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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方面，孔祥熙曾办过一些公司，据说不少于28家，个人并不出资，多数是挂个名，由有关的银行参加或放款。但在抗战期间，由于他掌握了四联总处，便乘机插手工业。他插手工业是从“华西兴业”公司下手的。“华西”公司原是30年代初，由四川人胡仲实、胡叔潜兄弟创办的。经过几年的经营，拥有一支技术力量较强的班底，设有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等。因此，华西兴业公司在当时名噪西南，引起各方注意。国民政府西迁后，孔祥熙为了迅速扩大在西南的势力，开始把手伸向“华西”。“华西”并不乐意孔的插手，因为他上面有人，手中有权。1938年，“华西”计划将“华联炼钢厂”扩建成日产30吨钢的炼钢厂，因资金不足，派人找孔祥熙要求贷款。孔表示贷款有困难，但可投资合办“华西”。“华西”认为与孔合资，无疑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因此只同意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的联系，不让其渗入企业内部。这时的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都在抢夺民营工业。孔祥熙深恐“华西”落入他人之手，心中十分不安。在一个晚上，他把儿子叫到跟前，嘱咐儿子从其主持的中央信托局给予小部分贷款，暂把“华西”拴住，然后再想办法吞并“华西”。这是孔祥熙的一大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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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央信托局经孔令侃批准贷给“华西”60万元，这与实际需要相差很大，“华西”只得先将这笔贷款拿到手，分别用于建厂的基建工程，并趁海运还畅通之际，在国外订购一部分生产设备和材料。随后，当“华西”要求续借时，孔祥熙便变了脸，以“前账未清，碍难照准”，予以驳回。这时，“华西”公司在国外订货尚差款无着，建厂工程也因资金缺乏而停工，公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孔祥熙趁此机会，又提出合资办厂的问题。“华西”公司迫不得已，终于答应孔祥熙，并将“华西兴业公司”改组为“中国兴业公司”。当时商定公司资本额为法币1200万元，孔祥熙即指示他自己经营的裕华银行、祥记公司投资，其投资额占资本总额的80%。以后又逐年增多，到1943年，在公司资本总额1.2亿元中，孔祥熙投入的股份上升到95%。改头换面，“中国兴业公司”也姓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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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在“华西”公司大捞好处。改为“中兴”公司后，孔祥熙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调整改组。他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各股东第一股（100）有一表决权；股东而有十一股以上者，自十一股起，每五股有一表决权；一百股以上者，自一百零一股起，每十股有一表决权。”照此规定，孔祥熙官僚资本股共有9851权，而其他商股共占2311权，而董事、监察的当选，是以得票的权数多少而定，这样孔祥熙自然占了绝对优势，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选举了。最后孔祥熙终于担任了公司董事长，并且一任达10年之久，直到国民党逃离大陆始告终止。在这10年之内，孔祥熙在该公司囊括的财产，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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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方面，孔祥熙更是公司众多，据统计有21家之多。他认为做生意是神圣的事，钱财比搞工业来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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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虽有经商之道，却不像夫人那么有先见之明。抗日战争时期，孔祥熙把商业投机交给太太、少爷、小姐、门生去做，自己则在背后出谋划策。在重庆成立的商号有祥记、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升和公司等。祥记公司有汽车30余辆，庆记纱号专做棉纱生意，强华公司搞运输与贸易，大元公司搞五金电料，恒义、升和专营洋杂百货，广茂兴公司则经营参茸药材。这些公司在孔祥熙保护下，胡作非为，巧取豪夺，自不待说。1945年，临孔祥熙下台之际，曾有人在国民参政会公开检举过祥记公司，又是夫人出面，四处周旋，平了这场风波。孔祥熙好感谢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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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事业方面，孔祥熙也插过手。如抗战时期，他接办过“四社”，即《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和申时通讯社。四社初期由张竹平经办，因得罪了蒋介石，为蒋所取缔，无法维持，负债累累，最后只好让给孔祥熙，由中国国货银行出面承担全部债务，另给张竹平个人5万元，将四社买进。抗战初期，《时事新报》迁往重庆，《大陆报》《大晚报》留在上海，申时通讯社停办。日本投降后，《时事新报》迁回上海，并恢复了申时通讯社，由王正廷任董事长，实际由孔令侃主持。但因报纸销路不好，这方面没有捞到多少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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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的财力在商务印书馆面前相形见绌，1937年几乎倒闭。