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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雍正帝当然不满。然而仅仅是不满,哪怕是严重不满,也并不足以让雍正帝凭一时冲动拿下这位“西北王”,毕竟年羹尧是他热捧了三年的大功臣,在川陕经营十余年,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十分可观。拿下他,需要考虑两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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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合法性、合理性够不够。雍正帝是个好名声要面子的人,自己捧起来的“功臣”“恩人”,如果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或者干脆说是罪名,只因为“箕坐”这些礼仪小事,或是行为招摇一些就君臣反目,那未免显得皇帝太没有容人之量,不是个明君。年羹尧是成大事不拘小节的人,想找他的罪名,当然是不少的,但毕竟需要时间去搜集,需要人证物证来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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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控制力够不够。年羹尧在川陕等地经营多年,不但本人作战经验丰富且拥有兵权,当地主要文武官员也大多由他推荐任命,很容易形成类似中晚唐藩镇的割据之势。何况他身边还有允禟这样具有皇位争夺资格的近支皇室成员,可以与京中的其他反对派形成呼应,对即位合法性有瑕疵的雍正帝构成极大威胁。当时,在川陕核心地带,对年羹尧的牵制势力几乎是没有的,举朝上下,能够在军事上与年羹尧集团势均力敌的重臣大将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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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雍正帝来说,如果只考虑第二点,将年羹尧直接扣在北京,是比较稳妥的办法,但这显然与第一点相违背。如果要兼顾第一点,即先将年羹尧放回川陕,再搜集罪名,按照惩处封疆大臣的一般程序处理,一旦行事不慎,就可能对年羹尧及其集团造成心理刺激。万一局面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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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之后,雍正帝曾向群臣透露,说在此次年羹尧来京期间,有亲信之人建议自己,不可将其放回陕西。但雍正帝很是自信,认为自己有足够的驾驭能力,而不需要采取这种突然扣留的方式,落个不依法办事、莫须有抓捕功臣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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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处置年羹尧的问题上,雍正帝到底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和步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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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为“倒年”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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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说到,雍正二年十一月,已经立意“倒年”的雍正帝,考虑到逮捕功臣的合法性问题,将年羹尧“放虎归山”,让他回到经营十余年的川陕大本营,且仍担任抚远大将军兼川陕总督职务。不过,也是从这时起,雍正帝开始步步为营,策划布置“倒年运动”。“倒年运动”按照时间划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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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从雍正二年十一月到雍正三年初,可以称为秘密放风阶段。在这个时间段内,一切公开发布的谕旨、文件上,还没有透露出与年羹尧相关的丝毫负面信息,但在皇帝与封疆重臣们一对一交流信息的密折上,雍正帝已经开始在不小的范围内,表达自己对年羹尧的不满,并明示相关大臣要及时表态站队,最好还能就己所知揭发其大小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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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放风的对象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很得雍正帝看重,又和年羹尧无甚来往,甚至有矛盾过节的大臣。如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刚离京,雍正帝即在朱批中向湖广总督杨宗仁询问:“年羹尧何如人也?就尔所知,据实奏闻。‘纯’之一字可许之乎?否耶?密之。”