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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归正传。拉锡等人在杭州将军衙门向年羹尧宣读收押他的旨意后，即将年羹尧锁拿并带至其在杭州的住所，连夜抄没家产，逮捕其妻妾子女家奴等人。据拉锡后来的奏折中说，年羹尧在抄家过程中表现得十分强硬，呵斥自己的儿子们：“有什么好怕的？”抄家结束后不但吃嘛嘛香，还与看守官兵谈笑风生，并在拉锡向他询问是否有往来书信时大大咧咧地说：“谁还没有一点私事，书信我都烧了！”拉锡在奏折中评价他是“似蒙冤愤愤、自充好汉”“如强盗、光棍拿赴市曹高歌之人”。拉锡与年羹尧本有宿怨，奏折里添油加醋，将年羹尧形容得十分傲慢，以激皇帝之怒的可能性有之；但就年羹尧本身的脾气禀性，面对他一贯看不上的拉锡的羞辱，强顶一口英雄气，虎死不倒威，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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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五日，年羹尧及其家属被解送到京，关入刑部大牢，“倒年”进入最后阶段。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年羹尧及其军政集团对于政权的威胁，已经彻底消失了。接下来的问题是雍正皇帝究竟要将年羹尧如何开销。是议功议贵，吓唬一通让他告老致仕？还是流放边陲、老死囹圄？抑或真的痛下杀手，让他在四十多岁就蛋白质形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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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法司给犯罪官员拟罪向来有这样的规律：对于中低级官员的一般职务犯罪，比如经济问题、渎职舞弊，等等，能轻判绝不重判。所谓官官相护，给自己留有余地是也。而对于高级官员，特别是权贵重臣所犯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震动天听的罪行，则要从重定拟，越重越好，绝不嫌重。一来省得皇帝怀疑法司对其党同回护；二来就算皇帝有心从宽，也要“恩自上出”，由皇帝特旨从宽。如果法司拟罪本宽，那恩来无由，皇帝就做不成人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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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一案，当然属于后者。整个十一月内，各地文武大臣的题本陆续送到北京，结果当然是众口一词、同声一气：“疏参年羹尧欺妄贪残、大逆不道，请亟正典刑。”皇帝对所有的题本均不置可否，只批以“该部知道”四个字。刑部大小官吏开足马力，通宵赶稿，终于不负众望，给年羹尧安排了九十二款大罪，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全体通过，提交到雍正皇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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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刑部上下案积如丘、加班加点的时候，一个敏感的小插曲出现了。礼部突然接到上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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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妃年氏，秉性柔嘉，持躬淑慎。朕在藩邸时，事朕克尽敬慎，在皇后前小心恭谨，驭下宽厚平和。皇考嘉其贵重，封为亲王侧妃。朕在即位后，贵妃于皇考、皇妣大事悉皆尽心尽礼，实能赞襄内治。妃素病弱，三年以来朕办理机务，宵旰不遑，未及留心商榷诊治，凡方药之事悉付医家，以致耽延日久。目今渐次沉重，朕心深为轸念。贵妃着封为皇贵妃，倘事一出，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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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由内阁拟写，经雍正帝亲笔批改。内阁所拟原文中写的是“著封为皇贵妃，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所谓“一切礼仪”可以理解为衣食住行种种仪制，而无所特指。而雍正帝在“一切”二字之前，亲笔增添了“倘事出”三字。所谓“事出”，当然是指年贵妃一经去世的情况，而“一切礼仪”也就变成一切丧葬礼仪。可见此时的年贵妃已经危在旦夕，晋封皇贵妃的举动，对她算是个临终的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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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年贵妃的病重和去世，对于年羹尧案的进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下一篇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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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年公最小偏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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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氏家族中，年羹尧其实是一个不太典型的存在，他骄傲强硬的性格，与其父兄姊妹迥异。