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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端纳与张学良蒋介石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所以宋美龄一听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想到把端纳带上回南京，准备让他从中发挥作用。而回到南京何应钦向宋美龄冷冷说道“委员长已经死了”的时候，端纳立即就慷慨激昂地说：“我不相信少帅会搞兵变！我也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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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一走，宋美龄就央求端纳：“不要听信何应钦的鬼话，你应该马上到西安去，我相信只要你出面，张学良必定听你的，委员长就有救了！端纳，看在多年委员长对你器重的份上，看在我们多年友情份上，你应该不避艰险，马上到西安去！眼下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只有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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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摆出一副大义凛然、舍我其谁的架式说：“好，你只要准备好飞机，我马上就出发，我才不怕什么西安刀丛剑树，只要我去了，我看张学良敢加害委员长？蒋夫人，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我一定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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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何应钦阻挠，宋美龄还是凭借她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和蒋夫人的身份，很快安排了飞机，端纳于13日中午离开南京，在洛阳停留并与那里的中央军联系后，于14日到达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正式接触。在他的要求下，张学良让他亲眼看到了活着的蒋介石，并再次强调，只要蒋介石答应他们的要求，立即放蒋介石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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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端纳飞出西安，到国民党中央军控制下的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他见到的蒋介石的情况，证实蒋介石不仅没死，还受到张、杨的尊敬和保护。只是蒋介石脾气不好，不肯接受张、杨的条件，不肯吃饭。他详细汇报了会晤张学良杨虎城的情况，特别强调了张学良兵变的善意及事件和平解决的希望，转达了张学良邀请宋美龄孔祥熙同到西安，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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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蒋介石安全活着的消息，解除了压在宋美龄孔祥熙心头的疑云，廓清了南京城里的种种谣言。但是当孔祥熙宋美龄考虑到西安与张、杨接触解救蒋介石时，南京城里的一些要员又散布了一种怪论。他们说，蒋介石在张、杨手上已经变成一块鱼饵，他们的目的是用活着的蒋介石把政府大员都“钓”到西安，然后再一网打尽。说南京政府派人到西安，不仅不能救出蒋介石，还会加快蒋介石死亡。因为南京有力量，张、杨一时不敢杀蒋，而一旦政府要员都到了西安，张、杨就会毫无顾忌地把他们统统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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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奇谈怪论本来不值一驳，但孔祥熙却从中产生了两点新想法：第一自己绝不能去西安，万一真是张、杨要借此多抓人质，自己就自动入了圈套；第二，张、杨既然不敢杀死老蒋，那就再给他们加点压力，促使他们降低谈判要价，保全政府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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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孔祥熙在家里摇头晃脑地说：“哼，有人说我庸之是庸庸碌碌之人，岂不知我这是老谋深算！张、杨没在兵变开始时杀死委员长，现在更不会贸然开刀了。他们要以此作筹码，得到更多的东西，却不知能人之外有能人，我已经识破了他们！他们休想比先前计划的多得到一点东西。既然委员长活得好好的，我们也就不必着急，不能急于向张、杨付出更多。我也打一张心战牌！我现在要从主和派变成主战派，给他们加压，让他们不得不在最低价码上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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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有了蒋介石活得很好的消息，孔祥熙一反先前的温和态度。立即换了一副面孔。他召见《中央日报》记者，声色俱厉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是“对统帅妄加劫持，影响国家前途！”他又给阎锡山发出公开电称“汉卿劫持介石，迄无悔悟表示，中央同人，愤恨万端……若汉卿仍旧执迷不悟，则中央同人，为国家民族计，为国际地位计，断难容其抱一人之质，贻全民之祸……势必取断然之处置，兴讨伐之义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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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派的举旗人变了腔调，讨伐派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在16日上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出人意外地顺利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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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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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国民政府即下达讨伐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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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了《讨伐令》和《国民政府着军事委员会斟酌情形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令》。根据孔祥熙签发的这两个命令，16日起，南京地区实行了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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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同意讨伐和实行戒严，并不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冒险，更多的是一种狡猾的试探。他在宣布这些命令时，让端纳在西安密切注意张、杨反应，以随时准备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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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晚上，孔祥熙决心走得更远些。他来到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内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播音室发表了一篇《西安事变与戡乱》的广播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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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在广播中把蒋介石吹捧一番后，提着嗓门说：“张学良、杨虎城等，居然敢劫持蒋院长，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在国法上万万不可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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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又大着胆子，说出了一番不惜以蒋介石之死保全国策的“豪言壮语”：“虽然我们都渴望解救委员长，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不允许以一个人的安全妨碍一贯之国策，我们不能因一时之事变有所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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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恐怕是孔祥熙一生中说得最精彩的一段话，也是他下的最大的一个冒险赌注。他因此赢得了喝彩，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因为这在蒋介石听来可不是什么好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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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孔祥熙气势汹汹地说：“中央现在明令讨伐。就是明是非，分顺逆，整纲纪，望我同胞，一致奋起，声罪致讨，拥护政府，迅速削平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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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过讲话，孔祥熙又向西方各国政府通报了他的态度转变，以寻求外国势力的支持。他派去的外交次长向大使们说：“政府已决定派遣由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不存在谈判与妥协了……苏联政府已表示他们同事变没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采取军事行动有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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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令》下达后，东西两路集团军分别集结兵力，在潼关前线发起进攻。一架架携带大批炸弹的飞机呼啸而起，去周围县城轰炸无辜平民——既是讨伐张、杨，张、杨明明在西安，为什么不去轰炸西安，而要到离开很远的县城去投弹呢？说到底，所谓“讨伐”，不过是一场恫吓、一场心理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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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病不肯赴陕谈判，写信款诉衷曲自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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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为解救蒋介石，是政治军事两手并用，炮弹银弹双弹齐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当他选择了“讨伐”这一手后，出现的却不是他所预想的效果，而遭到了各方的一致反对。事变的最终解决是靠了其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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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爆发后，在1927年北伐中被蒋介石一掌推入血海，又在10年中务求斩尽杀绝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一种以抗日大业为重的博大胸怀，力主和平解决。当初，确有些人为蒋介石被捉而高兴，深更半夜，还有人去敲毛泽东的门，强烈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但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却大义释嫌，不念旧怨。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等15人致电南京政府，指出事变的爆发，“实由于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如扩大内战，将导致“国亡种灭”，希望南京政府采纳张、杨八项救国主张，变内战为抗战。这支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杀了10年、与蒋介石有着血海深仇的红军队伍，甚至提出“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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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赶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进一步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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