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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则算得上是家里的小霸王。她身材胖墩墩的，所以得了个外号“小灯笼”。她为人虚荣、自视甚高，这跟她外在的美丽极不相称。她是一个天生的婆罗门[3]，年少的时候就傲慢自大、专横跋扈。她很崇拜勤勉的大姐霭龄，无论霭龄安排她做什么事都从不推却。每当霭龄在那里安排家庭事务，她都会在一旁仔细观察，似乎是在学习如何替代霭龄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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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5岁时，执意要跟霭龄到中西女塾上学。于是家里人便给她装好旅行箱，穿好格子花呢褂子，叮咛嘱咐一番，然后便送她去了学校。不过，美龄没有在学校里待太长的时间。在学校的那几周里，白天她都表现得非常好，很得人心，年龄大些的学生也都听她的指挥，功课完成得也很快。但是，每到晚上，她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看到屋檐下突然出现的树影，常会猛然从噩梦中醒来，尖叫声一次次打破女生宿舍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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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家里人只得把她接回家，另请一个老师教她功课。她可没有霭龄那样钢铁般的意志力，而是表现出高度的紧张。每次她一紧张，浑身就会起疹子，这个5岁的孩子全身都会长出红色的肿块或者水疱，完全没有了端庄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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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的大哥子文是唯一得到查理真传的男孩子。他跟霭龄很像——虽然没有霭龄坚韧和专一，但子文做事确实也很坚决，富有进取精神。子文天生具有识破伪善之人的能力，与霭龄不同的一点是，他极具幽默感，这使得他很有人缘。他个子不高，性格开朗，身体结实。学习的时候，常会眉头紧锁。另外，他对数字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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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海没有像中西女塾那样专门为男生开办的监理会学校，子文跟着私人教师在家里学了几年，然后就进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由圣公会创办，里面有专门为小男孩办的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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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秋，身材高大的步惠廉和他那小巧玲珑的妻子阿迪·伯克从松江转到了上海。步惠廉夫妇现在有4个孩子，都出生在中国。同时，他们与步惠廉的老家，位于佐治亚州的梅肯市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96年他们还趁着休假回去过一次。步惠廉此次转到上海，是准备担任上海教区的监督长老一职。这意味着他又可以经常与宋查理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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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团的牧师宿舍位于云南路，离查理开办主日学校的监理会教堂很近。它的隔壁就是中西女塾。步惠廉的4个儿子经常爬到宿舍后面院墙旁的树上，偷看中西女塾的女孩子们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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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准备把孩子们都送到美国去读书。1903年的一天，他就此事询问了步惠廉的意见。霭龄当时已经13岁了，她自己也说已经做好了出国留学的准备。查理在三一学院上学时年仅15岁，而霭龄现在比父亲当年准备得要充分得多。查理觉得，只要在美国学上一年，她就可以到正规大学去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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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惠廉主动提出他将给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院长杜邦·盖里写信咨询此事。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是美国第一所特许设立的女子文理学院。跟范德堡大学、三一学院和埃默里大学一样，它也是监理会主办的学校。与南方邦联地区的其他学院不同的一点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并没有毁于南北战争。幸存下来的梅肯市静静地藏在木兰树丛之中，平静而又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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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院长盖里是步惠廉的好朋友，步惠廉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查理的背景，说明了他是如何在范德堡大学成为监理会牧师，以及他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信中还谈到了他那几个出色的孩子，特别强调了霭龄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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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夏末，盖里院长的回信到了步惠廉的手里。招收一名中国牧师的女儿入学的想法对他很有吸引力。建校以来，已经有好几个印第安女孩在此读书，但中国人倒还是头一次。盖里建议可以让霭龄住在他家里，直到她适应了这里的一切（或者说等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女孩子们都适应了她）为止。那时候的大学设定的入学标准非常灵活，专门为富人开办的小型私立学校尤其如此。盖里院长建议霭龄可以以预科生的身份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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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关心的是怎么把霭龄送到佐治亚州。