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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牧师抵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跟他会了面。这样，她就不会独自一人跋山涉水来到梅肯。据说这个姑娘非常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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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她不会强迫自己（别人也不会强迫她）去跟其他年轻女孩住在一起，”盖里校长接着说道，“她们是自由的，能自己选择适当的相处方式。我坚信，大家一定会对她以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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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盖里校长的话来讲，宋小姐是该校创办以来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不过大家都知道，在不同时期，曾先后有几位印第安姑娘来该校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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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院长认为，在霭龄入校之前，有必要登报向她表达歉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学校不会强迫哪个女孩子跟她住在一起，盖里院长在自己家里给她准备了一个小房间，霭龄从第二个月便开始了“预科生”的学习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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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龄求学的城市梅肯是一个绿树掩映、草木成荫的温柔小城。它位于奥克马尔吉河岸，始建于1823年，以时任立法委员的纳撒尼尔·梅肯的名字命名。在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曾是一个重要的军火库，还储存过南方邦联军的黄金，尽管如此，它却在战火之中幸存了下来。战争期间，数千名南军伤病员曾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教学大楼里接受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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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坐落在小镇前方的一座小山上，越过松林，四周美景尽收眼底。学院只有一栋希腊复兴时期风格的大楼，楼前立着一排圆柱，像邦联军纠察队一样护卫着这里。随着校园不断扩建，又增加了其他不少希腊风格的建筑。后来，在19世纪末，主楼又被改造成维多利亚式那种华而不实的建筑风格，增加了尖角塔楼和有双重斜坡的屋顶。市里人都称它为“最完美的教学大楼”。学生宿舍位于顶楼，宽敞舒适，里面配备了大壁橱和更衣室。每层楼还设有一间盥洗室，专门用来摆放浴缸和瓷制便壶。“之所以如此设计，是为了确保宿舍的舒适、整洁和健康。”1900年，为了给新来的75名学生提供住的地方，学校又建了一栋附属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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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学生大都来自南方的小康家庭，即便家里不太富裕，至少也都是有身份的人。她们身着带有无数衬裙的花边长裙，头发用精致的头巾扎起。虽然霭龄到达南方的时候，南方邦联派早已销声匿迹，但这些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女孩们每逢照相之际，仍会摆出南北战争前常见的姿势。如果她们的父辈看到这样的照片，一定会马上挺直腰杆，开始大声地清嗓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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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龄那坚强的性格终于有了回报。入学仅仅数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其他女生们就断定，这个个头矮小的、长着一张扁平脸的中国女孩不会给她们带来预想之中的威胁。1932年，一位名叫尤妮斯·汤普森的女校友把霭龄的同学和老师对她的第一印象搜集起来，以宋氏姐妹的求学时代为主题，在纳什维尔的《田纳西人》报上用一整个版面刊发了一篇专题文章。从文章内容来看，大家都认为这三位天真无邪的姐妹显得古怪而又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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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霭龄是个严肃的学生，她为人性情冷漠，不苟言笑，似乎只有她不在乎穿着打扮。也许全校学生中只有她一个人知道那些外在的虚荣到底值多少钱，也只有她能分毫不差地计算出每个女孩的家里有多少净资产——这些都是她靠脑袋计算出来的。宋查理的这个女儿没人能愚弄得了。霭龄的同学们把她的缄默看成是害羞的表现，因此对她毫无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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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太太为人古道热肠，她尽力让霭龄找到家的感觉，结果就是，这个受宠若惊的女孩跟盖里院长和他的夫人结下了一生的友情。查理定期写信给霭龄，除了告诉她上海新近发生的事，还给她推荐一些中国经典历史书籍，她都认真地研读。在查理的影响下，霭龄拥有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而在对外交际方面，她做了一些外在的改变，以便适应周围的环境。在学校，她只穿美式服装，还学会了不少美国俚语，英语说得也非常好。第一学年快结束时，她把辫子剪掉，换成了当时流行的四面向上翘起的新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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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外表很容易引起误解。据她在学校的密友回忆说，有一天，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位教授从头到尾打量了她一遍，然后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合格的美国公民”。