是以很多野史都乐于八卦年羹尧的身世，说他只是年遐龄抱养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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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为人谨慎小心，所以宦途比较平顺。他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从湖广巡抚任上退休后，常年居住在北京，和女婿雍亲王的交往应该是比较多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在那封著名的《和硕雍亲王谕年羹尧书》中，胤禛就对年羹尧跳脚大骂，说：你抗拒本主、不听父训，所以不但惹我生气，还让你的老父年遐龄又惊又气，以至于当我把你那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书信给他看时，他惊吓得哭骂愤恨，痛斥你胆大妄为，甚至当着我的面晕倒在地。如果不是雍亲王过于夸张，那么可以想见，年遐龄的为人确实比较谨小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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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年”开始后，对年羹尧步步紧逼的雍正帝对年遐龄倒是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尽量将其父子切割处理。雍正三年底，九卿会议讨论年羹尧罪名时，拟以年遐龄连坐。大学士朱轼秉承雍正帝的意思在会议上发言，说年遐龄为人忠厚老实，不但没有参与年羹尧的悖逆活动，还多次对年羹尧进行训诫，已经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以子坐父，于情理不合，建议不要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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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遐龄的长子年希尧在性格上颇肖乃父，胆子也比较小。除了胆小之外，这位博学广识的科学家还有些“呆”气，被妹夫胤禛称为“呆公子”。年希尧爱好广泛、智慧过人，但是当官很不上道，终日在官舍里看戏聚饮，不肯勤于政务不说，对官场上的分寸拿捏、轻重缓急，也一直弄不大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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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年希尧虽已官至巡抚，仍然不熟悉行政流程。他赴广州上任前，怡亲王允祥曾交托他办一件事。对于这样重要人物交代的事情，换了其他人，必定重视得无以复加，早请示晚汇报是免不了的。然而年希尧迷迷糊糊，一拖就是一年多，好不容易想起来还有这么件事，也是胡乱应付一下，甚至没有用正式文本进行回复，而是写了几句嘱咐的话，交给家里奴仆，上京时顺便到王府回话。主人天日不醒，奴仆也晕头转向。这位老兄来到北京后，径直将小纸条送至王府签押房，递交给怡亲王。此事传到雍正帝耳朵里，年希尧自然躲不过一顿臭骂，说他“如此无知，笑话之甚”“打错了呆主意”“看你这才情，如何办一省繁冗”。不过，雍正对年希尧的骂总是有些亲戚朋友间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和对年羹尧那样的跳脚大骂是很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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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年”公开化后，年希尧被免去广东巡抚职务，调回北京，担任工部侍郎。但主管工部的廉亲王允禩自身难保、表态心切，遂以工部全体官员的名义上奏，表示不愿与逆臣之兄做同事，请求将年希尧调离。而随着年羹尧被押送到京，刑部开始不断要求年希尧“出庭”，就一些问题和年羹尧当面对质。在这样的精神高压下，“呆公子”年希尧却表现出了很有骨气、有情义的一面。他写奏折告诉雍正帝：自己与年羹尧是亲兄弟，虽然他现在犯了大罪，我对他的很多行为一直也比较反感，但本着亲亲相隐的原则，我不能去和他当堂对质，更不能为了自保增加他的罪名。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八十几岁的老父亲会非常难过。若皇上因此怪罪于我，我只好万死不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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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致力于撺掇“年党”核心人士揭发批判年羹尧的雍正帝，最终接受了年希尧的这一请求，避免了一场违背儒家价值观的伦常之变。在年案定罪的最后关头，雍正帝针对年遐龄、年希尧父子发布上谕说：“年羹尧刚愎残逆之性朕所夙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听从，而向来视其父兄有如草芥。年遐龄、年希尧皆属忠厚安分之人，着革职，宽免其罪。”不过，这种革职只是临时做做样子，年希尧很快实现了再就业，被特别了解雍正帝心意的怡亲王允祥“收留”，担任景德镇御窑厂监督，与允祥负责的养心殿造办处合作，研制开发享誉中外的雍正瓷。雍正五年（1727），年遐龄病故，雍正帝下旨以其原有的官品礼葬，彻底恢复名誉。以上种种，显示出雍正帝在对年羹尧痛下杀手的同时，对待年氏家族的其他主要成员，还是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尽量避免打击范围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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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厚待年遐龄、年希尧父子，应与他对年贵妃的感情有一定关系。贵妃是年遐龄幼女，亦与父亲、长兄性格相类，为人温和小心，从不恃宠而骄、干预政事。民国时期的财政总长夏仁虎热衷于清宫掌故，曾作《清宫词》，记述清代宫廷故事。