在此前的两年多内,年羹尧一直被天语“定性”为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公慎无私的大功臣,甚至皇帝的恩人,而此时皇帝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而向大臣询问,年羹尧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不是能称为“纯臣”,显然是对他的“纯”度产生了高度的怀疑。杨宗仁官场老吏,焉能不知其意。又雍正二年十二月,雍正帝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奏折上批道:“近来旧旧(舅舅)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揽势之景,朕若不防微杜渐,将来必不能保全朕之此二功臣也。尔等当远之。现旧旧(舅舅)只说你操守不好,而年羹尧前岁数奏你不能料理河务,言不学无术。今岁已安澜告成,今陛见来,言‘大奇,皆皇上洪福!’,朕依此知卿之独立。只有怡亲王深言汝之好处,现你与王毫无交接,朕知之最真。今既奉旨,不必疑,不必料,可奏折之便问好请安亲近之,与你保管有益,况王公忠廉诚,当代诸王大臣中第一人也。”齐苏勒是雍正年间的治河能臣,深得皇帝倚重。在这篇朱批中,雍正帝不但将自己对年羹尧的不满向其直告,还亲自挑唆二人关系,称年羹尧曾在背后说其不称职、不学无术,真是用心良苦,对齐总督“照顾”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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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宗仁、齐苏勒和年羹尧本无瓜葛,看到这样的朱批,大约除了心里一震,意识到朝中将有大变动外,倒也谈不上有多么紧张。与他们相比,第二类放风对象就没这么超脱了。这类人大多是年羹尧的亲朋故旧,或是由年羹尧提拔荐举的文武大臣,只是其人或有才干,或与皇帝也有亲旧,有分化瓦解、笼络保护的必要。提前放风,是对这类人物的试探之举。如果他们能明确表态,甚至对年羹尧反戈一击,自然可以保全;如果虚与委蛇,甚至被发觉与年羹尧通风报信,自然彻底坐实为“年党”,只待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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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直隶总督李维钧是年羹尧举荐的重臣,雍正帝立意“倒年”后,头一个向他放风:“近者年羹尧奏对事件,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之好。”又如安徽巡抚李成龙与年羹尧为通家世好,雍正帝在雍正三年正月向他说:“近日年羹尧甚作威福,贪取贿赂,朕甚怪他负朕。况你儿子在彼,你等原是世交,若通情则可,若畏惧附和他,恐为他连累也,诸事当慎之。不但年羹尧自己仗不得,凭谁不能致尔等祸福也。除你本王之外,总孤介好。今雍正三年矣,向日得力之行为,今皆不灵应也!改之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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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本王”即是怡亲王允祥。雍正帝向大臣放出“倒年”风声的同时,往往告诉他们:朝中只有怡亲王最值得我信任,你们要向怡亲王靠拢,有什么不便直接上奏给我的事,都可以向怡亲王反映,他就是我的代言人。雍正帝最忌讳大臣搞“团团伙伙”,特别是结交宗室王公、权臣亲贵,可他也明白,“朝里有人好做官”,是官场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皇帝高高在上,虽然推广了和大臣一对一联络的奏折制度,但要真正实现扁平化管理,也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孤介自持、不依附权贵的官员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很难立足,更难施政。与其让他们各寻门路,去投靠自己的亲友、同年、恩主,不如亲自为他们指定一个和自己一心的“泰山之靠”作为联系人。他当年极力拉拢年羹尧与允祥的关系,意出于此,如今密令群臣抛弃年羹尧而结交允祥,也是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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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从雍正三年初到当年四五月,是公开放风与搜集证据阶段。在这个阶段内,雍正帝开始在公开的谕旨、文件上事无巨细地批评年羹尧。比如著名的金南瑛事件和朝乾夕惕事件,就分别发生在当年正月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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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正月,一贯只受表扬的年大将军被皇帝公开点名批评,并交吏部议处,理由是他指使自己的亲信、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劾了一位下属官员——陕西驿道金南瑛。督抚参劾下属官员,本是分内之权,除非有特别充足的理由证明督抚滥施淫威,皇帝一般不会予以驳回,更不会指斥督抚。但对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金南瑛,雍正帝极力维护,指责年羹尧、胡期恒是“妄参”,理由只有一个:金南瑛曾经是怡亲王保举过的会考府官员,怡亲王保举的人,怎么会不称职呢?必然是你年羹尧排斥贤良、任用私人。显然,这是与朱批中要大臣远年羹尧、亲怡亲王的态度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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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三月,北京城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象,是所谓的祥瑞之兆。