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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两人重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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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第三次辞职是1932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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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辞职是因“剿共”军费问题引起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共产党是比日军更危险的敌人。1932年夏，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蒋介石就准备浩大的军费，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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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对此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东北，保卫华北。于是，宋子文和蒋介石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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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宋和蒋的争论达到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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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蒋介石将驻在上海的19路军调赴福建。原来，他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所以希望它在福建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毁灭掉。宋子文反对调动19路军。1932年6月4日，宋子文和19路军总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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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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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还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他说：“难道匪患和共祸仅仅是军事问题，我们能希望用陈旧和劳民伤财的军事征伐获得成功吗？匪共之患不就是因政治、军事和经济失调而滋长起来的？倘若他们在政、军、经几方面得到合理的对待，那么即使并非洋洋大观，他们岂不将报之以较好的反响吗？……对于这些问题显然不该由一个财政部长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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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的这些诘难有些哗众取宠，但可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是完全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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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辞职后第三天，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宋子文虽一再辞职，但仍愿意妥协。6月7日，汪精卫等赴沪挽留宋子文，宋子文同意打消辞意，但是必须请假略事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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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宋子文表示不再为“剿共”军费发行新公债，而用增加的盐税和其他财源以增加收入。这只是换了一个办法，实际上，宋子文仍在为蒋介石提供“剿共”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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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第四次辞职是193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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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次辞职报告在10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亦由孔祥熙接任，但保留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并选宋为国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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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美龄的活动下，事实上，子文离开财政部和中行后，对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有下降，而是风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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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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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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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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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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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兼代理行政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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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正式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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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当选为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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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转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此职无经济实权，无经济实体，委员会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协调机构。任内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孔祥熙进行一些经济建设。帽子大了，名字高了，宋子文也不失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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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延伸，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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