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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蔡珽奏折外，雍正年间的权威文献、档案，如《雍正朝起居注》《上谕档》，以及涉事大臣如步军统领等人的奏折内均未见关于此事的记载。反而到了乾隆年间，一个名叫萧奭的扬州小文人在他的笔记《永宪录》中提到了这件事。萧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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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十月）戊辰（初四），野虎入年羹尧家。虎由西便门进正阳门西江米巷（今称西交民巷），入年羹尧旧宅，咬伤数人。九门提督率侍卫枪毙之。上降谕：朕将年羹尧解京，本将仍加宽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当诛，将虎仍还伊家。相传年羹尧生时有白虎之兆。都城人烟稠密，环卫森严，竟无人见虎所由来，亦非偶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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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宪录》的取材据萧奭自己说是朝廷的“诏旨”，实际上源头颇杂，也有不少道听途说和自行拼凑的内容。像这条记载，就和雍正帝本人的说法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别，比如老虎到底是由东便门上城还是由西便门上城，沿途伤人与否，杀虎的武装人员到底来自哪个衙门等等。不过，《永宪录》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虎入年家”事件的确切月份，即雍正三年十月初。雍正三年十月初三，正是当年立冬之日，北京河面尚在封与未封之际，大概还是可以给老虎提供芦苇荡藏身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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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雍正帝一点大事小情就要满世界发布消息的一贯作风，这样情节玄幻、象征意义重大的“从古罕闻之事”，只对蔡珽一个人当笑话随便说说，似乎不大像他的风格。另外，如果确有老虎进城，甚至老虎“自带导航”进入年家之事，北京城内不说全城震动，至少民间也要议论纷纷、广为流布，那么到了乾隆、嘉庆年间，恐怕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过纪昀、袁枚、昭梿这类八卦圣手的笔去。可就是这么一件大奇事，不但当时没刷上头条，事后也不见高手编排，只是被名不见经传的萧奭记录下来，且来源很可能也只是刊本《朱批谕旨》中被删改过的蔡珽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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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上原因，笔者大胆推测，发生在雍正三年初冬的这件“虎入年家”奇闻，并非事实，而是一个被过分夸大的普通事件。所谓被夸大的，就是说本来存在一个并不那么“奇”的事实：比如一只来自北京西北山区，或是京郊皇家动物园中的老虎确实稀里糊涂地溜达到了北京城区周边，但并未进城，更未“自带导航”进入年家；也可能是某日年家确实进入了一只体型庞大的猫科动物，譬如狸猫，而被夸张成老虎等等，于是凭空产生的谣言。而谣言的源头并非旁人，就是雍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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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在这个时间点上，以一件“奇事”伪托天意，并单单告知“倒年先锋官”蔡珽，我想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对于年羹尧的处理，他此前尚有犹豫不决之意，此时则下定决心。如果下定决心的理由不便为外人道，那么托词天意，就是最省事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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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将年羹尧必死的“天意”告知蔡珽，是给这位倒年大将吃一颗定心丸，鼓励他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倒年工作中完成更艰巨的任务。毕竟，年羹尧此际虽然落魄已极，但年纪只有四十几岁，亲妹妹、亲外甥还是皇帝最宠爱的贵妃、幼子，只要一时不死，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到那个时候，只怕蔡大人哭都没处哭去。而蔡珽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心存疑虑，现下对皇帝的效忠也要打不少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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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雍正帝一定要将已经被彻底剥夺了兵权、剥离了党羽，对自己毫无威胁的年羹尧置于死地，甚至不惜承担诛杀功臣的恶名呢？我想这很大程度上还是与年贵妃所生的皇子福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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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在康熙末年储位大战中乱中取胜的雍正帝吸取乃父在立太子问题上的惨痛教训，上台近半年，就召集满汉文武大臣，谈及储位之事。他说：皇考选择朕躬继承皇位，是“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皇考在世时，对储位一事“身心忧悴，不可殚述”。我的福泽、能力那是远远没办法和皇考比的，所以我的儿子们虽然都很年幼，立储是必须慎重的大事，不应该现在举行，但“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实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这番话说完后，他命人将一个密封好的锦匣放在正大光明匾后面，至于匣中放置何物、书写的是什么内容，都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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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雍正帝存世的四个儿子中，长子弘时将近二十岁，已经成人娶妻，但弘时素为其父所不喜，此时恐怕也不在备选之列。其余诸子中，弘历十二岁、弘昼十一岁、福惠两岁，均可称为年幼，先不说才识资质、发展前途如何，在那个青少年早夭率很高的年代，是否都能顺利活到娶妻生子，尚且存疑。所以，雍正帝这一次的“秘密立储”活动，昭示自己帝位合法性的意义更大于确立储君的意义。而在皇帝本人掌握了立储的全部主动权后，“易储”与否，也不过就是他再写一张纸条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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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我们提到，在四位皇子中，福惠虽然年纪最小，但其母地位最高，他本人最受雍正帝喜爱，在一些事情上享受的待遇高于其兄弘历、弘昼。