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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交代一下蔡珽以后的经历。蔡珽少年时就有父亲从紫袍金蟒到披枷带锁的记忆，中年后又亲身经历了一回，想来心理创伤不小。这次赶得巧，靠着揭发权臣否极泰来走向人生巅峰，大约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从此开始了一条专门挑战权臣宠臣之路，以此向皇帝展现自己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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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底，红极一时的新任川陕总督岳钟琪进京陛见。蔡珽一边向雍正帝称岳钟琪“叵测”，不能信任；一边借助任职直隶总督的便利，向在保定住宿的岳钟琪密告，说怡亲王允祥对他很不满意，让他小心行事，导致岳钟琪入京之后心神恍惚、惶惶不可终日。后来，雍正、允祥、岳钟琪三人就此误会私下通了气，蔡珽几头挑拨的事就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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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晚时候，蔡珽又被雍正帝认为联合本科同年，与当朝另一位红人、河南巡抚田文镜开战。田文镜是监生出身，被雍正帝一力提拔，在朝中没有其他依靠。田文镜在河南任上行事严苛，与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怨不少，却为雍正帝所袒护。而科举同年抱团“欺负”非科举出身的“实干派”督抚，则大为雍正帝所忌讳。本来宠信田文镜的雍正帝一不做二不休，坚决为田文镜撑腰，将蔡珽等人斥为“科甲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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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权势正盛的蔡珽一度对怡亲王允祥也颇有微词。当时京畿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允祥奉命巡视畿辅、赈济灾民，沿途根据“拦舆百姓”提供的线索，参劾了不少直隶地方官。蔡珽就此密奏皇帝，言辞中颇有责怪允祥少见多怪、过度插手地方政务的意思。这样的说法传到允祥耳中，其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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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掀翻红人中受益，而后挑战红人上瘾的蔡师兄，风光了不到两年，就一头栽倒，迭遭惩处。雍正四年底，蔡珽以十八款大罪被判斩监候。除了新加的罪名，如构陷岳钟琪、诬参田文镜等外，之前被年羹尧参奏过的很多罪名也被重新落实，旧瓶新酒，毫不糟践。直到乾隆皇帝即位，蔡珽才被从监狱中赦免出来，于乾隆八年（1743）悄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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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案的爆发在雍正帝是胸有成竹，但在群臣看来，却是如此的突如其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多少人“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多少人“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譬如以上范时捷、胡期恒、蔡珽三位，无论在选择中怎样挣扎，归宿均属不佳。命运摆在这里，只有留给读者们嗟兮叹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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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逮捕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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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雍正三年四五月起，年案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持续到当年十一月，以免去年羹尧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改调杭州将军为始，以将其免去所有职衔，锁拿进京告终。在这期间，雍正帝严格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则例》的规定，以及相应的法律、行政程序，以各种罪名，将年羹尧的爵位从一等公降为二等公、从二等公降为三等公、再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汉语意为子爵）、再降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汉语意为男爵）、再降一等阿达哈哈番（汉语意为轻车都尉）、再降一等拜他喇布勒哈番（汉语意为骑都尉），最后革去爵位；将其职务，由川陕总督改调杭州将军，再降为闲散章京，最后全部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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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内外大臣针对年羹尧的弹章雪片一样飞向北京，各个方面的证据也基本落实清楚。雍正帝将这些章奏原封发给年羹尧本人，令他逐条“明白回奏”。对于皇帝的步步紧逼，年羹尧显得应接不暇，甚至不敢相信雍正帝真的会把自己摆到对立面。年羹尧一向有心脏病，在西宁守城时曾经发作，雍正帝以“天王补心丹”相赐，对他的病情十分了解。从北京回到西安后，年羹尧接连遭到皇帝斥责，心情紧张，旧疾复发。他在奏折中自称雍正三年入春以后，自己饮食减少，夜不能寐，二月初吐血三次，渐觉头晕，办事也力不能支，到三月病势稍好，但身体瘦弱。岳钟琪也在奏折中证明年羹尧确实面色苍白、躯体瘦弱，身体状况尚不如在西宁守城时。但雍正帝看到这样的说法，很不买账，认为他是以生病为托词，不肯正面承认自己的过错，遂批以“你的精神再不得短少”“凡有言及你病者，朕皆难信矣，况你再不得病？不用这些作为，君臣彼此徒寒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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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四月十八日，年羹尧接到吏部咨文，得知自己被免去川陕总督一职，改调杭州将军。对于这样的结果，年羹尧极难接受，他知道一旦被剥夺兵权，离开川陕大本营，就再也没有和皇帝讨价还价的条件了。于是，他一面按惯例写下谢恩折子，说自己庸碌之资，担任封疆日久，又值重病，昏聩日增，办事经常出错，现在皇帝将他调到杭州将军这个“简缺”上来，是爱护、保全他，他也能有机会调治身体，对此非常感激云云。而与此同时，年羹尧又暗示西安地方官组织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保留”活动，想借“民意”给北京施加压力。在一般人看来，这样的做法是个危险的信号，似乎是年羹尧意欲殊死一搏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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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羹尧的说法和做法，做了充分准备的雍正帝应对十分自如。他先在年羹尧的“谢恩”折上长篇累牍大发诛心之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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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否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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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你我二人若不时常抬头看，使不得。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讽刺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朕亦只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不是当要的主意，大悖谬矣！若如此，不过我君臣止于贻笑天下后世，做从前党羽之畅心快事耳。言及此，朕实不能落笔也。可愧！可怪！可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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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朱批的后半段可谓对年羹尧此前一切解释的全面否定，认为他口是心非，即便认错也是暗含讽刺，内心里还是责怪皇帝听信小人谗害功臣之言。并将自己的“君道”与年羹尧的“臣节”彻底对立起来，指天誓日，要先占一个“是”字，彻底将年羹尧证成大奸大罪之人。而前半段更是挑明了年羹尧的最大威胁是“称帝”“造反”，什么调你任杭州将军是让你休身养息、减少公务啊，你编排得倒巧！朕就是听说那里有造反的谣言，偏要派你这个有本事造反、也有本事镇压造反的人去，何去何从，听君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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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皇帝积极布置新的川陕班底，特别是军事班底，除任命已经转换阵营的岳钟琪接任川陕总督外，还将那位比年羹尧更有资历出任大将军的宗室贝勒延信也调到西安城，担任西安将军，统领西北的驻防八旗。当年羹尧发现，奉皇帝之命来到西安向自己逼宫、接替自己担任川陕总督的竟是岳钟琪时，他明白地意识到，自己的川陕军政集团已经被雍正帝彻底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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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离陕之前，与岳钟琪有几次私人对话，被岳钟琪一一上奏给雍正皇帝。如六月十三日，年羹尧对岳钟琪说：“我的事皇上曾有谕旨否？你我相与一场，你须实实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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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答曰：“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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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随后哭泣不止，感叹：“我将来身家性命是不能保了……我的病不好，每夜出汗，饮食减少，身子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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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不过虚言安慰说：“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罪，调升将军，从此若能悔罪改过，诸事安静，自然无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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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二人又一次单独会面，年羹尧说：“我们交代之事已毕，我明日起身，又有一件事托你。我的两个儿子，一名年富，一名年斌，河东盐商傅斌，即此二子之名捏的，求你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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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回道：“河东盐务现有钦差部堂审理，令郎未必能行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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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说：“如不行就罢了。我的事凡可照应者，务求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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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回答：“君恩友义，轻重自分。无论事之大小，断不敢隐晦存私，诸事总在圣恩，照应二字不敢如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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