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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情势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与承平之下的政治治理大为不同。政治上的分权或可起到相互制衡、控制风险的作用，但战争情况下的分权，很可能造成将帅之间、前方后方互相掣肘，争功诿过，从而丧失战机，甚至一败涂地。清廷这次西征准部，就犯了这样的大忌，战争刚一开始就满汉相猜、调度失灵，甚至频繁换将。雍正九年六月，北路军主将傅尔丹率领的一万八旗兵轻敌冒进，在和通泊（今蒙古国布彦图市）大败，多名高级将领惨烈阵亡，只剩下两千余名残兵逃至科布多。雍正十年（1732）正月，岳钟琪派出的副将军石云倬出兵迟缓，放走了已经投入罗网的准部汗王噶尔丹策陵。虽然两场战役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但照理说，北路军是大败，西路军只是出击无效，然而此时的雍正帝已经彻底将立场站在满人将领一边，对损兵折将的傅尔丹只给予了降职处分；对岳钟琪则彻底否定，将其召回北京，随后更是听信川陕总督查郎阿之言，将岳钟琪判以斩监候，囚禁狱中数年，又将其麾下主要将领纪成斌、曹勷斩于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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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雍正十年底，雍正帝的妹夫、英勇善战的蒙古赛音诺颜部贵族策凌在额尔德尼召重挫准部主力（史称光显寺大捷），但因为数年拉锯战严重消耗了清廷的财力物力，到雍正十一年（1733）五月，清廷被迫改变彻底消灭准部的预期目标，与准部罢兵议和。在国力鼎盛之际，以大国而敌一隅，结果虽然是胜负各半，但对清廷而言也足称得上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战争。将这场战争的失败与年羹尧青海之争的速胜、全胜相对照，除了军事策略本身的问题外，其中的政治原因，也是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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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钟鸣鼎食的年氏家族就这样忽盛忽衰，烟消云散。雍正帝在“后年羹尧时代”消除年羹尧个人影响，但保持西北军事实力、成就乃父未尽功业的理想也没有实现。稍晚时候的大诗人沈德潜曾作乐府《汉将行》一首，据说是明写西汉年间的卫、霍家史，暗讽当朝年家故事。谨以此诗为拙文作结尾，留待读者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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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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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京崇阀阅，汉代多高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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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刀狗屠皆得势，何况卫霍天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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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家之亲本荣贵，叱咤风云众人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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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邪此日尚称王，诏遣立功向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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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不数执金吾，鞭挞常加骑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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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献捷觐王都，剑履公然殿上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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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已勒燕然石，方略还成充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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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夺田园武安客，横行朝市霍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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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器征求归邸第，通侯爵赏及童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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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辞真许天长久，雨露恩私无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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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福循环倚还伏，从来欹器常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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