当时，宋霭龄求其弟宋子文帮忙投资时，宋子文看在大姐的面子上答应下来。但后来又使子文后悔一场。因中华书局旧的股东深恐孔、宋喧宾夺主，就设计一边利用，一边限制，限制借大宗款项，严格限制孔、宋的股金投资，让他们的资金投了进去却没有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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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中华书局总经理伯鸿在香港逝世，孔即让其亲信李升明上台，接手担任中华书局的董事长，中华书局形式上就完全落到了孔家手中。这使宋子文十分气愤。抗战胜利后，孔、李谋将上海中华书局全部迁往海外，变中华书局为私有，遭到全体职工坚决抵制。正在斗争期间，孔祥熙见大势已去，一溜烟逃往海外，李也随之而逃，这一斗争方告结束。但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的中华书局，却落到了他们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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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宋双方插手工商企业虽然赚了不少钱，但也结下了不少恩怨。但只靠这些还成不了亿万富翁。他们的私财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靠营私舞弊和贪赃枉法。这样得来全不费工夫，胜过经营更多的工商企业了。可是这时，宋的权力却被孔氏暗中夺去，使宋好不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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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蒋介石以特使名义命孔氏往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国内财政和金融的重要工作，由宋子文主持办理。宋鉴于当时全国人民的斗志激昂，认为民气可用，决定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以供应战时财政。名义上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却用层层摊派平民，大户尚无甚负担，有的地方缴了款领不到债票，纠纷迭起，民怨沸腾。孔祥熙从海外回国，看到此情，立即宣布债券业已满额，停止劝购。实则债券并未销完，对于已缴款认购的债券，也长期没有清理。以后逐年发行的公债，都作为四行借垫款的担保品，四行以此项债券作为发行钞票的准备，不再公开对外发行，税收和公债均不起作用，只好专靠发行钞票作为支应。二人矛盾达到高潮，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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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阶段虽然宋子文不在台上，宋家产业的发展由于宋子良、宋子安的绝顶聪明，并不亚于孔家。孔家有霭龄、孔令侃、孔令俊，而宋家则有宋子良、宋子安两位洋博士。宋子文、孔祥熙并不经营，主要靠背后的妻儿兄弟。他们在商业、工业、文化等方面都有激烈的争夺战。在台前，孔祥熙与宋子文争权；在台下，宋霭龄带领儿女们与娘舅宋子良、宋子安争财。为了鼻尖子上的丁点儿事，他们间有时也寸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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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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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重庆政府召开献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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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要求大家为抗战献金。人们见孔只会唱高调，便故意高呼：“请孔院长先拿出来点，给我们做做样子！”“少说也得一百万吧！”“请孔院长表表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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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孔祥熙笑嘻嘻地说：“我哪里有钱，我是一个穷公务员，财政部长的薪水才800块，我捐一点，也超不过8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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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分管金融业，做生意当然是他的副业了。在这次捐款中，霭龄倒是十分大方，捐出了100万。据说在霭龄捐款的当夜，夫妻二人还着实吵了一架。主要是孔认为霭龄捐多了，违背了他在会上的讲话精神。霭龄可不这样认为，说你是行政院长，我们家不带头像话吗？你讲话还有威力吗？孔认为捐也不能捐那么多，表表态走走形式就行了。霭龄说，100万是我紧紧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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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金大会的第三天晚上，宋美龄听到了社会流传的风言风语，便对老蒋说，哈哈孔也真是的，大姐捐了100万，他说多了少了的，给大姐吵了整整一夜。何必呢，一个大财政部长，不是没钱而是有钱，这叫越有钱越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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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问美龄最近还听到什么啦？