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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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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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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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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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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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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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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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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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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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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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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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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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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邓颖超带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和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以及与宋庆龄有着长期交往的罗叔章一起，从北平前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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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邓颖超、许广平、罗叔章三人很自然地回忆起与宋庆龄从相识到相交的一些往事。罗叔章动情地谈起1930年在暨南大学读书时第一次见到宋庆龄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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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校里有许多女同学十分敬慕宋庆龄的爱国行动，非常想见见她，但为了保密和安全不能大家都去。这时有位教师建议选派一名代表去见宋庆龄，于是大家推举了罗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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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叔章记得宋庆龄是在上海的住地接待她的。一位工作人员把罗叔章引进客厅，宋庆龄穿着一件蓝色绸旗袍，满面笑容地伸出手来与罗叔章握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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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第一句话就说：“暨南大学是一个进步的爱国学校，但学校的领导权不完全是进步的人所掌握，反动派势力较强。”并问罗叔章：“你代表的华侨是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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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是教师，在印尼教书，现在回暨大上学。暨大华侨不少，爱国的也不少，我代表的是爱国华侨，他们都是最尊敬孙中山先生的。”接着，罗叔章转达了同学们对宋庆龄的敬佩心情和为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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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听后满意地笑了。她说：“我们个人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主要还是依靠你们这些爱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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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这次难忘的会见，罗叔章感慨地说：“谈话不长，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言语不多，却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宋庆龄同志是一位对革命群众非常热情而积极的支持者；她有领袖的风度，既严肃、庄重，又活泼、开朗、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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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邓颖超一行抵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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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车站，环顾熟悉的上海城，邓颖超百感交集：“我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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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全面内战爆发后，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撤离上海。临行前，她以一种异乎寻常的肯定语气，对前来送行的一些爱国民主人士说道：“不用多久，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而今，当她真的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上海的时候，内心的激动的确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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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邓颖超到达上海的前两天，曾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廖梦醒，已奉命先到宋庆龄处，向她通报了中共中央再次邀请她北上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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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沉思片刻，抬起头来对廖梦醒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此时此刻，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平逝世的悲哀场面，1929年5月从碧云寺“奉移”孙中山灵柩去南京时的凄婉情景，又浮现在她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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