另外，雍正帝非常乐意培养福惠与自己最亲信的弟弟怡亲王允祥的关系，曾放心地让只有三岁的福惠跟随怡亲王赴木兰围场秋猎，并将此事仔仔细细告诉远在万里之外的年羹尧。允祥比雍正帝小八岁，虽然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大好，但考虑到年龄差距较大，雍正帝仍然认为他应当比自己活得更久，可以托付后事。允祥去世后，他曾毫不避讳地将这层意思表达出来，如传旨在廷王公大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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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年齿小朕八岁，不但赖王赞襄朕躬，且望王辅弼于将来，为擎天之柱石、立周公之事业，使我国家受无疆之福，此实朕之本怀，岂料王竟舍朕而长逝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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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说这段话时，未来的乾隆皇帝已经二十出头，是成年人了，显然，他对乃父安排“周公”的初衷是不会感到愉快的。于是，乾隆年间编纂的雍正《实录》虽然收录了这道长篇上谕，却将此段文字删去，目前只能在更原始的雍正《上谕档》和《起居注》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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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允祥死后，正在生重病的雍正帝还写信给另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重臣云贵总督鄂尔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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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不料怡亲王贤弟仙逝，朕从前意望，凡朕生前身后、朝廷内外、大纲节目，得王一人，朕实心神俱为之安悦，毫无疑顾。今不幸朕弟舍我仙逝，朕之悲悼思痛且不必言，朕向日之所望一旦失矣，实如失倚护，方寸乱矣，心忐忑矣……若求独立不倚、心如金石者，朕八年来观内外诸王大臣官员中，惟怡亲王与卿也。今王遐举矣，卿观朕此旨，而不时加珍重，则负朕处不可言于也。皇子皆中庸之资，朕弟侄辈亦乏卓越之才，朕此血诚上天列祖皇考早鉴之矣。朝廷苦不得贤良硕辅，书至此，卿自体朕之苦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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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雍正帝膝下只剩弘历、弘昼两位皇子。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允祥的去世对雍正帝的打击之大，盖因“皇子皆中庸之资，弟侄辈乏卓越之才”，而他“生前身后、朝廷内外、大纲节目”能够托付有人的愿望随着允祥的死而全部落空，下面就只能求助于鄂尔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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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对允祥有这样的信任和期望，那么安排某位皇子与这位“准周公”叔父刻意亲近，当然是个很好的征兆。不过，由于福惠年龄实在太小，个人资质难以展现，笔者想以雍正帝的政治素质，也不会因为私情私爱而贸然确定幼子为储君，但是积极培养，给予机会，还是有很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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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福惠的亲舅舅年大将军出问题了，还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最最严重的、能够挑战皇权的大问题。年羹尧与雍正帝差不多是同龄人，此时不一鼓作气让其蛋白质形式消失，日后谁熬得过谁，那就很难说了。我们可以替雍正皇帝估量一下，现实中存在的最极端情况就是：年羹尧虽然被一时剥夺了权柄，但仍然正常生活，而年龄相仿的雍正帝死在年羹尧前面，又以福惠为储君。在这种情况下，年羹尧很可能以皇帝亲舅的身份寻机重返朝堂，年轻的新君能否控制住曾经军权在握的国舅就不好说了。一旦念思及于此，不仅雍正帝要下定决心斩草除根，此次参与倒年的所有核心人物，也必然极力鼓动皇帝置年于死地，避免日后可能发生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概率的反攻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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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大罪九十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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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形势的日益紧迫，之前面对拉锡还谈笑风生浑不懔的年羹尧也稳不住劲了，接到最后一次让他“明白回奏”的旨意后，写下了大概是这辈子最跌身段的“乞怜折”。其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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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羹尧谨奏。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的给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执法，臣的罪过不论哪一条哪一件皆可以问死罪而有余，臣如何回奏得来。除了皈命竭诚恳求主子，臣再无一线之生路。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谨冒死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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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没有朱批，雍正帝看后有何观感，我们也不得而知。不过显然，皇帝示意下的举朝倒年活动并没有因此放慢了脚步。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年贵妃去世后的半个月，议政王大臣、刑部奏上年羹尧大罪九十二款，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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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王朝或者乱世王朝里强权皇帝一不高兴就把人“烹之”“族之”的行为相比，清王朝的皇帝有一种看似更讲理、更法制化，当然也可以说是更狡猾虚伪的倾向：善于给人定罪。化用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数目字管理国家”的理论，可称为用数目字管理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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