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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的财力在商务印书馆面前相形见绌，1937年几乎倒闭。当时，宋霭龄求其弟宋子文帮忙投资时，宋子文看在大姐的面子上答应下来。但后来又使子文后悔一场。因中华书局旧的股东深恐孔、宋喧宾夺主，就设计一边利用，一边限制，限制借大宗款项，严格限制孔、宋的股金投资，让他们的资金投了进去却没有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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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中华书局总经理伯鸿在香港逝世，孔即让其亲信李升明上台，接手担任中华书局的董事长，中华书局形式上就完全落到了孔家手中。这使宋子文十分气愤。抗战胜利后，孔、李谋将上海中华书局全部迁往海外，变中华书局为私有，遭到全体职工坚决抵制。正在斗争期间，孔祥熙见大势已去，一溜烟逃往海外，李也随之而逃，这一斗争方告结束。但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的中华书局，却落到了他们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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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宋双方插手工商企业虽然赚了不少钱，但也结下了不少恩怨。但只靠这些还成不了亿万富翁。他们的私财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靠营私舞弊和贪赃枉法。这样得来全不费工夫，胜过经营更多的工商企业了。可是这时，宋的权力却被孔氏暗中夺去，使宋好不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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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蒋介石以特使名义命孔氏往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国内财政和金融的重要工作，由宋子文主持办理。宋鉴于当时全国人民的斗志激昂，认为民气可用，决定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以供应战时财政。名义上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却用层层摊派平民，大户尚无甚负担，有的地方缴了款领不到债票，纠纷迭起，民怨沸腾。孔祥熙从海外回国，看到此情，立即宣布债券业已满额，停止劝购。实则债券并未销完，对于已缴款认购的债券，也长期没有清理。以后逐年发行的公债，都作为四行借垫款的担保品，四行以此项债券作为发行钞票的准备，不再公开对外发行，税收和公债均不起作用，只好专靠发行钞票作为支应。二人矛盾达到高潮，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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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阶段虽然宋子文不在台上，宋家产业的发展由于宋子良、宋子安的绝顶聪明，并不亚于孔家。孔家有霭龄、孔令侃、孔令俊，而宋家则有宋子良、宋子安两位洋博士。宋子文、孔祥熙并不经营，主要靠背后的妻儿兄弟。他们在商业、工业、文化等方面都有激烈的争夺战。在台前，孔祥熙与宋子文争权；在台下，宋霭龄带领儿女们与娘舅宋子良、宋子安争财。为了鼻尖子上的丁点儿事，他们间有时也寸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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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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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重庆政府召开献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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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要求大家为抗战献金。人们见孔只会唱高调，便故意高呼：“请孔院长先拿出来点，给我们做做样子！”“少说也得一百万吧！”“请孔院长表表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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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孔祥熙笑嘻嘻地说：“我哪里有钱，我是一个穷公务员，财政部长的薪水才800块，我捐一点，也超不过8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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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分管金融业，做生意当然是他的副业了。在这次捐款中，霭龄倒是十分大方，捐出了100万。据说在霭龄捐款的当夜，夫妻二人还着实吵了一架。主要是孔认为霭龄捐多了，违背了他在会上的讲话精神。霭龄可不这样认为，说你是行政院长，我们家不带头像话吗？你讲话还有威力吗？孔认为捐也不能捐那么多，表表态走走形式就行了。霭龄说，100万是我紧紧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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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金大会的第三天晚上，宋美龄听到了社会流传的风言风语，便对老蒋说，哈哈孔也真是的，大姐捐了100万，他说多了少了的，给大姐吵了整整一夜。何必呢，一个大财政部长，不是没钱而是有钱，这叫越有钱越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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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问美龄最近还听到什么啦？没什么？宋美龄摇摇头。不对吧，老蒋又道。宋美龄问，你倒是听到了什么？蒋答，我倒听到蒋家王朝孔家财。说我蒋某某是傻瓜，孔家个个是疯子。宋美龄又问，这话怎讲？蒋答孔家敛财个个都疯狂，包括祥熙他本人呀，我看他是干到头啦。宋美龄听到这里扑哧一声笑了，我以为你听到什么新闻了！原来都是老掉牙的旧闻。祥熙名声不好，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他远比不上子文哥好。都是你大搞一言堂，按下葫芦起了瓢。这个好那个坏的，最后证明坏的要比好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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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想了想说，按人才讲还是洋博士肚里有水。祥熙虽讨人喜欢，肚子里尽是花花肠子。论人品，子文也比他强百倍。一个人不能贪，贪能误国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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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蒋介石睡不着觉了，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形象翻来覆去地老在他脑袋里过电影。没有比较，分不出高低，经过反复比较，他才真正地认为怠慢了国舅，有对不住国舅的地方。同时对孔祥熙的贪婪大为不满，如不移位将是误党误国。蒋介石想到这里，并没有真正去做，到他想真正执行时，又接二连三发生几件事，使蒋介石下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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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钞票多在国外印制，如美销公司、德纳罗公司在香港未沦陷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均为中央银行印制钞票。