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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一少有的重大葬礼进行过程中，孔祥熙出力甚多，保证移灵中央公园、停灵碧云寺、迎灵南下、奉安中山陵等事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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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移灵南京的大典和当年北京的祭奠相比已经变味。孙中山逝世时，祭奠活动完全是民众的自发行动，是人民群众出于内心对孙中山的敬仰。孔祥熙也是怀着对孙先生的一腔敬意诚心安排一切的。然而这一次移灵大典却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葬礼成为一场针对政敌和非蒋嫡系的政治仗。他们是要告诉世人。安葬总理的人，就是总理的信徒，就是三民主义的力行者，因而掌握国民党的统治权，具有不可替代的正统性。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总理。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蒋、孔安葬总理的本意在此。通过葬礼，巩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权力，为南京城里的执政者违背总理遗教、篡改三民主义拉起一面遮人的大旗。在整个葬礼过程中，蒋介石一再企图靠近孙夫人庆龄，想以此证明他的合法地位，但是庆龄却不给他这个机会，在祭堂前，庆龄把蒋介石等人远远甩开，独自站在前面。使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的蒋介石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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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蒋介石、孔祥熙确是孙总理的亲戚，而这种亲戚关系是通过庆龄结成的，但是他们之间对于如何继承孙中山遗志已经发生了重大分歧。蒋、孔当时竭力掩盖这一分歧，使“总理奉安”增加了蒋、宋、孔等家族的政治资本。他们的亲戚关系，使得国民党统治中心不乏家族色彩，安葬、奉安总理一事更强化人们对家族色彩的认识。但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孔祥熙和蒋介石、汪精卫一样，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孔祥熙同蒋介石相互勾结，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歪曲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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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家族全传 第十七章 择机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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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等局势明朗以后出仕，蒋介石乱中取胜，一举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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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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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国父孙中山葬礼，使孔祥熙名传一时，但是，葬礼结束后，他仍然只能回到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当他的“坐办”。在南方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并没有因此给他什么高位，潘益民给他相面“相”出来的大富大贵，还是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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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命运，注定只能在国民党产生出新的“领袖”之后，根据新的形势来确定。而他自己，这时既没有竞争继承权的资本，而且根本没有这种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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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国民党内，围绕着孙中山的继承权，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一开始，这场争斗是在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3个人之间展开的，蒋介石因为是一名军人，而且年纪太轻，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没有人认为他能够得到这枚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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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的情况看，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是真正有实力问鼎的人物。孙中山生前对他们3个人都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他们也都有相当的资历和能力。汪精卫成为全国人民唾弃的汉奸是多年以后的事，当时他确实被公认为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风度翩翩、讲究打扮，讲起话来口若悬河。孙中山病危之时，他的亲密同事们纷纷来到他的身旁，但他最重要的3位副手——右派胡汉民、左派廖仲恺和担任军职的蒋介石——都留在广州，不是他们不来，而是孙中山不让他们来。因为他们对那个南国都城的控制并不牢固。在弥留之际，孙先生建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代表他在北京展开活动。跟随孙中山到北京来的汪精卫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是起草著名的《总理遗嘱》的代笔人。这个遗嘱经孙中山修改后抄录下来，成为孙中山最有名的文章之一。这使他占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他有一段非凡的历史，他曾以1910年“暗杀”清朝摄政王——小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而著称。那次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暗杀者把一枚土制炸弹隐藏在摄政王宫廷附近的一条沟内，因为他们把导火线剪得太长了，炸弹被发现。根据装炸弹的箱子这个线索。追踪到了阴谋者在北京的躲藏处，汪精卫被警察发现。他知道这次阴谋，但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他坐了几个月的牢，直到1911年的革命冲开清廷监狱的大门，他才获释。这段经历便成了他的政治资本。他声称，暗杀阴谋是他的主意，此后便在政治上一帆风顺。汪精卫几乎在任何一个原则问题上都能妥协，这样就使他在国民党内经久不衰。他周围的人都被杀害了，他却安然无恙。现在，他又有幸守在孙先生的病榻旁，极有可能成为大元帅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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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两位竞争者剥夺了他乘机接班的机会，他们控制的广州中央委员会任命了孔祥熙为总理治丧处主任，这使得接班问题只能放到以后解决。孔祥熙所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把一场权力之争延缓下来，不使其像通常的权力之争那样，在领袖的葬礼未结束就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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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的不利之处在于他是3个竞争者中最年轻的。他在公开场合总是强烈支持和苏联合作，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左派，但他从未明确表示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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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廖仲恺倒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他祖籍广东惠阳，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少年时在美国读书。回到祖国后，1896年赴香港攻读英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9月到东京聆听孙中山谈论革命，随之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1904年潜回天津进行秘密活动。1905年加入同盟会，担任总部外务部干事。他翻译国外著作，宣传平均地权思想，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武昌起义后，到广东担任军政府总参议，兼理财政。作为南方革命政府代表，参加了南北议和谈判。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流亡日本。