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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立中央储蓄会、万国储蓄会办理有奖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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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险业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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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中央信托局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生意。但主要做什么生意呢？在字面上，就含在“等等”里面，实际上主要是做军火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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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扩编军队，订购军火。当时国内虽也有少数兵工厂，但是远远不能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因此不得不通过上海租界内的洋行向国外订购。当时订购的主要对象是德国、捷克和瑞典等国。例如轻机枪，大部分就来自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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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洋行订购军火，回佣大、价格高，还时间长，缓不济急。蒋介石曾和宋子文商量，认为还是直接向国外订购比较合算。最初曾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去德国，以考察军工的名义采购军火。正好谭延闿的儿子谭伯羽在德国留学，并任中国驻德大使馆秘书，就由谭伯羽会同柏林大学的俞大维组织驻德商务专员处，直接隶属军政部，专门办理有关军火洽购事宜。从此以后，俞大维就在国民党内成为权威的军工专家，历任兵工署长、军政部次长，到台湾后还担任了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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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订购军火需要大批款项，一开始除了军政部之外，还有宋子文插手。宋子文利用这个机会，把财政部所属的缉私营整顿改编为税警团，由财政部自行节制，自行训练，较之蒋介石的正规军，装备和训练都更为精良。正是因为宋子文的税警团，导致了蒋介石对他极为不满，认为他要搞第二武装。税警团成为蒋、宋之间的一个主要矛盾，促成了宋子文丢掉财政部长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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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官清一色是黄埔军官学校及中央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而税警团最初就由宋子文选了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王赓任团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宋子文把税警团调上了淞沪前线参战，结果王赓被俘。后来税警团的负责人一直由美国军校的毕业生担任。税警团在抗日战争期间扩编为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也是美国维尔曼军官学校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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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成立中央信托局以后，只到1935年购买军火就达13890万元。订购的军火包括航空器材、军械、汽车、汽油、海防设备等。购买军火给孔祥熙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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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开始后，孔祥熙派大儿子孔令侃以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名义常驻香港，代表国家购买军火。孔令侃租用皇后大道汇丰银行二楼112号里20间办公室办公。他大权独揽，骄横跋扈，叫手下的人出入都腰佩左轮手枪，前呼后拥。因为这是一个有油水的肥缺，许多人都来巴结，以便从中分肥。宋美龄也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名义，插手向美国订购飞机合同。孔宋家人都因了这个中央信托局，在里面得到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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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掌管的另一局是邮政储金汇业局。这个局最初是在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它是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一种办法，即由邮政局兼办储金和汇兑业务，开始是由德、奥两国创立的，后来日本人用这个办法，取得很大成效。1931年7月，上海储金汇业总局组织法由国民党政府公布，原来的总办改为局长，会办改为副局长。1935年7月，邮政总局与储汇局合并，由交通部和财政部双重领导。从此正式完成了国民党政府“四行两局”的国家金融体制，作为国民党的国家金融支柱，一直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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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控制“小四行”，名副其实的财界大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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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行两局”为中心的国家金融体制逐步形成的同时，孔祥熙利用上海的金融恐慌，开始兼并其他行庄。首先从兼并中国通商银行着手。1935年夏，上海发生挤兑风潮，各发行钞票银行均岌岌可危。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设立的第一家银行，但一向经营不善，由于挤兑，原董事长傅筱庵无力维持，改由杜月笙出任董事长。杜是当时地方青红帮势力的代表，一向和蒋介石、孔祥熙等国民党上层人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杜月笙能出任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背后是得到孔祥熙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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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通商银行的挤兑，青岛中国实业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1935年5月21日，这一天中，就兑现出现银20多万元，完全依靠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和济南分行拨款维持。此外四明商业银行，系1909年8月成立的，也是我国商业银行中历史较为悠久的，原来由孙衡甫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金融风潮中，不得不辞去总经理职务，改由叶琢堂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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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个银行，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历史都比较悠久；第二，都是发钞银行；第三，都经营管理不善，内部实力空虚。孔样熙借着金融发生风潮的机会，实行兼并整理。他采用的办法是让银行的旧股贬值，增加官股。对于旧股折价，孔祥熙抡起板斧大杀价。提出原来的旧股折价只能折一成，即每百元只折合10元。这些小银行当然不干，但是，孔祥熙勒着他们的脖子，不干就让他们破产。破产就连这一成的钱也没有了。这些人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好不容易争到了一成半，即每百元旧股折合成新股15元。在实力雄厚的官僚资本压迫下，他们只好捏着鼻子喝下了这杯味道不美妙的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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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每百元折合15元计算，中国通商银行仅剩下股款52.5万元；中国实业银行剩下52.6万元；四明银行剩了33.7万元。而财政部加入的官股，在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分别达到347万多元，加入四明银行的更达366万多元。这样3家银行都凑成了资本总额400万元，当然官股占绝对优势，不过孔祥熙也并没有真的从国库中拿出这1058万元，而是由财政部以公债拨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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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股占了这3家银行的绝对优势。它们的主要负责人当然也得更换。更换以后，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是杜月笙，总经理胡以庸；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总经理周守良；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总经理李嘉隆。除了杜月笙，其他5人都是孔祥熙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派去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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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董事长的安排使孔祥熙颇动了一番脑筋。让杜月笙当董事长是为了勾结上海恶势力，这个很明显。四明银行原属宁波帮，吴天隆既是孔祥熙的亲信，又代表宁波部分银钱业。傅汝霖是东北人，参加过国民党西山会议，和元老派居正往来密切，孔祥熙利用傅汝霖与元老派勾结，以对抗政学系和CC系。但总的来说，孔还是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这批官商合办的小三行与原中国银行投资兴办的新华储蓄银行，并称为官商合办的小四行，处于国民党的四行两局和代表北方财阀的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北四行以及代表南方江浙财阀的浙兴、上海、浙南三行之间，构成抗日战争前夕中国金融机构的总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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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由直接控制四行两局，间接控制小四行，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最大的财界大腕，“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兄妹孔家财”的说法开始传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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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家族全传 第二十四章 纳税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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