诏书，就将胤禵孤身召回北京。胤禵千恨万恨，也只能“摔牌骂骰子”，徒自发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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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年羹尧，作为两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久在西边的他显然要比带着几千八旗兵“从天而降”的胤禵更具影响力。特别是在帝位交替的关键时刻，胤禛对年羹尧充分信任，赋予他“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的便宜行事之权。而年羹尧也终于不负新君所望，稳住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大将军王胤禵，确保抚远大将军印顺利交接、胤禵只身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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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紧要关头终究团结一致，但通过以上讲述，想必读者也能够看出，胤禛与年羹尧这对郎舅之间的感情基础并不牢靠，有许多隐性矛盾在突发情况和共同利益面前被掩盖下去。此外，二人的经历、性格也很不协调：一个是半生沉潜、一飞冲天，所以心细如发、城府深沉；一个是少年得志、顺风顺水，所以大大咧咧、狂妄不羁。带着这样的性格和相处模式进入雍正时代，身份变了，心态也变了，两人之间又将发生怎样的碰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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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170614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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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报君黄金台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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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到，胤禛与年羹尧有主属之义、郎舅之亲，本应是毋庸置疑的“自己人”，但实际上，二人的关系从建立之初就阴影重重，只是在胤禛即位的一瞬间，达成了天衣无缝的默契，并对整个朝局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想见，对于年羹尧关键时刻的忠诚和干练，即位之初的胤禛还是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那段时间的胤禛高度紧张又十分孤立，对年羹尧，他唯有完全信任这一种选择。毕竟，对胤禛这样一个以“孤臣”自诩的藩王来说，在朝的当事公卿，能让他叫得出名字、说得上履历的都不多，还有些亲故情分、能大致了解的，更是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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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进入雍正朝的最初几个月，年羹尧的地位飞速提升，先后以佐理军务有功等原因，在雍正元年二月，加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此为满文，汉名为“轻车都尉”，是世爵世职中的第六等，用于封授有功的异姓大臣，子孙可袭封三次）；一个月以后，又加太保衔；没过几天，再封三等公。短时间内，从官僚阶级上升为贵族阶级，而且是“爵列上公”的大贵族，身份发生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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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异姓功臣世爵世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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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年羹尧本人外，年氏一家在雍正初年都得到特殊的待遇。雍正帝即位当月，就起用赋闲多年的年羹尧长兄年希尧署理广东巡抚，这可是个一等一的大肥缺。在清代，素有“仕途通，放广东”的民谣，广东巡抚的灰色收入，在全国所有巡抚中排位第一。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帝将皇家的钱袋子——苏州织造兼苏州浒墅关监督李煦革职，把这个差事交给了年羹尧的妹夫胡凤翚，而在此之前，胡凤翚只是个被革了职的七品知县。二月，雍正帝以皇太后的名义册封后妃，除了册立原来的雍亲王嫡妃那拉氏为皇后外，又册封年羹尧的小妹年氏为贵妃，至于雍王府其他生育了子女的侧妃、侍妾，则封为妃或嫔，与年氏拉开差距。除此之外，连年过八旬、已经退休近二十年的年羹尧之父年遐龄也没被浩荡皇恩落下，在元年二月获加尚书虚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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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氏一家原本旗下寒门，靠三代人的科举之路逐步成为高级官僚，又因为年羹尧的卓越才干，获得贵族阶层的青眼，开始与旗人贵族甚至皇室联姻。而到了雍正初年，为了将年羹尧从先帝旧臣强行转化为新朝新贵，雍正帝下足了本钱，终于让年氏家族在几个月内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变成当时的一等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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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酬答年羹尧在辅助即位时的功劳，并希望他成为真正的心腹股肱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雍正帝面前，让他必须迅速提升年羹尧的地位。