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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说：“听二姐说，孙先生让你接替两广盐务稽查所的经理，我看不错。那里也属我的管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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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良道：“孙先生对我期望值很大，我也想把工作干好，可那里的情况我又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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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情况我是知道一些，主要还是边干边学。”子文说到这里，话锋一转道：“这个单位好归好，问题也不少。主要问题是税收不到位，邓泽如辞职就为此事。压力比较大，但是话说过来，干好了，也能很快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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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子文详细地介绍了两广盐务的基本情况。因为长时期军阀混战，两广统一时间不长，盐商多而分散，统管难度较大。在封建时代，它同田赋一起，是政府的主要收入。进入民国以后，百弊丛生，被称为中国的三大恶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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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政之弊中，最主要的是包商制度。所谓包商，就是某商人向政府先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然后凭引票在盐场购取一定数量的食盐，再运到某个指定的地区销售，并主管该地区的盐税征收，收税后，按双方约定的数量，上交平分税金。包商制度的最大危害在于，它使少数盐商凭一点资财，把千百万人的食盐权利握在手中，并借此而捞取亿万不义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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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包商制度关联的是分区和引岸制度。所谓分区，是指当时全中国在盐务上分两广、两淮、四川、东三省、两浙、长芦、山东、河南、福建、云南、甘肃等十二区，各区所产的盐，不得到他区销售；一个地区销售的盐，必须由某一包商从某一指定盐场运来，否则即视为私盐。所谓引岸，是指那些不产盐的销盐地区，像湘岸、鄂岸、皖岸等，这些地区销盐也要由某一指定盐包商运来，否则也视为私盐。当时，各盐场的生产条件不一，盐的成本也不一样。照理讲，产盐区和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人民应该吃到质优价廉的食盐，可是由于分区和引岸制度，许多地区的人民只能吃质次价高的劣盐；更严重的是，由于上述弊政，包商制度更为加强，食盐买卖成为某些盐商世代相传的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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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子文又把我国盐务稽查所的历史进行了介绍：我国的盐务稽查所成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为偿还外国借款而成立的，以中方为总办，以洋人为协办，实际权力在外国人手中。开始，盐务稽查所只管稽查造表，后来，其权力扩大到发给引票、编制报告、征存盐税、签支盐税、收放盐斤，成为中国盐政的主管机关。孙中山曾痛骂这帮人“无恶不作”，“包办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样”。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孙中山把其大权换成自己人，这显然不失为一着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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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盐务稽查所的经理，宋子良一上任，原先的幕僚们就给了他个下马威——开会不到场，到场不发言。宋子良有总统和财长的支持，一点也不示弱，当场宣布：“明天这个时间继续开会，不到者以自动离职论处！说话不算数，我可以不当这个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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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第二天这个时间，人员早早到会，一个不缺。幕僚们都十分害怕，眼睛里流露出不安来。他们心想，不但没给子良一个下马威，反让国舅治了他们。下会后不少人议论子良，这个说子良国舅很有魄力，那个讲看样子其威严不亚于大国舅宋子文！很快子良在子文的支持下，年底就打开了局面。当年盐务税收就比往年多收一倍还多。尤令孙中山总统大为称赞：“用活一个洋博士，增加98万！”在孙中山的提议下，第二年宋子良就接替了宋子文上任中央银行行长后的空缺，担任了广州银行行长。用大总统的话说：“这叫学有所用，用其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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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 第十八章 英年逝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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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难北上，孙中山偕庆龄登上了“永丰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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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24年11月13日，风和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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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军港，大海停止了喘息。透亮的、玻璃似的、勉强可以辨出来的波纹，捉摸不定地远远滚来，温润地洗涤着满撒在海边的鹅卵石……军港中的“永丰舰”已做好了整装待发的准备，只待一声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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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一声令发，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域驶去。此行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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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孙中山南方的革命，犹如春雷，在北方引起了强烈的回响，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基督将军”冯玉祥向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并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组成一个政府。“三员大将”一商量，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干得红火，有意请他北上主持国事，于是邀请之函就这样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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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接信深思良久，庆龄心里也在犯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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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爱国爱民、同情人民疾苦的孙中山，虽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迅速实现和平统一，他毅然决然接受冯玉祥等人北上之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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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丈夫已经决定，庆龄还能说什么。只是提醒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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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说得有道理。当时，孙中山也有极大的对立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北上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事件难以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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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我已考虑了，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者应不惜个人的一切。”孙中山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以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轮绕道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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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这样，希望你想得再周到些。”庆龄再次叮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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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登舰前，孙氏夫妇又在黄埔军校做了短暂停留，他们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欢送。会议由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孙中山和军校校长蒋介石都讲了话。所有这一切活动之后，他们才登上了永丰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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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四天四夜的航行，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港。孙氏夫妇受到了三万群众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令孙中山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孙氏夫妇团团转。本来，停留主要是休息一下，缓解旅途疲劳。庆龄面对这些应接不暇的情况，对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四天，就又起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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