按照惯例,一定级别以上的大臣都要向皇帝上贺表,歌颂皇帝圣德感天。这一类文字,实属套话具文,向来由督抚大臣的幕府起草、誊抄,送到北京后,不迷信祥瑞的皇帝通常也不会亲自阅看,走走形式、表表忠心而已(雍正帝晚年有迷信祥瑞的倾向,这一阶段则完全没有这样的迹象)。但就是这一次,存心鸡蛋里挑骨头的雍正帝发现年羹尧的贺表里出现了错字,即将用以形容皇帝夙兴夜寐、励精图治的美好词汇“朝乾夕惕”写错了,写成了“夕阳朝乾”。雍正帝将这个文字错误无限上纲上线,说:年羹尧不是个粗心的人,他的贺表写成这样,是故意的。他不愿意用“朝乾夕惕”这四个字来评价朕,这是“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他既然不认可朕的政绩,那么他的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这样的话都说了出来,满朝文武大约再也没有人看不出皇帝的意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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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第二阶段内,一部分在前一个阶段受到秘密暗示的大臣,开始或秘密或公开地弹劾年羹尧,揭发了他各式各样的罪状。雍正帝顺利找到“倒年”合法性的抓手,开始向各地派人,就这些弹劾的内容落实人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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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阶段在“倒年”运动中至关重要,其时,雍正帝尚未对年羹尧采取任何实质性惩罚措施,只是进行笔头警告。事实上,自从雍正二年底离开北京,年羹尧就开始直接面对雍正帝的敲打。按照惯例,他一回西安总督衙门,就向北京递交了一个谢恩折子,一方面报告皇帝自己已经回任,一方面感谢皇帝对自己在京期间给予的厚待优赏,承认自己过去犯了很多错误,感谢皇帝的宽容谅解。雍正帝在此奏折后面,批了很长的一段话,意思颇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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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终,不令一身置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置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地。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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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接此朱批,自然惶惑,忙表态说自己秉性庸碌愚昧,犯了很多错误,皇上不忍加罪,还这样教育他,他非常感激,一定自勉赎罪云云。对于年羹尧这样的回复,雍正帝的朱批口气似乎稍缓,表示“览此奏朕心稍喜,过而能改则无过矣”,但转而又语带讥诮,说只恐年羹尧对自己的告诫不能心悦诚服。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可惜朕恩,可惜己才,可惜奇功,可惜千万年声名人物,可惜千载奇逢之君臣遇合,若不知悔,其可惜处不可枚举也”。雍正三年二月,雍正帝又因金南瑛等事,命新任陕西巡抚石文焯带话给年羹尧,质问说:“怎么连他也不知道朕呢?着他回奏。”年羹尧无奈表态,称自己确实是认识到错了,确实是心悦诚服、忠心耿耿,但又彷徨莫措,不知如何改过。雍正帝接到年羹尧这些惶恐悔过的奏折后,显得十分不屑,冷冷批曰:“彷徨莫措,亦自信不及尔,如果知恩,何罪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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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年羹尧仍然身在西安,掌握兵权,一旦受到严重的心理刺激,酿成兵变甚至引发全面战争,都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雍正帝身边的亲信重臣对此皆有忧虑,曾劝谏这位不让人省心的话痨皇帝,发表关于年羹尧的言论,最好留有余地,要有“防闲”之心。不过,权术深沉、胸有成竹的雍正帝是不管这一套的,人家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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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之所以如此宽心,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做到了团结反年派,特别是让一些“关键少数”站在自己这一边,与年羹尧划清界限,并因势利导,完成重要位置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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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提到过的史贻直,时任吏部侍郎。他与年羹尧是同榜举人、同榜进士,又受到过年羹尧的举荐,可称同年故旧。雍正帝爱惜史贻直的才干,却也有些许疑虑,就找史贻直谈话,单刀直入发问:“你是年羹尧推荐的人吧?”史贻直当即对答:“推荐臣的是年羹尧,但重用臣的是皇上您啊!”雍正帝听后非常高兴,对史贻直转疑为信,并派他担任钦差,到年羹尧的钱袋子——山西河东盐场——调查年羹尧滥发盐引、贩卖私盐的罪证,成效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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