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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大好，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新婚后的宋庆龄更加积极、深入地投入了第三次反袁斗争，也叫“三次革命”。除了上海革命党人炸毙袁世凯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外，孙中山还成功地发动了一系列反袁起义。有些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洪流锐不可当。这时袁世凯策划的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投票推他称帝的丑剧使他复辟帝制的野心毕露。孙中山认为袁已“势成骑虎”，“亡在旦夕”。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认为必须“先发制人”。于是他与国内外革命党人的函电往返极其频繁：催促筹募经费，捐输军饷，整理党务，组织中华革命军，创办陆军速成学校（在菲律宾）等。尤其在12月下旬，得知唐继尧、蔡锷在云南通电全国，发起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后，孙中山更加快了革命步伐。他急如星火，连续致电马尼拉、旧金山、火奴鲁鲁、香港、上海等地的革命党人，嘱令加速筹款，并发表了《讨袁宣言》。于是在1916年上半年，孙中山领导华南和华东地区又掀起了讨袁起义的新高潮，与西南护国军互为犄角，给袁世凯政府以沉重的打击。袁终于在3 月22日被迫撤销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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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袁世凯江山危危，不攻自灭指日可待。但是，死老虎不免还有一跳，袁氏到处制造暗杀和白色恐怖。不是吗？就在庆龄到达上海前的一天，孙中山在上海的重要将领陈其美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枪杀就是一例。这位功勋卓著的陈其美，早在辛亥革命时，首先攻破大上海，次而又攻占南京，使孙中山得以在南京就任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他的遇刺所引起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孙中山夫妇不能不防。直到他们回国后的一个多月，即1916年6月 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继任总统黎元洪在孙中山的督促下，宣布遵行《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后，孙中山与宋庆龄方在上海由秘密转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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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去，“三次革命”终得胜利，白色恐怖终结，政治空气缓和。胜利祝贺着他们新婚夫妇。可是，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操劳过度，终日得不到休息的庆龄突然病倒了。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已躺在著名大夫山田的急救室里，中山先生在一旁守护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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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她的病？”孙中山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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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肠胃炎引起的高烧。”山田望了一眼中山，接着又道，“先生，请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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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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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情况看，她的身体很虚弱，高烧退下后，还要休息一段时间，辅以药物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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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在病床上度过难熬的二十多天，于8月中旬痊愈。遵照大夫的嘱咐，继续休息。同时在这段时间内，黎元洪走马上任，孙中山充满希望，国内政治稳定，形势一片祥和。基于这种情况，重义气的中山，同时也想到各地去看望一下老同志，了却长期流亡中的思念之情。中山决定陪同庆龄外出旅游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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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驱车先到了宁波。一周后又转到杭州和绍兴。这些城市都是我国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颇多，古文化的氛围浓郁。在西湖的长堤上，在宁波的莲花池旁，在绍兴小河流潺的民居里……他们是那样的惬意！新婚蜜月在恐怖中度过的庆龄，望着眼前的风景，心潮翻滚，生出不是新婚胜似新婚的感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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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首诗吧？”中山也来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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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远比阿巴美，吾爱祖国胜阿巴。”庆龄顺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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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是什么地方？”中山不明白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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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美国佐治亚州著名的阿巴拉契亚大山。那里有山有水，风景迷人。”接着庆龄津津有味地讲起了在美的大学生涯，她们三姐妹结伴旅游的逸闻趣事，逗得中山仰天哈哈大笑。孙中山作为前任大总统，现今国会要员，每到一地都由当地政界官员陪同。其间，孙中山作了重要讲演，宣传形势，宣传共和思想。从保留下来的照片上看，微笑荡漾在他们的脸庞，青春在他们身上焕发，给人一种轻松愉快、向往追求幸福的印象。这种半公事半休闲的情人旅行，大概是庆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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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幸福中往往要回忆那些在困难时给予自己帮助的朋友。