这样无限额地大量印钞票，供给国民政府军政费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孔家却把国家的金银外汇、侨胞捐款，转入私人腰包。后来孔家一核算，印一张钞票成本要美元几分钱，划不来，因此进口油墨纸张，在香港由中华书局、大业印刷公司、大东书局日夜开工印刷大面额钞票。在香港印钞票，日夜不停地由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空运到重庆和各地还来不及，又成立中央银行运输科和中央信托局运输科，自购卡车，先经由越南海防到广西南宁以及由滇越铁路经昆明转运，还是不能应付需要。过去在国外印的钞票是空白卷，下面的签字和号码到重庆加印。1943年在重庆中央信托局内成立印制处，孔祥熙的亲信凌宪扬当经理，在重庆枣子岚垭设厂印制钞票、邮票和其他证券。这些钞票不仅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最大财源，也为孔、宋两家聚敛财产、损公肥私提供了方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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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政府中，政府与官僚的私人费用实际是难以分清楚的。孔祥熙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中央银行支出自家费用。如1943年10月1日，他曾以财政部长的身份，令本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请记在国库项下报核”。1944年2月25日，又以财政部部长名义拨给“行政院孔院长机密费国币20万元整”。财政部长孔祥熙拨给行政院长孔祥熙，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而已，实际是把国家资金变成了私产，而此时正是国难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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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对各机关、企业的费用，表面上也有个预算制度。每次核定各省市财政时，行政院会计和财政部要举行一系列的预算会议；制定预算后，各省市预算处的追加和移用，必须呈请行政院核准。但只要走通孔祥熙的后门，各省主席和各省财政厅长直接上个呈折，经孔一批，预算就可以任意增加，经费就可任意移用。有一次甘肃省要追加一笔巨额预算，屡次向行政院请示，未得结果。那时甘肃的财政厅长是由孔官邸秘书处委任的陈立迁，陈抄近路直接呈给孔也就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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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把中央完全看成是他私人的账房，孔公馆（包括香港浅水湾的公馆）的开支，连草纸、肥皂都是银行付账。孔家的汽车供应，全部由银行担任。除孔本人以外，宋霭龄、孔令仪、孔令俊（即有名的孔二小姐）各人都有专用车。中央银行从来没有决算制度，这样，孔才能用之不尽取之无度。同时中央银行从来没有人员编制和定额制度，副局长、副处长可以任意增添。经济研究处的委员特别多，如蒋梦麟的老婆、于右任的儿媳等不学无术者都是委员。有一次行政院办公室转来一件公函，内容是有人联名提议要蒋介石派人检查中央银行账目。孔一见大为震怒，并猜出大概是宋子文的意见，孔大声说：“他大概是发疯了，要来查我的账！”后来也就再没有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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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听到这些事后，再加上财政上一塌糊涂，于是便把执政12年的孔祥熙赶下了台。蒋介石对有好感的宋子文也做了重新任用，做了政府的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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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良和他的“三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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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里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拍卖声、吆喝声、询问声汇成一曲紧张而又烦躁的追求金钱的交响曲。证券的每一瞬间的行情，都会在这一“交响曲”中及时地表现出来，它的每一个旋律和每一个和声都强烈地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神经，并随着它的传播而波及更远范围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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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股市的行情里突然跳出一匹“黑马”，价格一个劲地往上升，成了引人注目的中心。大家惊奇地注视着它在黑板上不断变换的数字，从中似乎悟到了一些什么，都纷纷地掏出钞票大量买进。这匹“黑马”就是“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简称“二三关”。随着买进的人的增多，一场围绕着“二三关”而展开的悲喜剧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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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关”是国民政府为了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公债，共1亿元。按照民国时代发行公债的惯例，政府发行公债时都是以对折先向银行抵押，并从银行里领取抵押金，等到抵押期到之后，政府再根据财经情况或跟银行结价，也就是说正式把公债卖给银行，或把公债收回，不再公开发行。实际上这后一种情况是很少出现的，所以一旦抵押后，银行往往在抵押期内就送到交易所开拍，做出的行情一般在六折左右，即100元的公债可卖60元左右，然后政府就以低于行情一折半（15%）与银行结价，这样银行有40%的利润可赚，因此也乐于为政府代发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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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二三关”公债一开始上市就显得很反常，在交易所开拍时价格竟在70元以上，银行觉得这个比过去高出一折的行情一定站不住，于是纷纷将尚在抵押期内的抵押品“二三关”卖出。银行的这一举动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做出的。他们总认为政府迟早会跟他们结价的，过去是结对折，现在行情涨了，如果政府仍按惯例结价，他们赚得更多，如果改以六折结价，而他们以七折卖出，也不会亏，所以放心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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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他们自己已走进了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宋子良、财政部钱币司长徐堪所设的圈套。他们一面掌握着国民党的金融大权，一面又建立秘密公司操纵股市，谋取暴利。由于他们的行为狡诈阴险，倚势凌人，人们私下骂他们为“不行”、“不良”、“不堪”，把这个没有挂牌的秘密公司称作“三不公司”。他们设的圈套的第一步就是在开拍“二三关”时暗中拉抬，使其价格高于通常的六折，达到七折的高度，然后设法引诱银行卖出。当他们通过交易所的亲信，了解到交易所的账目已逐日增加，知道银行已经卖出公债了，于是都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这“二三关”库券尚在抵押期内，还未结价，银行竟私自卖了，到时如果政府改变主意，要求赎回抵押的公债，银行就不能原物归还。这样银行不仅要损失原先付给政府的抵押钱，而且还可能要赔偿一些钱作为破坏契约的罚款，更重要的是失去信誉，这对银行可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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