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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宋子良的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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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良作为银行行长,当好哥哥的财政参谋,并没被困难吓倒,他用他博士的智力、他的聪明、他的才干,一次又一次使民国政府度过危机的难关,显示出当家理财的“智多星”,深得二姐庆龄和大哥子文的赞誉和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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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良在支持国民政府当家理财中,保持着与哥哥子文的密切合作,对每一笔账目,每一笔财源,每一项开支,都精打细算,有轻有重,有缓有急,既考虑眼前又考虑长远。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好钢”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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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良主张的是,宏观不失控,微观清楚;确保重点,兼顾全面;八方敛财,精打细算;强化政府,加强税收。具体归纳为“五字方针”,这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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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即是精打细算,无论是开支或收支,账目清楚,用法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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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即是确保重点,分清主次矛盾,不该花的一分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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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即是整顿金融秩序,严格财经纪律,纳入法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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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即是苛政,税收应该统一归国民政府筹划,各地方财政不得擅自立规,严格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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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即为监督体制,所有财经公开,即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全民监督,杜绝腐败,杜绝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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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理论与实践执行起来,还有一段距离。这就要求政府和财政长官,不但要发号施令,还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国无法不行,有法不依又不行。宋子良与大哥唱着“双簧”,为此洒下了血汗,同时在复杂的实践中也显露出他的全部智慧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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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落实财政厅的一批筹款,宋子良着急上火,左思右想,他想到了当年大哥为孙大总统筹措的那500万的经过,想来可以借鉴这个经验,如法炮制。于是他便到了南洋,再次找到了爸爸当年商海中的至交,没想到爸爸的朋友是那样的豪爽,当场就答应了他300万的借贷。于是二人签下了合同。合同上写道:“如果革命胜利,广州政府要百分之二百的偿还;如果革命失败,宋家愿以本家财产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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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同后,宋子良设宴答谢了那位叔叔,为了表示自己的真情实感,不会喝酒的子良照样端起了酒杯,酒过三巡,叔叔没有什么不适,倒是主人子良自己喝多了。叔叔说了一句开心的话:“和你爸一样实在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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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良回到广州,向子文汇报了借贷300万的经过,子文甚为高兴:“拿酒来,为二弟接风!”他像当年孙中山为自己设宴庆功一样,同时他还请来了二姐庆龄和一些财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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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大家把子良鼓励了一番。尤其是庆龄更为兴奋:“当年大弟筹款500万,乐坏了孙先生。今天,二弟筹款300万,实为不易,如果孙先生还活着,他一定像我一样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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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大家频频举杯,为子良庆贺。子良喝得满脸通红,表示他要忠于广州政府,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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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兄弟的“钱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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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的财政会上,宋子文报告了他的财政计划,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改善广州国民政府财政制度的任务,要求在短时期内迅速统一国民政府的财政,上一台阶,并向各军政单位提出三点紧急要求。这便是当时有名的“宋氏兄弟的钱袋”。虽有几分讥讽的含意,却为当时的财政危机解决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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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兄弟的钱袋”内容主要来源大洋彼岸,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当地实际,内容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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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核算军政各费,确定预算案。(这是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宋子文就提出了的但并没有真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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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种部队不得从中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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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金库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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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国民政府还于1926年3月27日公开宣布了修正统一军民财政条例,严禁擅自征收或截留钱款。随后,经过宋子文的努力,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真正显示了洋博士的才能。这些条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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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田赋。由于“田赋之册籍湮没”,无法稽考,宋子文特设立四赋清查处,进行登记清理工作,他还责成各县县长将旧欠新粮,按章征收,解交国库,并要求扫除浮收巧取之弊。对各县长解缴钱粮作为“征收考绩”。成绩显著者,予以奖赏;违章县长,分别予以记过、记大过和罢免处分。这样,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国、省两库共收301.8万元,超过上年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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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厘捐。当时厘金税捐,名目繁多,稽查困难,国民政府遂建立改良税捐委员会,逐渐取消苛捐重税及一切不良征收制度。将商人承包饷税制,推广到各厘税局,公开竞争投票,并将土丝出入酌收保证金。这些办法颇有成效,全年厘捐增加,每月平均达100万元,“实三倍于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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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盐务。广东国民政府在歼灭军阀邓本殷的反动军队,完全克复粤南后,即恢复了沿海各销售区的原状,并改组了盐务行政与稽核公司的隔阂,裁并运署及稽核所,将盐务总处直辖财政部,招商承包运销,“均能抽出溢额”。在盐场产地,国民政府清查产量与盐户丁口名额,取缔产场走私,并发给场业盐证。这样,产地运销配套联络一气,因而产销两旺,“比较前一年增加盐税近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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