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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查理写道，他的父亲住在位于“中国东南方广州州的孟寿县”（原文如此）。乍看之下，确实让人费解。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广州州”，指的应该就是广东省，中国南方的大港口城市广州即位于该省。然而，没有一张广东省地图上标有“孟寿县”这个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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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父亲的名字，查理用英语写成“Hann Hong Jos’k”。他不知道如何把中国人的姓名按照标准读音译成英语，于是便依据海南当地的方言发音直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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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在一页信纸的底部，查理还用汉字写下了父亲的名字。如果按照当时汉语的标准读音译成英语，他父亲的名字应该写成“Han Hung-i”（韩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的家族姓氏应该是“韩”，而不是“宋”。这的确让人难以理解：孩子姓宋，父亲怎么会姓韩呢？在父亲名字旁边，查理还用汉字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翻译成英语，应该写成“Han Chiao-shun”（韩教准）。很显然，查理有两个名字。因为不知道他在何时何地缘何改成宋姓，人们也就无法厘清这其中的种种矛盾，更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随后，这些信件被束之高阁，逐渐被人遗忘。若干年来，查理的宋姓来源之谜也就一直没有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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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在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档案馆里，一位研究人员发现了另一份让人困惑的资料：宋查理在一艘美国缉私船上的服役记录。如果当时这两批资料能够凑到一起，查理的姓氏之谜应该早就破解了。遗憾的是，那位海岸警卫队的研究人员并不知道保存在布雅各手里的那些年代久远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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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把一块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资料碎片如七巧板般拼到一起，答案立即跃然纸上。原来，查理的真实姓氏是他在海岸警卫队服役期间，由于发音问题，被人弄错了。这完完全全是在无意之中造成的错误。于是，宋查理便成了这个孩子在美国的化名。身为现代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其姓氏竟然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如果说宋查理实际上根本不姓宋，那么他的子女们也就不该姓宋了。蒋介石夫人的闺名应该是韩美龄，而不是宋美龄。这一发现是一个极好的警示，它提醒我们，在审读任何与宋氏家族有关的资料时，都应该小心谨慎。事实证明，这种谨慎很快就能得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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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查理留下的支离破碎的信息，以及从其他地方一点一滴淘选出来的零星资料，我们可以重新勾勒出他早年大致的生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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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确实出生在广东省，该省的版图现在仍包括位于中国南海、形如一滴水的海南岛。[2]该岛大约有爱尔兰的一半大小，当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群山连绵，雨林遍布，只是在沿海一带，偶有几座村落和零星种植在低洼处的小片稻田。在岛上高峰入云的内陆地带，居住着苗族和黎族山民。他们占据着这片中国南部边疆的大部分高地地区，耕作着时欠时丰的小块土地来养家糊口，还种植鸦片以供闲时消遣。在地势低平的地区，居住着相比而言更为勤劳、来自大陆地区的汉族人。在过去近1 000年的时间里，或是为了躲避瘟疫和饥荒，或是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这些汉族人渡过不算太深的海峡来到这里。滨海村庄的沙滩上，到处都是棕榈树和黑松林，村子里住着很多朝廷缉拿的要犯。他们当中许多都是各类反清秘密会社的成员，当初为了避难，才坐着咯吱咯吱乱响的舢板沿着海边一路逃到这里。即便在最虔诚的外国传教士眼里，海南也是一个是非之地，不能按照常规行事。这里匪盗成群，他们常从敞开的门窗潜入室内，肆意夺财害命，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口在逐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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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传教士，常常还会有一两个年轻的英国海关工作人员被派来长驻此地。海关关卡设在正对着琼州海峡的海口港，那里直面大海，常年海风肆虐，谨慎的走私者都驾着走私船另找停靠的地方。当时，最好的停泊点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最知名的应属位于一处开阔海湾（即现在的清澜港）、堪称走私者天堂的文昌。当地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喉音，他们说“文昌”两字时，听起来有点像是“孟庆”，又像英语中“一只鞋”的发音。即便是略通汉语的人也不难看出，在信中，查理是把“文昌”误拼成了“孟寿”。事实上，再仔细看一下地图和相关地理资料，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船只进出频繁的文昌城是查理家乡唯一可能的所在地。文昌是闻名遐迩的海南舢板的主要进出港，这种船只从事贸易的路线，与查理信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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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海岸的地方，舢板一排排连在一起，船民们以船为家，长年累月居住在船上。像中国的大部分海港一样，刺鼻的鱼酱味、猪油味，腐臭的粪便味，与新锯开的湿乎乎的柚木散发出的香气混杂在一起，终日弥漫在港口上空。以当地标准来看，韩氏一族远非贫苦之家。查理的父亲无疑还是一位富裕的商人，一位造船场主，一位秘密会社里的资深长老。此外，他还从事走私活动。根据各种不同的资料，我们了解到，查理的父亲拥有若干艘大型远洋货船。