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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古老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昔日的幽灵也无影无踪。即便在以前中国人居住的那些地方，现在也被打扫得干净整洁，健康卫生，充满了吸引力，不再危机四伏。不妨说一下，我曾经去过法国的里昂、英国的曼彻斯特和美国的奥马哈，相比之下，上海人显得更为友好一些。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各地的城市之间进行串联的“红卫兵”也已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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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的中国人为什么变得如此友好了呢？在靠近云南省边界——也就是我长大的地方，那些中国村庄里的贫苦的农民总是非常友善，质朴而又幽默。但这一点对上海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当苏联和美国争抢登陆月球第一人的荣誉时，中国人则大张旗鼓地宣称，他们将会在地球上造就一代新人。他们成功了吗？如果成功了，那么，再没有哪个城市比这个曾被称为“地球上最为罪恶深重的地方”更适合这一代新人。因为这里是我们要讲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这个城市的性格对宋氏家族的影响巨大，所以有必要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上海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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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在宋氏家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这座旧中国的城市还只是一个位于泥泞的黄浦江岸边、距离长江口17英里[2]的小村庄。“上海”这个词也不比“滨海”浪漫多少。没风的时候，船夫们便沿着岸边的纤道，把一艘艘货船拖往上游。在这儿，方圆数英里内地势平坦，水灾频发，却控制着沿长江通往内地1 00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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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外国人的贸易还仅限于南部港口城市广州。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一直通过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到了19世纪初，英国遭遇了严重的资金外流问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丝织品的价值远高于其出口中国的商品的价值。中国人对英国生产的那些昂贵商品的需求量很少，如羊毛制品、棉制品和金属制品等。有了对印度实现商业征服的经验，英国商人们坚信，除了广州之外，只要再开放几个通商口岸，他们就能在中国打开另一个巨大的市场。而英国人用来撬开这些港口大门的杠杆，就是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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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鸦片主要产自印度和中东地区，为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一些地道的英国人，如大鸦片商威廉·渣甸，从印度种植者手中以低廉的价格收购生鸦片，然后再以10倍的价格经由香港转售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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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期内，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英国人成功地获得了进口茶叶所需的资金。但是，随着茶叶消费数量的不断增加，走私鸦片的数量也需要相应的提高。由于清政府禁止鸦片贸易，英国商船必须把货物运到位于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在那里卸下货物之后，再用合法船只把鸦片送到广州港。后来，很多清政府官员也参与到这项违禁贸易中来，运送鸦片的船只便直接驶进广州港，并且肆无忌惮地将鸦片存放在位于江边的库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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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开始参与鸦片贸易。一些老牌公司，如波士顿的帕金斯商行和拉塞尔商行等用快速帆船运输鸦片，数量巨大。英美两国输送的鸦片数量，1821年是每年5 000箱，到1837年已经达到每年39 000箱。英国增加的鸦片数量又一次平衡了其在茶丝进口中产生的贸易逆差，阻止了白银外流。但是，这对中国并非幸事。尽管政府禁止，不断增加的鸦片消费量还是导致了社会灾难。上至贵族地主一，下至士兵娼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食鸦片。些政府官员甚至难抵诱惑而参与鸦片贸易，使得腐败问题在官场中持续扩散。最终的结果是，白银流向发生逆转，中国的白银开始快速流入英国，其数额之庞大，令人惊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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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尊和国家主权也同样危如累卵。1838年12月，广州的地方官把一个鸦片走私商钉在库房门前的绞刑架上示众，洋鬼子冲出来，把绞刑架砸了个稀巴烂。这起事件导致近万名中国人奋起示威。那些西方人只好向一个名叫伍浩官（本名：伍秉鉴）的大商人求助。伍浩官是鸦片贸易的中方头目，他出钱买通了地方官府，从此开创了鸦片贸易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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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地方政府规定，所有英国商船船长必须签署一份协定，保证永不挟带鸦片来华。美国人开始秘密运输英国鸦片，或者授意英国船只悬挂美国星条旗进出广州港。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是一群醉酒的英国水手在争执过程中打死了一位中国村民，而英国领事拒绝让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审判。作为报复，地方政府下令断绝英国人的一切物资供应。1839年10月1日，英国对华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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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英国鸦片商一直竭力鼓吹这场战争，因为他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一支以配有32门火炮的“涅墨西斯”号明轮船为首的英国舰队开到中国，轻松打败了清政府的海军。丧权辱国的清政府不但支付了巨额赔款，还对英国开放5个通商口岸，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即英国在华侨民的一切事务均不受中国司法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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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条约[3]，新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中，上海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在英国人大批进入之前，那里不过是一块又脏又乱的租借地。