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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雍正年间的财神爷怡亲王允祥，与年羹尧之间亦有矛盾，起因当与年、隆矛盾的性质相近，是难以调和的职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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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登基之初，在中央和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缴国库亏空运动，试图对康熙中后期因为官员贪腐、挪用而造成的严重财政亏空进行填补，运动的总指挥就是怡亲王允祥。雍正帝深知此举一定会对官僚集团造成巨大冲击，是大难特难之事，是以在允祥受命之初，就对他说：“此等大事，你若不能查清，朕必另委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清，朕必亲自查出。”允祥倒也不负雍正帝之望，一番雷霆手段，先拿自己所管的户部开刀，查出亏空国帑二百五十万两，除将负主要责任的大小官吏抄家惩办外，剩余部分用户部官吏的“奖金”分十年完补。除户部外，其余各省法令亦严，所有亏空官员如不能按规定期限弥补，二话不说，就地解职。由于整顿力度过大，除了允祥自己背上“苛责”之名外，他的几位得力助手日子也很难过。如时任户部侍郎的蒋廷锡在出任会试总裁时，就被忌恨者散布其卖放舞弊的谣言，肆意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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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全国上下查亏空、补国库，不惜抄家抓人鸡飞狗跳之际，在年羹尧的恳求下，雍正帝对川陕三省大开其恩，屡次免其各项赔补，并免除陕西亏空官员就地解职的处罚。固然，川陕文武为此前的入藏作战出力甚多，现下又正在备战，审计太严、追究太深，容易动摇军心。但对于掌握全国清缴大局的允祥而言，这个口子一开，无异于给他本来已经非常艰难的工作来了个釜底抽薪，毕竟每个部、省都能找出特殊理由，恳请从宽。如此一来，被官场上下骂得焦头烂额的允祥无法责怪皇帝，只好将这一笔账记在年羹尧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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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矛盾还有很多。譬如年羹尧以战事需要为由，请求雍正帝准许他在西安及阿尔泰军前开捐纳，即商人富户可以通过捐钱或协助运粮的方式获得官衔。捐纳一事虽然可以一时弥补财政不足，但花钱买官，甚为主流士大夫所不齿。为此，清廷对捐纳款项的管理、捐纳人员的任用一直比较慎重。捐纳款主要交由户部统一处理，捐纳人员补授官缺的限制也非常严格，不能与正途入仕的进士、举人等量齐观。而雍正帝登基伊始，不但立即开放捐纳，还给予其十分宽松的政策安排。他一方面将西安和阿尔泰运米的捐纳钱粮直接交给年羹尧，作为军用经费；另一方面还准许相关捐纳人员“不入班次即用”，即不必在限制繁多的捐纳班次里“排队”，而是遇缺即用。这一做法给了年羹尧很大的经费自主权，使户部“天下钱粮之总汇”的权威备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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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调节允祥和年羹尧的关系，雍正帝费尽心神。雍正帝绞尽脑汁，亲自上阵，家长里短地充当调解员、和事佬。譬如雍正元年夏天，在批复年羹尧的一封奏折时，雍正帝先拉拉杂杂讲了些自己的近况，话锋一转，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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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怡亲王甚怪你自春不寄一音，近日年兴与送饷部员回来，你又寄东西来问好，他才喜欢了。有便当时常问候，亦当闲寄手札才是。他甚想念你，时时问及，你当深知他待你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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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祥与年羹尧无亲无旧，恐怕连面也没见过两次，何来“甚想念”一说？且一个身为亲王、在内辅政；一个为贵妃之兄、在外领兵。工作之外的手书往来、礼物馈赠，在政治上是何等忌讳，岂能随意为之？可知这一段没来由的话，实为雍正帝苦心撮合：先替允祥作礼贤下士状，再提醒年羹尧要与怡亲王培养一下私人感情，不可过于生分。当然，以年羹尧的脾气，这一番话无甚效用，年羹尧也并未就此话题予以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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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大捷之后，年羹尧声势愈盛，要人要钱，无所不至，自然和户部的关系又紧张起来。于是雍正帝故伎重演，再次提示年羹尧要和允祥和睦相处。