他的贸易船队定期从靠近广州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出发，一路南下，直到安南[3]的河内，最远可达苏门答腊。整个航程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写于1881年的一封信中，查理这样写道：“他们的船队从澳门开往河内，要走6天的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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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的先祖居住在远在中国北方的山西省。那里距离大海数百英里，群山环抱，气候干旱，土地贫瘠。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社会动乱频发。跟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查理的先祖也被迫南迁至广东，后来又渡海来到海南岛避难。查理的先辈中有一些还是客家人。远在南宋时期（1127—1279年），由于中国北方被来自中亚的部族占领，他们便迁移到了南方。“客家”的词义即为“做客的人”，专门用来称呼那些客居他乡的北方人。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宗族观念，现如今他们虽然散居在世界各地，这种观念却依然保留。在海南这片世人眼里的流放之地，查理的先祖们隐居于住在文昌港口的船民之中，开始了舒心惬意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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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务院一份几乎被人忘记的档案里，提到宋查理的大儿子宋子文曾送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一艘海南舢板模型，其中的内容证实了上述大部分事实。宋子文在赠送船模时随附了一封短信，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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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悉您喜爱帆船，今特请我国驻华盛顿大使转赠精美海南远洋舢板船模一具。此船模由我国海关监制，完全按照实物精制而成。海南为广东省沿海岛屿，我家祖辈世居于此。岛上居民吃苦耐劳，远近闻名，他们每年定期驾驶这种小船出海贸易，最远可达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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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型海南舢板是一种三桅帆船，非常适合航海。其造型也与众不同，整体形状像一个大香蕉，可以在海洋里破浪前行。船上配有小型火炮，用来防御海盗骚扰。船头画着一双大眼睛，目光向上，看着远方。这双眼睛，再加上张开后如同公鸡鸡冠般的红色船帆，使得这种船看起来像一只大眼睛的公鸡，它也因而得了一个外号：大眼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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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天，韩家的“大眼鸡”船队都会离开海南，开始一年一度传统的贸易之旅。西南季风吹来，他们驾船载着货物向北驶往澳门、汕头和厦门等地。西南季风之后，东北季风随之而来，船队便会满载中国商品向南驶往暹罗、马来亚联合邦[4]和爪哇。进入南部海洋之后，如果遇到单独航行的船只，或者某个毫无防备的海边小城，船上的水手们就会冲上去大肆掠夺一番。驾驶游艇航行的人至今仍尽量避开这片海域。春季到来之后，船队便会在各岛屿之间进行贸易，逮着机会就抢上一票。然后，等夏季的西南季风再次刮起的时候，船队就会掉头向北，返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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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小孩坐船跟着大人们出海是家常便饭，宋查理小时候肯定跟随他的叔伯或兄弟们到越南一带跑过几次短途贸易。根据查理后来的回忆，1875年他满9岁的时候，父亲决定让他跟着一位略年长些的兄弟去爪哇，到一位远房亲戚那里学手艺。这次旅行开始时一如往常，风平浪静，谁料想前后竟然持续了10年之久，把查理带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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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8月，一支“大眼鸡”船队带着查理驶离港口，穿过琼州海峡，前往广州。早期的照片显示，那时候的查理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身材结实，看起来像一根柚木。双目炯炯有神，像一只正学说话的八哥。那时候他的发型还是按照清朝统治者的规定，前面剃得圆润光滑，背后拖着一条又长又重的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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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部沿海一带，青山连绵不断，众多海岬与大小岛屿犬牙相错。沿途最适合停泊船只的地方挤满了广东本地的船只。这些船的船头也都画着一双大眼睛，不过目光是向下注视，似乎是在寻找鱼群，这跟那些眼睛盯着远处地平线的海南商船完全不同。8月末，乘着最后一段时间的西南顺风，这支海南船队抵达位于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那里的滨海地区到处都是伊比利亚式[5]的平房和低矮的货栈，天主教堂也随处可见。4个月后，随着东北季风的到来，已经销售完货物的商人们通常会购置新货上船，然后呈不规则编队从澳门向南进发。“大眼鸡”船队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河内，第二个是西贡，然后穿过暹罗湾来到马来亚。每一处港口都有外出经商的海外华人的定居点。再往南，在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6]等地，则有大量住在农村地区的中国人，他们当中有的开锡矿，有的开商铺，有的人则从内陆地区往海边贩卖各种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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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网络由潮州帮联结在一起。潮州帮是中国势力最大的秘密帮会之一，其最初的成员是从广州北面约170英里的汕头逃难出来的船民。潮州帮一直坚定地从事秘密反清活动。有组织的抵抗被瓦解之后，帮会成员四散奔逃，远走高飞。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他们虽然散居各地，但从事秘密活动的习惯却保留下来。如同海上的吉普赛人一样，潮州帮成员将他们的方言和与众不同的行事方式作为秘密联系的纽带。正是他们这种置于中国传统家族关系之上的联系纽带，使得潮州帮的商业圈比任何一支海外华人的势力都要强大，联系也更紧密。当时，潮州帮控制着中国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和鸦片运输，同时他们在香港、上海和新加坡的英属租界都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由秘密帮会发展成具有排外性的行会，这些行会又慢慢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势力和财富的大财团与同业联盟。