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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辞职的用意在这些密电里已表明无遗，可惜他的算盘并不是每一次都拨得准确无误。他的辞职，既没有让蒋介石因此停止要求增加军费，也没能让看似好好先生的大姐夫孔祥熙照着他的事先安排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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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平时嘻嘻哈哈，看上去好像心无城府，实际上却精明到了老谋深算的地步。他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是首先借机加强自己在天津设立的裕华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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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孔祥熙就示意留任的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密函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李达，与裕华银行保持特别联系。陈行虽受宋子文所托，要他照原计划办事，但他已经明白，宋子文这一辞职，短时恢复已不可能，要在中央银行继续干下去，必须讨得孔祥熙的欢喜。何况宋霭龄手段高明，几下子就把这帮人抓到手里，陈行当然不敢也不肯违背孔祥熙的意旨，立即给李达发去了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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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自然也不肯得罪新任总裁孔祥熙，马上给陈行复电，表示了自己对孔祥熙的私人银行将予特别关照。他的电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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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公（陈行字）副总裁钧鉴：顷奉本月15日钧函，敬悉钟切。温君襄忱，前曾在津任国货银行经理，现达极为相熟。此次在津任国货银行经理，仍常晤聚。总裁于该行（裕华银行）既甚注意，遵当与该行特别联系。至推行钞票一节，容俟温君到津，即与之面洽，再行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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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少年知己五叔孔繁杏曾在天津裕华银号任职，孔祥熙在国民政府任职后，即把裕华银号改为山西裕华银行，作为他自己私人开设的银行，与铭贤学校并列为他本人创业的基础。实际上山西裕华银行规模很小资力也很薄弱，主要是依靠孔祥熙当上中央银行总裁后的关系，利用中央银行的扶持，逐步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开始后，山西裕华银行迁往重庆。孔祥熙对裕华银行并不避讳，而且津津乐道，显示他家早已开设银行，他自己早就是银行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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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上任后的第二把火，就是克尽所能，为蒋介石筹措战争经费，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将近赤字1200万元。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讨论了筹措经费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发行1亿元新公债。接着，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有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打内战的军火，花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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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发行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这些钱都被用来进行反革命“围剿”。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的“锦囊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益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其结果是，蒋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反革命“围剿”的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工农业生产则更加陷入困境。一位有识之士当时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很快，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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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这股萧条之风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工业国家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储备。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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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量银元外流，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见此情况，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以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名义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这项禁令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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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公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白银外流的现象受到了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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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他让中央银行享受了多种特权，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关金券供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赚了一大笔钱。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祥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平常，孔祥熙一个劲地支持中央银行在金融界大捞特捞。这次由于债券市场急剧缩小，孔祥熙不得不打出中央银行这块王牌。他命令中央银行大量吸收公债将相当一部分赢利给南京政府贷款。政府依靠中央银行吸收公债勉强支撑了一阵，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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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购买公债。这个《储蓄银行法》在银行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并规定每家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并将此存入中央银行特设账户做储备之用。《储蓄银行法》遭到了上海银行家的强烈反对。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做重大修改。银行家们认为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殊非寻常。然而，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银行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实施，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垄断。但是，孔祥熙仍坚持要颁布，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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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高压政策下，许多原来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以讨好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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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宋子文发生武斗，孔祥熙故作姿态不接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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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秋来，4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回来，听到银行家们怨声载道，对自己的“原定计划”没能实现，而孔祥熙却处处越权十分恼怒，对蒋介石在此期间的胡作非为更是极为生气。宋、孔矛盾开始孕育，而宋、蒋矛盾则明显加剧，一场孕育长久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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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宋子文到美国去，争取了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主要是用小麦和棉花支付，以刺激中国的面粉业和纺织业发展。培养税收财政来源。可当他喜滋滋地回到国内时，却发现在他离开的日子里，蒋介石竟通过孔祥熙从上海银行里透支了6000万美元，留下一个更大的窟窿要他去堵去填。宋子文憋了一肚子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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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宋子文处处流露出的不满情绪，霭龄心里已经有数，她已经想让孔祥熙接替宋子文的财政部长职务，这样毕竟丈夫地位高了自己更有面子，而且孔祥熙掌管财政部更有利于自己经商发财。她不断向蒋介石灌输一种印象，如果孔祥熙不光当中央银行总裁，而且兼任财长的话，财政问题会处理得更好，但是对于孔祥熙来说，像子文那样顶撞委员长的事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蒋介石有了这个底，对宋子文动不动以辞职作要挟的事，已经不再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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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年终实行预算审计制一事，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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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预算审计制，是宋子文采取西方现代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杰作。实行国家预算，对中国来说是个新事物，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此不感兴趣。国君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花费无度，怎么肯受“预算”的限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直至清末、北洋军阀时期均是如此。当然，蒋介石也不例外。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后，宋子文对美欧等国实施的预算制颇有好感，故而信奉国家管理必须实施预算制，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作为财政部长，从国家管理正规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角度出发，非常认真地搞起国家预算来，作为管理国民经济、做到收支平衡的工具和手段。蒋介石对此漠不关心，时冷时热，故4年过去仍无结果。宋子文凭着“国舅”地位和牛脾气，再三进谏，再三坚持，直到1931年才算有了独立的国家预算机构——主计处，次年9月24日颁布《预算法》，预算体制确立。在要不要国家预算上蒋介石总算首肯了宋子文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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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人就要不要严格执行预算问题出现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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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为不满。例如1929年度支出为6.19亿元，军费达2.66亿元，行政费用为1.46亿元，经济建设支出极少。1933年度支出为8.28亿元，军费支出高达4.16亿元。行政费用为1.7l亿元，经济建设支出更少，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即使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对此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何况宋子文还是美国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博士，对此不会没有看法。一是对国家预算中的支出各项比例不合适屡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比重；二是对蒋介石不尊重自己和任意修改预算、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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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简直是幼稚可笑。现在是“训政时期”，军事上既要对付红军，又要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等倒蒋派，军费当然是重点保护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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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反共内战、军阀混战不断，无法估计作战的大小多少，又怎能正确预算军费所需数目？故对军费只有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军费支出是打破宋子文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宋子文确实“可笑”，他主张限制军费，可不主张停止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蒋介石发给部队的薪饷、军需本来就不足，促使军队内部喝兵血盛行，对外则抢劫老百姓财物，如果宋子文再削减军费，军队内的贪污和危害百姓的罪行将会更多。宋子文提出减少军费，平衡开支，力劝蒋介石“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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