他借赏赐年羹尧一款珐琅鼻烟壶的机会，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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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制珐琅烟壶二枚寄来赐你，乃怡亲王所出之款样。再怡亲王可以算得你的天下第一知己！他这一种敬你、疼你、怜你、服你，实出至诚。即去年西边大事，有许多可向你说处，话多，书不尽意，后（候）明岁秋冬来京陛见时再向你面言。奇得狠（很）！况王此一种真实公忠血诚，实宗藩中之难得者，朕当日实不深知，自即位来，朕惟日重一日待之。再户部中之吏治，若可有补于王者，只管随便写来，想王领会得来的。此谕不必令王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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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即位伊始，即命允祥主管内廷专供御用的手工作坊——养心殿造办处。兄弟二人都雅好艺术文玩，时常自行设计小物件解闷，朱批中“乃怡亲王所出之款样”，大概是指这款鼻烟壶乃是怡亲王自己设计。而从一个鼻烟壶，拉拉扯扯以至于斯，苦心诚可悯，亦颇可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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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提到过，在年羹尧担任大将军的问题上，允祥的态度和隆科多不同，他是主张对年羹尧给予绝对信任，不要因为他的汉军旗属性，就对其限制掣肘。雍正皇帝此处所说的“去年西边大事，有许多可向你说处”，或可与之对应。亦可见允祥虽然与年羹尧有一些职务上的冲突矛盾，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表现出了成熟政治家的风范。仅此一点，就足以让雍正皇帝认为，年羹尧对允祥的傲慢不尊重，纯粹是他单方面的忘乎所以、不识抬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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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雍正帝向年羹尧声称自己即位前对允祥并不深知，当然是一派胡言，但他能这样公然撒谎，实在是年羹尧虽为雍邸门下，但常年外任，对其门主的个人交往情况并不深悉，亦不清楚雍正与允祥兄弟早年笃于友爱、后期暗通款曲的事实。而雍正帝之所以要这样说，在笔者看来，是想给年羹尧一个错觉，即：虽然兄弟亲谊比郎舅更近，亲王地位比公爵更高，但我与我这位贤弟之前并没有太多的交往，我对他的信任是即位后才培养起来的，不像你我早有交情、互相了解。我希望你们和睦相处、同心协力，但你放心，对于你们二位，我会一视同仁，无所偏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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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段话最后，雍正帝让年羹尧就户部中的人事安排向允祥提出建议，当然也是拉拢、吹捧年氏之意。但完全可以想见，如果年羹尧真的不知深浅，对户部人事安排指手画脚，必然招致允祥的强烈不满。年羹尧虽然人情世故上不甚精明，大约也糊涂不到这种程度，雍正帝的便宜人情自可以放心去卖。不过即便如此，到底还是嘱咐了一句：“此谕不必令王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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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话已说得这样肉麻露骨，年羹尧仍旧漠然视之，不予回应。无奈何，几个月后，皇帝又借着赏赐小玩意儿啰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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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尺甚如意得用，带一个来，亦怡亲王之制度。王今春夏，总是小不爽，只觉瘦弱。入秋以来，已大愈矣。朕命王子、庄亲王，同四阿哥、五阿哥、六十，七月十七日往哨鹿围场地方学习弓马，以示朕不废武备之意。二者着他们养着。特令你知。因谕怡亲王之待你，真岂有此理，一片真诚敬爱，朕实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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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笑话，京中有一姓刘的道人，久有名的，说他几百岁，寿不可考。前者怡王见他，此人惯言人之前生，他说怡王前世是个道士。朕大笑说：“这是你们前生的缘法，应如是也！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说：“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大家来为利益众生、栽培自己福田，哪里在色相上着脚？若是力量差些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庭方使得。”