在西方人的想象里，在阴森恐怖的摩鹿加群岛[7]深处，潜伏着凶恶的中国海盗，他们走私黄金，贩卖毒品，恐吓妇女，而西方人所描绘的，其实就是当时潮州帮的形象。直到现在，担任这片地区大银行老板的潮州帮首脑们仍然操控着从印度支那的金三角经由泰国曼谷到阿姆斯特丹和其他毒品交易中心的国际毒品贸易。西方禁毒机构对此只能装作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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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个盒子套另一个盒子似的，有许多人全家都加入了潮州帮。除帮会生意之外，他们的家族自己也有独立的走私网络。由于帮会生意不容外人插足，所以为了生存下去，那些从其他地方逃难或流放至此地的人不得不想方设法融入帮会之中。即便是从山西移居此地、拥有强大客家宗族势力的韩氏家族，要想全面操控19世纪的海南商业圈，并发展海上贸易，也必须通过联姻的方式与潮州帮联系到一起。韩氏家族成员也不得不加入帮会。韩家定居海南之后的几百年间，只有通过与帮会成员联姻，使得双方产生相互依附的关系，才能把家族的商业网扩展到东南亚一带。他们的家族就是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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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的哥哥要去住在东印度群岛的一位韩氏本家那里当学徒，查理也在那里的一位亲戚家做了三年雇工。到了1878年初，这个心怀不满的孩子找了个机会离开了那里。那时的查理已经12岁了，他遇到了一位远房亲戚，他称其为“舅舅”，不过查理从未提起过他的名字。舅舅是一位移民，很久以前就跟着建铁路的人一起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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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叶，为了躲避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战乱，成千上万的南方人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是苦力出身，而是技术熟练又有自己抱负的工人。他们自己出钱买船票，并且还有足够的钱财以供定居美国之后的花销。在美国，铁路工头雇用他们与欧洲移民一起干体力活。相比而言，这些“来自‘天朝’的中国人”工作起来更卖力，而且很少抱怨。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劳工在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员工比例就达到了80%，铁路铺设的速度也突飞猛进。随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都开始雇用中国劳工，最苦最累的活都安排中国人去干。比如，把工人装在柳条筐里从悬崖峭壁上吊下去，在坚硬的石壁上开凿路基。中国劳工的薪水比白种人劳工要少1/3，且食宿自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于1865年给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没有他们（指中国人），要想在议会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宏大国家工程的西部路段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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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遇到的这位舅舅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搬到了新英格兰。他很有商业头脑，又吃苦耐劳，不久就攒够了钱，自己在波士顿开了一家店铺，专营各种中国货。这一次，他衣锦还乡，回老家小住了几日，正准备返回波士顿，途中在爪哇换船时赶巧遇到了查理。他建议查理跟他一起走，坐船绕过半个地球到那个中国人称为“福山”的神奇国度。这个建议对于比他更为务实的查理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于是，就像伏尔泰笔下的赣第德和潘格洛斯一样，查理跟着舅舅一起出发了。多年后在给父亲的信中，查理写道：“我在东印度群岛与哥哥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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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爪哇赴美，需要从位于爪哇岛西端的阿涅尔港坐船。运输茶叶的船只在那里最后一次补给淡水和食物之后，便会快速西下，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前往伦敦或波士顿。很显然，查理和那位舅舅应该是在1878年的春天乘船赶赴美国，因为他们到达波士顿的时间是当年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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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的波士顿已经不再依靠海运和与中国进行贸易来获取财富，虽然如此，海边遍布红砖瓦房的波士顿港依然错落地停泊着各种大型船只。内战已经改变了这里的一切，以前积累的财富现在大都投到铁路建设、面粉加工和制鞋等行业。新兴工业的兴起引起了劳资纠纷，退伍军人和欧洲移民要求增加薪水，改善工作环境。受内战余波的影响，经济逐渐萧条。1873年，经济大衰退的浪潮导致一万余家公司倒闭。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无法容忍工人罢工，他们的对策就是从西部各州招收华工，查理的舅舅趁此机会来到了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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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波士顿，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人住在查理河对岸的坎布里奇。他们都是公派赴美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富家子弟，其中有两个幸运儿，一个叫温秉忠，一个叫牛尚周（用西方人惯用的方法，写成B. C. Wen和S. C. New）。温秉忠和牛尚周都来自上海，他俩有一种奇怪的特点，那就是两人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等几乎一模一样，就像彼此的镜子一样，即便是姓名的拼法也很相似。因为这种特点，他们得到了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先生的垂青。他俩终生都保持这种古怪的习性。回到上海后，他俩娶了两姐妹为妻，还一起保媒，让查理娶了他们的妻妹，从而三人结成连襟。此外，他们都获得了差不多一样的财富和官位，还一起致力于在中国出版第一批西方教材。他们俩对中国现代史及宋氏家族的崛起产生了间接却又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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