其选材多有所本，如《实录》《宫中现行则例》及内廷大臣的文集、笔记等等，非一般的野记稗史可比。雍正朝部分共九首，其中第三首提到了年贵妃，诗云：“六宫总摄被玄纁，天后銮仪一半分。敦肃独全终始礼，家书不发大将军。”后有小注：“清宫制，后以下皇贵妃最尊，可总摄六宫事，即副后也。宪宗（应为世宗宪皇帝）敦肃皇贵妃，年遐龄女，大将军年羹尧妹，最谨慎，偶有家书，必先呈御览，故得全始终礼。”诗中描述的情形，基本可以反映年贵妃的生活状况和行事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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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贵妃嫁入雍亲王府后，十年时间生育了三子一女，但大多夭折，到雍正三年时，仅余一子，名福惠，年五岁。雍正帝的嫡子早亡，雍正初年在世皇子都是庶出，共四人，其中长子弘时是齐妃李氏所生，素不为其所喜。雍正四年，皇帝以弘时少年放纵、行事不谨为由，将这位长子过继给自己的死对头允禩为子，并很快随允禩一起被开除宗籍、贬为庶人。一年后，年仅二十四岁的弘时就郁郁而终了。雍正帝在子嗣不振的情况下，以含糊的理由对唯一成年的长子痛下狠手（他的次子弘历此时只有十五岁，尚未成婚，不能算作成年），背景十分可疑。目前仅知，弘时曾向年羹尧索贿一万两白银，在年案爆发后被揭发出来，至于其他放纵不谨之事尚不得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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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时之下有皇子弘历、弘昼，二人年纪相仿，都是雍亲王藩邸没有“编制”的妾所生。不过，弘历生母钮祜禄氏是满洲正身旗人之女，弘昼生母耿氏是镶白旗包衣辛者库人之女，所以在雍正即位时，前者被封为熹妃、后者被封为裕嫔，拉开了档次。雍正年间，皇帝对弘历、弘昼二人的态度、待遇，始终不分轩轾，尽量不给人厚此薄彼、有所偏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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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弘时等三人相比，福惠不但生母地位更高、母家势力更大，本人也更受到乃父宠爱，一直被雍正帝带在身边培养。无论朝鲜使臣还是清宫西洋传教士，都观察到了雍正帝对福惠的特殊宠爱，朝鲜人甚至将其视为储君人选。对于福惠的特殊地位，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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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六年，大部头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告成，首次刻印的《集成》按用纸的不同分为两个档次，高级的是棉纸书，共十九部；差一些的是竹纸书，共四十五部。十九部棉纸书中一部供奉寿皇殿，九部收藏在乾清宫，其余九部则分别赏赐给了雍正帝认为最重要、最亲信的宗室成员和内外重臣，包括：怡亲王、庄亲王、果亲王、康亲王、福惠阿哥、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岳钟琪每人一部。四十五部竹纸书中三十部收藏宫中，十五部分赏给次重要的王公大臣，包括：诚亲王、恒亲王、咸福宫阿哥（康熙帝幼子）、元寿阿哥（弘历）、天申阿哥（弘昼）、励廷仪、史贻直、田文镜、孔毓珣、高其倬、李卫、王国栋、杨文乾、朱纲、嵇曾筠每人一部。年仅八岁的福惠是当朝皇子中唯一获赐棉纸书者，待遇高于其兄弘历、弘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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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六年九月，八岁的福惠夭折了，雍正帝极为悲痛。按照清代制度，皇子、公主如果幼年夭折，丧葬礼仪都是很简略的。这让爱子心切的雍正帝难以释怀，他特意下旨，以亲王之礼为八岁稚子办理丧事。两年后，怡亲王允祥病逝，雍正帝在怀念贤弟的上谕中提到了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即如从前八阿哥之事，彼奸邪小人之意中，亦必以为朕心之痛至于不可解矣。岂知朕衷自有主见，安肯效庸众之人为无益之悲耶？但八阿哥之事乃朕父子之私情小节，可以即时摆脱，不使萦绕于怀，而怡亲王之事，则有不同者……”这里面提到的八阿哥，就是福惠。所谓“朕心之痛至于不可解”的说法，虽然被批判为“奸邪小人之意”，但福惠的死让雍正帝痛苦难当以至于看起来有些失态，应是事实无疑。福惠八岁夭亡，能表现出的个人资质非常有限，而居然能够得到雍正帝如此地宠爱，其中必然有推母氏之恩的意味。可见雍正帝虽然整体上对后宫生活比较淡漠，男女情爱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帝王生涯中占据非常次要的位置，但对于年贵妃母子，他还是倾注了较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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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贵妃体质虚弱，生育频繁，子女连续夭折。雍正帝即位时，她正在怀孕初期，因为大丧期间过于劳累，在怀孕七个月时小产。但仅仅一个月后，雍正帝的生母孝恭仁皇太后去世，如欲力疾尽礼，想必又受累不少。此时的年贵妃虽然只有三十岁左右，但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已经不大好了，应付繁复的宫廷礼仪感到力不从心。雍正初年，她虽然身居高位、圣眷优隆，在内有子傍身，在外有炙手可热的家族，特别是不可一世的兄长，但对一个读书知史、性情谨慎的女子来说，恐怕也难免有忧谗畏讥的焦虑。所谓“家书不发大将军”，就具有强烈的表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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