马德拉斯炮兵部队[4]的乔治·巴富尔上尉是第一位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随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一名翻译、一名外科医生和一名办事员。巴富尔把基地设在上海县城北门外靠近黄浦江的地方，因为那里最适合船舶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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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富尔说：“我们的海军可以开到那里。看到舰队，他们就会明白我们的实力如何。如有必要，还可以当即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的厉害。我们的目标是全面控制整个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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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不仅位于长江农产品运输的咽喉之地，还通过运河、湖泊与有“丝绸之都”美誉的苏州相连，沿京杭大运河还可直达北京。中外各种贸易品在此都可自由进出，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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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外国人移居此地的速度并不快。只有为数不多的传教士和商人在精明的中国买办陪同下来到这里。通过协商，美国与清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给美国人单独划出一块租界，并给予其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一位名叫吴利国（本名：亨利·沃尔科特）的美国领事在苏州河北岸升起星条旗。由于先来此地的英国人连旗杆都没有竖起来，因此，这可以称得上是有史以来在上海升起的第一面外国国旗。醒过神来的巴富尔领事急忙在苏州河南岸挂起联合王国国旗，并把领事馆建在了那里。后来，美国请求英国帮助处理租界内的治安和其他事宜，最终导致两块租界合二为一，变成公共租界。法国人则置身其外，在江边建立了自己的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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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来这里的美国人大都是满腔热情的传教士，商人则几乎没有。他们当中大多是坚持宗教极端主义的清教徒，拥有《圣经·新约》里描述的种种美德。“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他们乐观地认为，“只要用基督精神稍加点化，即可崛起于亚洲民族之林，其前途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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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纤道上建起了一排货栈，或者可以叫作“洋行”，即今天的商铺。楼上是大班及其助手们的办公室。这些人极能吃苦耐劳，他们远道来到亚洲，首要目的是中饱私囊，然后才去顾及公司及国家利益。他们都没有携带女眷。彼时的上海，还不是淑女们能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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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们在那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模仿英国的乡下绅士，日子过得十分悠闲。他们日上三竿时才起床，饱餐之后，再到洋行里查看一下由他们本国业务经理保管的账目。之后稍事休息，再配着英国麦酒和荷兰杜松子酒吃一顿丰盛的中式午餐。午饭后，他们往往会跟三五好友一起来到阳台，一边品着威士忌和雪茄，一边看江边装卸货物的场景，直到晚饭时刻。晚宴的特色酒菜包括西班牙雪莉酒、法国红葡萄酒和苏特恩白葡萄酒，以及精心烹饪的中国鸡鱼、进口烤牛肉和羊羔肉，再配上印度咖喱、各式点心、奶酪、香槟、咖啡和雪茄。他们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希望成立一个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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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逐渐繁荣起来。强盗掠夺式的资本主义占据了上风，奸商四处横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杀人越货及尔虞我诈之辈层出不穷。当时有一句话说，区别罪犯和资本家的唯一方法，是看他们的钱袋有多大。对怡和洋行的渣甸和合伙人马地臣来说，颠地洋行（又称宝顺洋行）的兰斯洛特·颠地及其合伙人比尔是第一个真正具有威胁的对手。这两家洋行都使用快速帆船到加尔各答或香港提取邮件，然后向北疾驰，赶在那些慢吞吞的英国邮轮之前回到上海。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比那些新出现的潜在对手提前一两天获知欧洲最新的商业情报，然后果断出手，大赚一笔。当时知名的美国洋行有旗昌洋行、琼记洋行、魏特摩洋行、同孚洋行和森和洋行。它们之中，老牌鸦片商旗昌洋行的实力最强，其后台是声名显赫的美国三大商业家族：罗斯福家族、德拉诺家族和福布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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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英美两国的发展前景光辉灿烂，那么对清政府来说，这却是灾难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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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取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表明，自1644年以来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作为少数民族，清政府统治者一直未能完全征服中国南部。阴谋、反叛层出不穷，反清的秘密会社遍布南方乡村。清政府利用残酷的镇压抑制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但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胜利，表明统治中国两个多世纪的清政府已经腐化殆尽、极度虚弱。反清力量联合起来推翻帝国的统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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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它集中力量抵抗外来侵略，国内就会发生暴动；如果它全力镇压内乱，就不得不打开国门，满足外来势力的各种要求。国内的各个秘密会社和西方各国都抓住了这一点。西方各国希望清政府的统治失去平衡，但又不至于垮台。各种秘密会社则通过不断袭击传教士，在清政府和西方各国之间制造麻烦。每一次袭击事件都会促使西方各国给清政府施加新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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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正是具有残忍基督精神的《圣经·旧约》把整个事件推上巅峰，煽起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大暴动，即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国南方，一位失意的秀才[5]因为科举不第，转而信奉基督教以寻求安慰。他自称是耶稣的亲弟弟，是众人的救世主。他成立了拜上帝会（自称是基督徒），奋起反抗清政府。他们的目标是恢复汉人统治，实现土地公有。同时，他们还坚决禁止卖淫、吸毒、酗酒、通奸、赌博、裹足、买卖奴隶以及虐待妇女。他们的观念非常前卫一。支由饥民和劳工组成的基督教大军挥师北上，建立了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