步惠廉说，他们全家第二年5月要回国休假，霭龄可以跟他们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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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龄开始计算出行的日期了。当漫山遍野的冬色逐渐退去，春天姗姗而来的时候，她已经收拾好了行装。步惠廉计划带着全家人于5月28日乘太平洋邮轮公司的“高丽”号轮船离开上海。查理也给霭龄定了这条船的票，然后他又去葡萄牙领事馆付了一笔“特别费”，给霭龄买了一本护照。这本护照与查理1895年买的那本一模一样。他声称自己出生在澳门，因此按照父母的国籍，霭龄也算是葡萄牙公民。这在当时是常见的，也花不了几个钱。查理希望这至少能在名义上给女儿提供一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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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船启程的那天，伯克夫人的身体并不是太好。她患伤寒刚刚痊愈，身体非常虚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起登上了“维多利亚”号小艇，沿着黄浦江行进约一个半小时，到达位于长江的深水码头。霭龄跟伯克夫人以及与她的小儿子同在“高丽”号的一间特等舱里，步惠廉和另外三个大点儿的儿子在另一间特等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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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人只在虹口的家门口跟霭龄道别，没有一起送她上船。只有查理一人带她到码头，然后一起坐上小艇。“高丽”号十分敞亮，它的注册地是美国，船主也是美国人。作为20世纪初西方智慧的象征，“高丽”号可谓是一座反差强烈的水上宫殿：它的船舱里载有538箱气味浓烈的鸦片，甲板上则坐着一群刚刚培训完毕的传教士。在这个闷热的5月里，他们浑身上下大汗淋漓，手里抓着《圣经》，身体却热得不停地扭来扭去。他们眼睁睁看着查理坐着小艇离开了“高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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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挥手告别的时候，霭龄抑制住了自己的情感。再次见面要等到两年之后了。她站在游步甲板上望着父亲渐渐远去。此时的她梳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头顶和辫梢各扎了一个黑丝绸做成的蝴蝶结。要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子，再加上母亲的一再要求，她才不会扎什么蝴蝶结呢。她身穿一套西式女装，这是上海的一位名叫J. W.克兰的监理会教徒为她缝制的。此时，西方的地平线上正传来隆隆的暴风雨声。直到最后，她才拿出了一条手绢。一直站在她身旁的步惠廉意识到，霭龄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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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坐在头等舱里的乘客们来说，去日本那三天的航程可谓平安无事。霭龄是头等舱里唯一的一个东方人。但就在抵达神户的前一天，坐在统舱里的一位中国人生病死了，船上的大夫说是死于急性肺炎。然而，在神户登上“高丽”号的日本检疫人员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是明显的黑死病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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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被黑死病吓得要命。他们要求“高丽”号在驶往横滨之前，必须从头到尾消毒一遍，船上的每个乘客也都要上岸，浸在一种药力强劲的药水里“洗个澡”。生病的伯克夫人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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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惠廉提出抗议，他的太太是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然而，跟那些日本官员争辩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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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伯克夫人跟其他人一样穿上旧衣服，步履蹒跚地来到检疫站的浴室。在这里，男女被分成两拨，然后被带到里面。浴室里摆着一个个盛满药水的木盆，乘客们脱下衣服，站在盆里，有人便开始把热乎乎的药水浇到他们身上。等待衣服消毒的时候，他们每人被发了一套棉布和服穿在身上。等到返回船上，伯克夫人开始发起了高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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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户待了10天后，“高丽”号终于再次起航，前往横滨。此时的伯克夫人已经病得不能动弹。心急如焚的步惠廉赶忙联系带她上岸，到横滨综合医院进行抢救。他先坐着马拉救护车把伯克夫人送到医院，然后又回来接他的孩子们。他们无法继续前行了，至少目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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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惠廉向霭龄解释了当下面临的情况。霭龄必须要准时到达梅肯，她要赶上秋季学期的课程，步惠廉不想耽误她的学业。霭龄说她愿意自己一个人去。同船的还有一对监理会传教士夫妇，他们跟步惠廉是朋友，答应帮他照看霭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步惠廉又回到医院，跟孩子们一起照顾伯克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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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龄不知道的是，就在她离开日本几天后，伯克夫人走完了她与病魔斗争的道路。1904年6月30日，在她39岁生日刚过去一个月后，伯克夫人离开了人世。步惠廉和孩子们把她葬在了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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