大家大笑一回，闲写来令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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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这两段浑似信手写来的家常笑话，实则意味甚深，前一段说自己派允祥带着一干皇子、王公哨鹿秋狝，其中排在五阿哥之后的“六十”，即是年羹尧的亲外甥、年贵妃唯一的儿子福惠。因此子生于康熙六十年，或以此为乳名，也是清初满人常见的取名之法。这位小皇子年纪只有三岁，居然离开宫廷父母，随叔父等人前往木兰围猎，是很不寻常的举动。雍正将此事特意告诉年羹尧，就是向他表明，自己有意让最亲信的弟弟与年氏外甥培养感情，甚至充当其保护人——我好人都做到这个地步了，您大将军也该知点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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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段，雍正帝作嬉笑之语，明里是将自己与允祥的家常闲话说给年羹尧听，内里意思却深。雍正是佛教徒，年羹尧好道家之术，这在当时都是人尽皆知的事。而雍正此时又借几百岁的刘姓道人之口，说允祥前世也是道士，并笑称他们道士要为自己这个和尚出力，栽培福田、利益众生。他一面指示年羹尧要和允祥精诚合作，为自己的江山社稷服务；一面又颇有告诫意味地表示：必得按我所说才是栽培福田之举，才是真佛真仙真圣人，若是力量不足，没这个造化，那就难免被打回原形，各立门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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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这样自行走下皇位神坛，嬉皮笑脸，感情牌打尽，在一般人看来，已经大失君主威严。奈何年羹尧实在不给面子，奏折里从不回应表态，现实中更是无所行动。雍正二年秋天，年羹尧处理好青海的战后事务，回京觐见，其间曾到怡亲王府上拜会。一见即不投机，转脸向自己的亲信、直隶总督李维钧说：“怡亲王府邸外观宏敞，内里草率不堪。矫情违意，其志可见。”可见雍正帝那些机关算尽的好话，不但一点劝和的作用没起，还适得其反，让年羹尧感到：这位亲王明明与我没有交情，工作上又有矛盾，却在皇帝跟前装得这样谦退诚恳，心机深沉若此，还能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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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皇帝最信任的贤弟没有表现出夏天般的火热，已经是年羹尧的大失策；对皇帝的死敌没有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就更是其招祸之由。这位死敌不是别人，正是八王党的核心骨干、康熙帝的皇九子允禟。雍正即位之初，对八王党诸皇子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以军中不可无皇子为由，令允禟随年羹尧前往西宁，名曰从军，实则发配。允禟在八王党中虽然只居于辅佐地位，但其为人颇有城府，又擅长聚敛，家资巨富，所以最为雍正帝所嫉恨，程度胜过党首允禩、允禵。将这位既是兄弟又是仇人的允禟交给年羹尧看管，既是雍正帝对年羹尧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考验他作为明珠的孙女婿，是否真的与八王党毫无暧昧、划清界限。然而，年羹尧对允禟的态度，却实在不能令雍正帝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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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监视者变成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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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即位之后，对八王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其党首允禩留在身边，充任挂名首辅；将后起之秀、卸任大将军允禵安置到景陵看坟；将能力不济但外家势大的十阿哥允䄉借事革爵拘禁；而将心计最深、反抗意识最强的九阿哥允禟交给年羹尧，带到烽烟四起的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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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对年羹尧来说，看管允禟和击败罗卜藏丹津是同样重要的工作，但处理方式理应有所不同。后者是外寇，大将军受专阃之权，可以讲究个临机应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于这一点，雍正帝是清楚的，所以哪怕年羹尧焚寺屠僧、在军事行动中做出了不符合大政方针的举动，雍正帝也并没有过多表示。但前者则不然，对于这位阋于墙的兄弟，雍正帝是要随时密切关注的，年羹尧只有早请示晚汇报的义务，没有私下沟通、便宜行事的权力。可惜，精于用事而疏于权术的年羹尧并没有把这两件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分得清楚，对待前者，他采取了和后者类似的处理方式，令雍正帝绝不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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