1914年后，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协助孙中山从事反袁、护国、护法斗争。与朱执信创办《建设》杂志，传播孙中山的学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源是“政治上的障碍”，1922年9月，他受孙中山派遣，到日本和苏联代表越飞就国民党与苏联合作一事进行了一个月的谈判，为《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做好了准备。1923年担任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和广东省省长。他积极筹划国民党改组事宜，起草改组宣言，修订党章。在国民党一大上详细阐述了国民党改组的重大意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担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职。他对苏联有深刻的了解，坚决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鲜明的政治态度使他受到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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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竞争者是右派胡汉民。他对苏联人抱有很深的疑虑，不愿意执行联俄联共的政策。但他也有光荣的经历，过去一直都在协助孙中山开展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编辑出版一份报纸，并因此而闻名全国。胡汉民是一个学者，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在这场竞争中，他也有他的特殊优势——孙中山起程前往北京前，任命他为代理大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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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个人都可能获胜，但又谁都没有把握。孔祥熙不肯把自己绑在一辆结局不明确的战车上，他远远躲开，静观形势的发展。他只有在局势明朗的时候才愿意采取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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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成为国民党新的大元帅或最高领袖，得到孙中山长期斗争的成果呢？通常，人们为得到某一地位和权力，首先想到的是去找上级——绝大多数的时候，权力来自上级，但是，到了最高一层时，他们突然发现，通常的路蹚不通了，因为这时上级没有了，他们要争取的是最高权力，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一切人的上级，如果有上级的话，就不存在这种争夺了。于是，一切反了过来，他们要成功，只能靠下级，靠来自下面的支持。靠上级，只要靠住一个人就行，靠下级则要靠很多人，谁有那么大的精力像对待上级一样去讨好数不清的下级？又于是，心术不正者开始使用不正当的手段，策划于密室，表演于高堂。对对手造谣中伤、无情打击，甚至使出最卑劣的暗杀手段，令好人心寒，令胆小者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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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公认为继承者只能在汪、廖、胡3位之中产生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在暗中磨牙蹭爪。他想成为一匹出其不意的黑马，从斜刺里冲出，抢走这枚大果子。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剃着光头、脾气乖戾、性情反复无常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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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嗅出这种可能性的气味，来自于他对形势的独特的分析：公开的三足鼎立局面，使他们互相掣肘，一时谁也难有大的作为，倒是在他们注意力够不到的地方，有实施一下子突破的机会。而要使这种机会成为现实，关键在于两条：手腕和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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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关在屋子里，琢磨来琢磨去，自己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固然能收令3人猝不及防的效果，而一旦不能立即成功，就会马上面临3人的共同攻击，那样败下去，就永无翻身之日了。自己必须借助于3人之外的一股强劲力量，可是这种力量到哪里寻找呢？他转来转去，突然一拍大腿：哈，有了！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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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想到了谁？原来是一位静候一旁的第四个竞争者。公众并不知晓他，但党内首领与他十分亲密，那就是在上海滩上能够呼风唤雨、手下有着十万喽啰的好斗的青帮老板杜月笙。这杜月笙可以用两种方法控制国民党：自己直接当继承人，通过正常程序来这样做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极小；或者，安排一次选举选出一个为他利益服务的爪牙。作为鸦片鬼和帮派头目，杜大耳朵早就知道，最好由一名代理人来满足他的野心。选谁呢？蒋介石考虑只有两个人合适：一是在上海的经商伙伴、瘸子百万富翁张静江；另一个便是自己。由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存在，选举任何一个明显反共的候选人都不可能。再说优柔寡断、婆婆妈妈的中间派候选人汪精卫缺少雄厚的力量基础，他充其量只能称为一个折衷人物，一个临时教皇。他和瘦小、强硬的右派胡汉民是死对头。他们都瞧不起对方，估计他们的力量会彼此抵消。明显占优势者是在美国出生的左派廖仲恺，他是杜大耳朵间接接管的最大障碍。廖也是胡汉民的密友。人人都喜欢廖，孙中山的遗孀庆龄更喜欢他。如果任其事态自然发展，廖肯定是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要实现自己的计划，一方面要借助杜大耳朵加强自己，一方面则要把出击的矛头指向廖仲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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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周内，以前同国民党结成联盟的两名军阀，乘混乱之机攻占了广州。鲍罗廷逃到了黄埔；在苏联加伦将军的帮助下，蒋介石和廖仲恺联手进行了反击，很快夺回了广州。在48小时激战内，俘敌17000人，缴获枪炮16000件。广州局势再度安定以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匆匆开会决定孙先生的继承人选。会议吵成一锅粥，最后决定不搞个人继承，全国政府由左、中、右——廖、汪、胡——三派联合领导。汪精卫得到了基本是礼仪性质的代理主席的头衔；胡汉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政府控制权则掌握在廖仲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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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大耳朵和黄麻皮对这种结果是非常不满意的。杜大耳朵已经是中国最坚决和最彻底的反共分子。现在，他要采取行动了。他首先派张静江去广州同蒋介石联络，策划一场夺权斗争。1925年8月20日，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廖仲恺在广州坐小汽车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当他从车上下来时，5名枪手从建筑物柱子后面闪了出来，像匪徒一样地对他开枪，把他击倒在地。到底谁是谋杀廖的罪魁祸首？鲍罗廷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契卡式的调查，以清查内部的奸细。一名嫌疑犯被带到了蒋介石在黄埔的办公室进行审问。结果二人发生争吵，蒋介石歇斯底里大发作，拔出手枪当场将其击毙。嫌疑犯的死，使这桩谋杀案从此成了千古之谜。但对蒋介石来说，这场不期而至的谋杀，却为他走向权力顶峰开辟了一条宽阔的捷径——谋杀事件除掉了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事后的影响所及，又使右派胡汉民因涉嫌谋杀被驱逐出国民党。然后蒋介石又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打击了共产党，并使汪精卫被迫出国，这样便在国民党的高级领导层造成了真空。这种出乎意料的怪事，完全像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戏法。杜大耳朵长期的经商伙伴张静江在1926年5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前，谁也不认为他有担任此职的真正可能性。他在这一决定性的岗位上虽然只待了几星期，却正好用这段时间为蒋介石的崛起作出了安排，7月4日，他提议蒋介石接替了这一职务，接着蒋又出任了总揽国民党兵权的北伐军总司令。党权军权都被蒋介石抓到了手里。青帮在广州的这位乔装打扮的代表人物，突然超越过所有跑在他前面的人，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多少人，包括俄国人，无不为之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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