庆龄回到上海后，便发出了两封文笔优美、叙述他们夫妇南下携手，旅游祖国山河，获得真情实感的信。一封发给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是他们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操办了婚事；一封发给在美国留学的小妹美龄，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站在自己一边，给予理解，给予支持的。没有这些，便没有她与中山先生现时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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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夫妇回到上海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迭起，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参战还是不参战，也是对《临时约法》能否得到遵守的一次考验。新总统黎元洪和大多数国会议员都反对参战，但掌握军权的内阁总理段祺瑞，拿了日本的500万“西原借款”，实为收买，一味主张参战，并在与各省督军密商后，置国会于不顾，一意孤行。这个军阀首领在北京横行霸道，各地军阀则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拥兵自重，成了“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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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既无兵力，又无权力，但他有崇高的声望，所以他写的反对参战的小册子，在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认为参战无益的知名人物不止孙中山一位。许多不属于革命派的各种人物为了不同的理由也反对参战，其中有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唐绍仪以及君主立宪派政敌康有为。国会没有通过参战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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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抵制的力量，段祺瑞在1917年初夏——像早些时候独裁者袁世凯所做的那样——悍然践踏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对德宣战。黎元洪因此下令将段免职，但结果自己却被“辫子将军”张勋所推翻。清王室又被从坟墓里请出来。名义上的王室首脑、12岁的溥仪又被宣布为皇帝。在得不到人民丝毫支持的情况下，他只在位12天，还不如袁世凯的时间长——8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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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闹剧正是军阀段祺瑞所需要的。黎元洪总统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不得不召他回来镇压“辫子兵”。段祺瑞再任总理，马上把这个倒霉的总统换掉，换上了一个驯服工具，并解散了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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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出现了新的曲折，中山先生，你该怎么办呢？是屈服还是抗争？我们的中山先生，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当然选择了后者——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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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著书立说，唤醒社会，指导革命，庆龄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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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形势急促变化后，面对段祺瑞政府解散国会、践踏《临时约法》这一现实，孙中山夫妇重新振奋精神，寻找真理，继续革命。他们总结经验，准备理论，启发国民，唤醒社会。有一段时间，孙中山谢绝宾客，深居简出，完成指导革命的专著《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和《实业计划》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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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莫里哀路29号（现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是孙中山完成上述专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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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小巧别致的西式花园别墅。正如美国挚友林百克先生描写的那样：一进大门跨进一个小小庭院就是一幢深灰色的两层小楼房。外墙上布满了爬山虎、紫藤等附墙植物。楼前向阳处，是一片正方形的草坪，三面围绕着四季常青的冬青、香樟以及玉兰等树木花圃。环境幽静，布局紧凑。住房不大，却简单实用。楼下是一间会客室和一间餐室，加上一个由四个高大圆拱护围、几乎横贯楼房东西的、长廊式的阳台。这个奇巧的阳台，使这幢古朴的建筑与美丽的小花园浑然一体。人们在紧张的工作读书之余，在此小憩片刻，顿使人有心旷神怡之感。楼上有藏书室兼办公用的读书室、卧室、浴室和二间招待客人临时住宿的房间。——所有这些，组成“一个最安适而不华贵的住宅”，适合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简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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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忘记。庆龄为了支持丈夫发愤著书，曾陪中山先生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为查阅资料，庆龄跑遍上海各家书店，采购有关书籍和资料；为澄清一个史学问题，庆龄不知跑了多少路，向友人发去了多少信函；有时为确立一个观点和准确的提法，他们共同探讨，一坐下来就是几个小时。中山先生的写作是严肃认真的，庆龄誊写稿件也是异常认真的。此外，庆龄还负责中山先生的膳食安排，亲自采买，精心调做，尽量做到补脑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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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得到，中山先生已是50开外的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成功地完成了有关革命理论的三部著作，没有庆龄的热心支持和襄助，是难以完成的。正如中山先生事后所说：“我的三部理论专著浸透了庆龄的心血。与其签名是我的，不如说还有她的一半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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