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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看不惯我，我立即就走，而且今后永远不到你家！”孔令俊说完，一脚踢翻个凳子，跑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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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埋怨子文说：“你瞧瞧，把孩子气跑了。她还小呢，干吗说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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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也满脸不悦，望着霭龄和孔祥熙说：“大姐、姐夫，这管孩子得从小管，不能光娇着宠着；现在外面对令俊的穿衣行事闲话不少，咱们这样的人家得顾全体面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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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龄诉苦说：“我早觉着这孩子该管管了，可我做母亲的，孩子一大就不好管了。你姐夫是个老好人，连句响亮的话也说不出来，我早就想请你们当舅舅的出面，下次你们还真得找个机会好好说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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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连忙表态：“外甥不肖舅舅管，舅舅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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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的生日宴会经孔令俊一搅闹，众人都没了情绪，笑声再也起不来了，大家又干坐了一会儿，便一个个推说有事，起身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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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孔二小姐就向父母发出了怪腔调：“嗬。当财政部长就是和当别的官不一样啊，瞧瞧今天宋TV那个神气！哪像我老爸，当了几天实业部长就假装效忠委员长赶紧辞了。你辞了就辞了，谁还再给你个什么官？就剩一个什么国府委员，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叫我都瞧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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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出去，这里没你的事！”霭龄心情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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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二小姐一走，孔祥熙开了腔：“哎，我说，这子文是不是跟咱隔点心哪？你看看，我这空当当的国府委员就是在他面前有点抬不起头呢。”“你等着瞧，这种局面不会太久了。”霭龄似乎胸有成竹。“那好那好，我就等着瞧你的把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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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从宋子文手上接过中央银行总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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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的一天晚上，上海孔氏的寓所里，宋霭龄正打开留声机，播放着美国西部的《狂舞曲》，等待丈夫的归来。孔样熙早晨6点半，被蒋介石召去，说有要事要谈，直到晚上10点还不见回来。宋霭龄不免有些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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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焦急间，孔祥熙风风火火地推开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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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事？”宋霭龄边给他脱下风衣边着急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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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咱们拿酒庆贺！”孔祥熙满面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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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值得你这么高兴？”宋霭龄不解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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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边喝边谈。”孔祥熙把手一扬说。……在宴席厅里，孔祥熙喝下了半瓶白兰地，才打开话匣子：“老蒋要委我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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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个什么高帽戴戴？”宋霭龄幽默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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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把这4个字咬得很重，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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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到底成了，没想到这么快。不过，老蒋对子文会不会另搞阴谋？他毕竟是我弟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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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一言难尽……”孔祥熙摇着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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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的这个行长是从宋子文手里夺过来的。不过，这并不全是霭龄活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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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蒋、宋矛盾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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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打到武汉城下，主力转向东南战场，此时国民党内出现两大争论：“定都之争”和“法统之争”。“定都之争”由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何处引起。1926 年11月16日，广州政府派出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孔祥熙、李烈钧、鲍罗廷夫妇等人前往武汉，考察迁都问题。26日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12月13日，国民党中执委和国府常委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政府未迁完之前，由徐谦为主席，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孙科、鲍罗廷为委员的联席会议执行党政领导职能。1927 年2月2日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中央党部驻汉口。蒋介石开始闹事，迁中央机构于武汉，他本是同意的，曾在1926年11月19日的一则电文中认为：为了提高党政威信，有必要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穗迁汉。只因蒋准备绕过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领导的联席会议，另组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故在1927年1月7日，在南昌召开非法的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与武汉方面相反的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不迁武汉，暂居南昌，迁都问题留待3月间中央全会讨论。蒋介石推迟决定定都何城，是因为所相中的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中心的上海、南京还未到手。1927年3月21日和26日，蒋介石指挥的白崇禧部和何应钦部相继开入上海和南京。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18日，在南京成立政府。宁汉两个“政府”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对抗、合流过程。合流过程中，“定都何处”很快解决，金陵古城成为国民党政权所在地。原因是南京位于东南财富之地，是六朝古都，又是孙中山开创的中华民国的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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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流中争论最多的问题是“法统之争”。“法统之争”与“定都之争”同起，主张以武汉为首都，实质上是把迁武汉的中央机构视为正统。而蒋介石反对武汉为首都也是否认已迁到武汉的中央机构的法律地位。蒋介石既能让南京压过武汉三镇，在法统上也会有办法让对方屈服。他一是自诩为总理信徒，二是攻击武汉政府已经赤化，三是靠掌握的军事实力和数量，都超过武汉军事支柱唐生智第四方面军的军队，四是联合胡汉民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和右派，其中不少是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其中一、三、四条，是真是假、或白或黑，武汉方面还可以与之抗争，可第二条却使武汉方面失去了与南京方面一争高低、以争正统的资格。正在武汉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本来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只是一个假左派。1927年4月初从海外归来时之所以谢绝蒋介石的挽留而前往武汉，名义上是支持国共合作，实质上是看中武汉正空着的“国府主席”的交椅。现在汪氏一看蒋介石扣过来的红帽子使得武汉在争法统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遂于7月15日公开反共，把自己的反动真面目暴露给社会，暴露给历史。“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完成了宁汉合流的政治基础，武汉、南京双方开始激烈的、讨价还价的合流过程。面对变化如此之快的形势，宋子文经过短时期的不适应和彷徨后，很快倒向蒋介石，并成为宁汉双方谈判中的关键人物。宋子文的不适应主要反映在对待两个人的态度上，一是如何看待二姐宋庆龄，一是如何看待蒋介石。宋庆龄关于继承总理遗志、贯彻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的主张，宋子文是赞成的。二姐对蒋介石个人劣根性的分析，宋子文也有同感。可对二姐关于继续执行总理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发动工农运动的主张则持反对态度，特别是他对工农运动更是横加指责。宋子文作为广州政府迁武汉的策划者之一，却于1927年4月初就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不再为革命政权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有人劝宋回武汉任职，履行财政部长职责。宋子文对国共合作已失去昔日热情。可蒋怀疑宋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倾向二姐宋庆龄。此间，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拒绝了。于是蒋就记恨于心，置宋的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并指派财政官员。1927年4月20日，蒋终于封闭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对此，宋子文也是有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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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并出任财政部长。作为宋子文，一边是二姐，一边是小妹。说实在的，两边都有后台。尽管他对蒋有气，思来想去，他还是倒向了小妹这边，答应了蒋介石。宋子文是有本事的，蒋介石挖墙脚也是有心计的。宋子文一旦成为蒋的人，便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样，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自觉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拥抱在一起。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的政权。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很得蒋介石的欢心，并把他当做了心腹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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