恼怒的霭龄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提醒他说，自己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一个中国人，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这让教授非常难堪。看来，她仍对自己在旧金山那次遭遇耿耿于怀。（在这次争论时，霭龄忘记了她曾自称是葡萄牙公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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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月，经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特别许可，霭龄动身赶往北方。她请假的理由是，她的姨父温秉忠率领慈禧太后派遣的一个帝国教育使团到了华盛顿。那时候学院不允许女生单独外出，因此盖里院长让他的太太陪着霭龄。到了华盛顿，霭龄陪着姨父参加了白宫的招待会，她被介绍给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以一贯的不拘小节的风格问这个16岁的中国女孩在美国的感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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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龄后来说，当时她是这样回答的：“美国确实很漂亮，我在这里过得很好。不过，您又凭什么说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呢？”她简洁地把去年夏天在旧金山的遭遇描述了一遍，然后接着说道：“如果说美国是个自由国家，那为什么要把一个中国小姑娘拒之门外呢？我们中国人绝不会如此对待自己的客人。美国还自称是自由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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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罗斯福总统被她的话震惊了。听她发了一阵火之后，他只是随口嘟囔了一句“我很抱歉”，便去招呼另一位客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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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霭龄又陪着姨父从华盛顿去了纽约，并在那里见到了父亲。宋查理刚从住在达勒姆的朱利安·卡尔那里回来，他发现，眼前的女儿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小姑娘，而是出落成一个体形健美、打扮入时的妙龄少女了。跟着父亲转了几个地方之后，霭龄返回了梅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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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龄在佐治亚州的那些美女同学们大都是当地人，见识不广。霭龄虽不像她们那样举止轻佻，但也不乏放松的时候。在学院的喜剧社里，霭龄跟其他女孩子们一起拿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开过一些温和的玩笑。在1909年举办的一次班级活动中，主要节目是一部名为《校园风云》的话剧。它改编自贝蒂·威尔士的著作，编剧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三位年轻的高年级学生，其中一个就是宋霭龄。在当年的毕业典礼上，她朗读了一段根据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原剧本改编的台词，她扮演的是被年轻的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中尉抛弃的善良纯洁的日本艺妓巧巧桑。为了这次演出，她写信让父亲给他寄些丝绸来做日本和服。查理给她寄了足足40码[4]的玫红色锦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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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学位之后，像25年前她父亲那样，霭龄也登上了开往旧金山的火车。回到上海后，查理在虹口家中的书房和山东路印刷厂的秘密政治总部里分别给她准备了一张书桌，霭龄成了孙文的英文秘书。她主要负责处理孙文的信件，修改润色他的各类讲话稿，并把准备发给他（无论他身居何处）的电报译成电码。霭龄的归来，使查理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管理革命财务的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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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查理在纽约与霭龄见过面后，又跟着温秉忠渡过哈得孙河，到新泽西小镇萨米特去参观克拉拉·波特温女士创办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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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波特温一头栗色头发，身材高挑，精力充沛。19世纪末，她父亲曾在耶鲁大学教过几个中国学生，都是富家子弟。毕业回国后，克拉拉还曾随父亲去中国看望过他们。经过多年的接触，她逐渐对远东地区有了切实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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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温家的祖先来自白俄罗斯，原姓波特罗温。父亲去世之后，克拉拉继承父亲的工作，在自己的学校里招了几个中国学生，辅导他们备考美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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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位于洛克斯特街。房子是租来的，整个框架为白色，上面覆盖着棕色的柏木瓦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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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克拉拉的父亲和萨米特本地一位名叫威廉·亨利·格兰特的朋友，温秉忠了解了克拉拉的情况。格兰特是一位教育家，曾在离萨米特不远的曼哈顿做过多年图书馆馆长。此外，他还热衷参加长老会的各类活动，对国外布道团的工作尤其感兴趣。在中国随布道团巡回布道的过程中，他认识了温秉忠，并通过他成为广州格致书院的美方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