那就是，在康熙皇帝去世、十四阿哥胤禵回京奔丧之际，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蠢蠢欲动，有发动武装叛乱，强行割据青海、控制西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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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和硕特部在明朝末年迁居青藏地区，其最高首领叫作“顾实汗”。康熙年间，青海的和硕特部归附清廷，并在清廷对准噶尔部的战争中充当友军。所以康熙皇帝一直对他们采取安抚笼络策略，崇封顾实汗的嫡系子孙为亲王，其余部族首领也各有爵位，甚至还将一位地位很高的宗室郡主远嫁给和硕特部的阿拉善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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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末年胤禵率领清军入藏后，为抑制蒙古人在藏区的势力，清廷不再恢复顾实汗子孙在西藏的主宰地位，而改以藏人治藏，这引起了青海和硕特部，特别是其当时的最高领袖、亲王罗卜藏丹津的不满。另外，这次战争过后，清廷以和硕特部引导清军入藏有功为名，加封罗卜藏丹津的侄子、亲清派的贵族察罕丹津为亲王，与罗卜藏丹津平起平坐，大有分而治之的意思。这让原本独霸青海的罗卜藏丹津更为恼怒，产生了联合准噶尔部、反叛割据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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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卜藏丹津的这一动向，经营蒙藏地区多年的年羹尧早有察觉，并随时向北京递送消息。因此，对于青藏地区近期仍然难免一战的局面，雍正帝是有心理准备的。而一旦开战，他当然不能将争储落败的十四弟放虎归山，再派回西北领兵。那么，由谁来主持西北局面，才能确保自己即位之后首战告捷呢？想来想去，恐怕还是年羹尧最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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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当时有两个人可以作为继任大将军的后备人选，年羹尧只能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西安将军、贝子延信。延信是肃亲王豪格一系的宗室子弟，可巧，其兄延寿，正是年羹尧的前任门主。延信是康熙末年的一员骁将，康熙五十八年，他作为北路军主将，率军从青海入藏。北路军不但行军路线上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且遇到准噶尔部主力军的激烈抵抗，历经百般艰辛，终于进入拉萨，与从云南、四川入藏的岳钟琪等部会师。为此，康熙皇帝盛赞延信“经自古未辟之道，烟瘴恶溪，人迹罕见，身临绝域，歼夷丑类，勇略可嘉”，封为辅国公；雍正即位以后，又晋封贝子。相对于延信的亲蹈险境、身先士卒，年羹尧在入藏战争中，更多时间是处在二线位置，负责调动军需、辅佐胤禵。所以论及战功，延信当在年羹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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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清朝初年，凡重要战争，一向有以皇子、宗室王公领兵的传统，就算宗室中没有大将之才，也多由宗室挂名主帅，起监督作用。雍正将胤禵召回北京奔丧的同时，也遵循了这个传统，将抚远大将军印交给身为宗室的延信护理，而以年羹尧协理。所以，一旦青海有变，无论从身份还是经验、能力的角度考虑，延信均堪胜任。相反，让年羹尧这个文官出身的汉军旗人做些辅助工作、搞搞军需后勤，还算可行，真让他领大将军印、独立统率八旗劲旅和蒙藏各部，这是宗室贵胄、满蒙大臣们很难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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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雍正帝心里很是明白，但是这个大将军的位置，他并不愿意交给延信。他后来解释说是由于“延信办理一二事不当，且延信为人敦厚迟钝，心意难周，恐误事机，故令年羹尧掌大将军印”。事实上，更重要的原因是，延信与胤禩、胤禵等人的关系不错，与胤禛本人则毫无关系。其实也不仅是延信，整个宗室集团，都是如此。那么与延信相比，年羹尧毕竟是贵妃之兄，还是要更可信任一些的。于是，他极力提高年羹尧及其家族的地位，给人形成一种“就算他不是宗室、也不是正牌外戚（皇后的亲族才能算是真正的外戚，可以推恩封为公爵），但已经享受了和外戚相当的待遇，决不会因为是‘汉’军旗，而背叛朝廷”的印象。与此同时，雍正帝将延信晋封贝勒，以安稳其心，使其与“抢”了大将军位子的年羹尧能够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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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雍正元年五月，青海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雍正帝明确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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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台吉，兄弟不睦，倘边境有事，大将军延信驻扎甘州，相隔遥远，朕特将一切事务，俱降旨交年羹尧办理，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防边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边疆事务，断不可贻误，并传谕大将军延信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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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虽然此时大将军印还在延信手中，但实际的兵权已经被雍正帝转移给了年羹尧。另外，年羹尧本职是川陕总督，辖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三省境内文武官员听其调遣，原在情理之中。而在这道上谕内，雍正帝又命包括云贵总督在内的云南文武官员也听命于年羹尧，这无异于将从西北到西南的半壁江山都临时交付与他。时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与年羹尧本来地位相当，且亦是纳兰性德女婿，与年羹尧有连襟之亲，而年羹尧受命办理四省军务之后，对高其倬颐指气使，行文直呼其名，待若下属，这也成了他后来的一条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