没什么？宋美龄摇摇头。不对吧，老蒋又道。宋美龄问，你倒是听到了什么？蒋答，我倒听到蒋家王朝孔家财。说我蒋某某是傻瓜，孔家个个是疯子。宋美龄又问，这话怎讲？蒋答孔家敛财个个都疯狂，包括祥熙他本人呀，我看他是干到头啦。宋美龄听到这里扑哧一声笑了，我以为你听到什么新闻了！原来都是老掉牙的旧闻。祥熙名声不好，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他远比不上子文哥好。都是你大搞一言堂，按下葫芦起了瓢。这个好那个坏的，最后证明坏的要比好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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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想了想说，按人才讲还是洋博士肚里有水。祥熙虽讨人喜欢，肚子里尽是花花肠子。论人品，子文也比他强百倍。一个人不能贪，贪能误国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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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蒋介石睡不着觉了，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形象翻来覆去地老在他脑袋里过电影。没有比较，分不出高低，经过反复比较，他才真正地认为怠慢了国舅，有对不住国舅的地方。同时对孔祥熙的贪婪大为不满，如不移位将是误党误国。蒋介石想到这里，并没有真正去做，到他想真正执行时，又接二连三发生几件事，使蒋介石下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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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钞票多在国外印制，如美销公司、德纳罗公司在香港未沦陷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均为中央银行印制钞票。这样无限额地大量印钞票，供给国民政府军政费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孔家却把国家的金银外汇、侨胞捐款，转入私人腰包。后来孔家一核算，印一张钞票成本要美元几分钱，划不来，因此进口油墨纸张，在香港由中华书局、大业印刷公司、大东书局日夜开工印刷大面额钞票。在香港印钞票，日夜不停地由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空运到重庆和各地还来不及，又成立中央银行运输科和中央信托局运输科，自购卡车，先经由越南海防到广西南宁以及由滇越铁路经昆明转运，还是不能应付需要。过去在国外印的钞票是空白卷，下面的签字和号码到重庆加印。1943年在重庆中央信托局内成立印制处，孔祥熙的亲信凌宪扬当经理，在重庆枣子岚垭设厂印制钞票、邮票和其他证券。这些钞票不仅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最大财源，也为孔、宋两家聚敛财产、损公肥私提供了方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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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政府中，政府与官僚的私人费用实际是难以分清楚的。孔祥熙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中央银行支出自家费用。如1943年10月1日，他曾以财政部长的身份，令本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请记在国库项下报核”。1944年2月25日，又以财政部部长名义拨给“行政院孔院长机密费国币20万元整”。财政部长孔祥熙拨给行政院长孔祥熙，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而已，实际是把国家资金变成了私产，而此时正是国难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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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对各机关、企业的费用，表面上也有个预算制度。每次核定各省市财政时，行政院会计和财政部要举行一系列的预算会议；制定预算后，各省市预算处的追加和移用，必须呈请行政院核准。但只要走通孔祥熙的后门，各省主席和各省财政厅长直接上个呈折，经孔一批，预算就可以任意增加，经费就可任意移用。有一次甘肃省要追加一笔巨额预算，屡次向行政院请示，未得结果。那时甘肃的财政厅长是由孔官邸秘书处委任的陈立迁，陈抄近路直接呈给孔也就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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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把中央完全看成是他私人的账房，孔公馆（包括香港浅水湾的公馆）的开支，连草纸、肥皂都是银行付账。孔家的汽车供应，全部由银行担任。除孔本人以外，宋霭龄、孔令仪、孔令俊（即有名的孔二小姐）各人都有专用车。中央银行从来没有决算制度，这样，孔才能用之不尽取之无度。同时中央银行从来没有人员编制和定额制度，副局长、副处长可以任意增添。经济研究处的委员特别多，如蒋梦麟的老婆、于右任的儿媳等不学无术者都是委员。有一次行政院办公室转来一件公函，内容是有人联名提议要蒋介石派人检查中央银行账目。孔一见大为震怒，并猜出大概是宋子文的意见，孔大声说：“他大概是发疯了，要来查我的账！”后来也就再没有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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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听到这些事后，再加上财政上一塌糊涂，于是便把执政12年的孔祥熙赶下了台。蒋介石对有好感的宋子文也做了重新任用，做了政府的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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