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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说:“听二姐说,孙先生让你接替两广盐务稽查所的经理,我看不错。那里也属我的管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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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良道:“孙先生对我期望值很大,我也想把工作干好,可那里的情况我又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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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情况我是知道一些,主要还是边干边学。”子文说到这里,话锋一转道:“这个单位好归好,问题也不少。主要问题是税收不到位,邓泽如辞职就为此事。压力比较大,但是话说过来,干好了,也能很快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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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子文详细地介绍了两广盐务的基本情况。因为长时期军阀混战,两广统一时间不长,盐商多而分散,统管难度较大。在封建时代,它同田赋一起,是政府的主要收入。进入民国以后,百弊丛生,被称为中国的三大恶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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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政之弊中,最主要的是包商制度。所谓包商,就是某商人向政府先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然后凭引票在盐场购取一定数量的食盐,再运到某个指定的地区销售,并主管该地区的盐税征收,收税后,按双方约定的数量,上交平分税金。包商制度的最大危害在于,它使少数盐商凭一点资财,把千百万人的食盐权利握在手中,并借此而捞取亿万不义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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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包商制度关联的是分区和引岸制度。所谓分区,是指当时全中国在盐务上分两广、两淮、四川、东三省、两浙、长芦、山东、河南、福建、云南、甘肃等十二区,各区所产的盐,不得到他区销售;一个地区销售的盐,必须由某一包商从某一指定盐场运来,否则即视为私盐。所谓引岸,是指那些不产盐的销盐地区,像湘岸、鄂岸、皖岸等,这些地区销盐也要由某一指定盐包商运来,否则也视为私盐。当时,各盐场的生产条件不一,盐的成本也不一样。照理讲,产盐区和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人民应该吃到质优价廉的食盐,可是由于分区和引岸制度,许多地区的人民只能吃质次价高的劣盐;更严重的是,由于上述弊政,包商制度更为加强,食盐买卖成为某些盐商世代相传的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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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子文又把我国盐务稽查所的历史进行了介绍:我国的盐务稽查所成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为偿还外国借款而成立的,以中方为总办,以洋人为协办,实际权力在外国人手中。开始,盐务稽查所只管稽查造表,后来,其权力扩大到发给引票、编制报告、征存盐税、签支盐税、收放盐斤,成为中国盐政的主管机关。孙中山曾痛骂这帮人“无恶不作”,“包办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样”。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孙中山把其大权换成自己人,这显然不失为一着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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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盐务稽查所的经理,宋子良一上任,原先的幕僚们就给了他个下马威——开会不到场,到场不发言。宋子良有总统和财长的支持,一点也不示弱,当场宣布:“明天这个时间继续开会,不到者以自动离职论处!说话不算数,我可以不当这个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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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第二天这个时间,人员早早到会,一个不缺。幕僚们都十分害怕,眼睛里流露出不安来。他们心想,不但没给子良一个下马威,反让国舅治了他们。下会后不少人议论子良,这个说子良国舅很有魄力,那个讲看样子其威严不亚于大国舅宋子文!很快子良在子文的支持下,年底就打开了局面。当年盐务税收就比往年多收一倍还多。尤令孙中山总统大为称赞:“用活一个洋博士,增加98万!”在孙中山的提议下,第二年宋子良就接替了宋子文上任中央银行行长后的空缺,担任了广州银行行长。用大总统的话说:“这叫学有所用,用其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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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 第十八章 英年逝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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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难北上,孙中山偕庆龄登上了“永丰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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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24年11月13日,风和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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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军港,大海停止了喘息。透亮的、玻璃似的、勉强可以辨出来的波纹,捉摸不定地远远滚来,温润地洗涤着满撒在海边的鹅卵石……军港中的“永丰舰”已做好了整装待发的准备,只待一声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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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一声令发,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域驶去。此行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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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孙中山南方的革命,犹如春雷,在北方引起了强烈的回响,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基督将军”冯玉祥向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并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组成一个政府。“三员大将”一商量,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干得红火,有意请他北上主持国事,于是邀请之函就这样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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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接信深思良久,庆龄心里也在犯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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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爱国爱民、同情人民疾苦的孙中山,虽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迅速实现和平统一,他毅然决然接受冯玉祥等人北上之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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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丈夫已经决定,庆龄还能说什么。只是提醒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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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说得有道理。当时,孙中山也有极大的对立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北上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事件难以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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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我已考虑了,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者应不惜个人的一切。”孙中山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以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轮绕道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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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这样,希望你想得再周到些。”庆龄再次叮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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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登舰前,孙氏夫妇又在黄埔军校做了短暂停留,他们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欢送。会议由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孙中山和军校校长蒋介石都讲了话。所有这一切活动之后,他们才登上了永丰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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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四天四夜的航行,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港。孙氏夫妇受到了三万群众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令孙中山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孙氏夫妇团团转。本来,停留主要是休息一下,缓解旅途疲劳。庆龄面对这些应接不暇的情况,对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四天,就又起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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