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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里，端纳每天早上7点都会准时来到孙文的车厢，看着他在那里不停地画线。他会涂掉画歪了的线路，然后重新画上直线。后来，当他们乘坐的火车来到一座预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大城市时，端纳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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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把你的铁路图展示给记者们看，”端纳漫不经心地说道，“这会提前泄露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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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不，”他嗤笑端纳说，“我不介意。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个计划。我的铁路图将会拯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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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你曾说过将在10年之内建成20万里铁路，”端纳反击道，“这是不可能的。第一，这需要很多钱，第二，我觉得这么长的铁路你30年也建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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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简单，”孙文回答道，“我们需要多少钱都能弄来。我将用英国人的钱建一部分铁路，用美国人的钱建一部分，用德国人的钱建一部分，用日本人的钱建一部分，如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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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不知道清政府当年也想这么做吗？他们试图实现铁路国有化，然后利用外国资本运营，但结果却引起了一场铁路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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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孙文不再说话，端纳指着地图上群山连绵的西藏说道：“绕西藏的这条铁路你永远也建不成，你也只能地图上用毛笔和墨水画画，仅此而已。你的铁路所要经过的一些山口，有很多高达15 000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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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公路，不是吗？”孙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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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没有公路，只有狭窄坎坷的羊肠小道。它们盘山而上，直达云天。那些路陡得连强壮的牦牛也很难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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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建公路的地方，就能建铁路。”说完，孙文便结束了这个话题。后来，端纳记下了他个人对孙文梦想的看法：“我说他疯了，并不是因为他画了那样一张铁路图。因为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并假以时日，他规划的那些铁路，哪怕是再多一点儿也都能建成。我认为他疯的原因是，孙文认为，他画下了这张铁路图，外国资本家们就会给他足够的钱，让他在5—10年之内把它们全部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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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助手们确实也向摩根这样的金融家们申请过资金，不过没有任何结果。他们只与乔治·波林的伦敦公司签过一个合同，后来因为“一战”的爆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即便是那个签过的合同，也只是刚进行到勘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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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设想确实让孙文兴奋了一段时间，但端纳发现了一些迹象：孙文对革命的失望慢慢变成了绝望，而绝望中的他似乎失去了对现实的掌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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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头脑发热的孙文冷静下来的很有可能是霭龄。孙文是个梦想家，而霭龄是个现实主义者。作为他的秘书，霭龄最清楚他的弱点所在，知道他属于那种外强中干、夸夸其谈的人。孙文相信什么、坚持做什么，对霭龄这样现实的人来说都无关紧要。信仰并不是什么有形资产。她在查理身边，经常看到他因革命者们不断遭受挫败而扼腕叹息。也许她自然而然地会把这一切都归咎到孙文的头上。不过，在她妹妹庆龄眼里，孙文完全是另一番不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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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年初，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应验了最可怕的一个预言，开始采取行动独揽大权，他准备登基称帝的想法已经昭然若揭。实施独裁统治后，他撕毁了迁都南京的承诺。控制北方各省的军阀都是在北洋武备学院里培训出来的所谓的“北洋军阀”，全都效忠于他本人。把政府设在北京，就可以使之完全处于袁世凯的掌控之下，在外则有北洋军队的严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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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从位于紫禁城中的大本营里派出刺客，消灭他的主要政敌，目标就是新成立的国民党中与孙文结盟的那几位共和派领导人。国民党当时正以压倒性的优势夺取选举的胜利，但在他们还未完全有能力对抗袁世凯之前，袁世凯派出的杀手们开始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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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政权非常明白，通过暗杀可以清除那些最有希望与之竞争的领导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事态也正沿着这一趋势不断发展：田野里的花朵被一一拔除，留下的只有等待发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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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牺牲的是年仅31岁的宋教仁。他是新成立的国民党的领导者之一，也是仍留在袁世凯内阁中的4位独立共和派人士之一。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具有一种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优势：除了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之外，他还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出身背景，在农村地区可以得到劳苦大众的支持。以孙文为首的党内高层认为，如果要使农民在民主进程中起到更为直接的作用，必先将他们置于知识阶层的领导之下。相比之下，抬高宋教仁在民众中的地位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袁世凯开始揽权时，宋教仁和另外三名独立派内阁成员以辞职相威胁，与袁世凯发生了直接的冲突。1913年3月20日，当宋教仁正准备在上海登上火车时，一位刺客朝他的腹部开了两枪。瞄准腹部开枪是故意让他遭受最痛苦的折磨，他整整受了两天的罪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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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之下，凶手直指独裁者的内阁总理和一位内阁秘书。一时间，袁世凯笼罩在丑闻之中。但这只不过是一系列刺杀活动的开始——一些刺杀活动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发生，另一些则通过在宴会上或日常饮食中投毒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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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闻没有给袁世凯带来任何影响，他继续执行清洗计划，解除了国民党党员在政府中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忠于他的北洋军官。过了很长时间，共和派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虽然为时稍晚，他们还是决定跟他摊牌。1913年7月11日，在孙文的鼓动下，江西督军宣布独立，脱离北京政府的统治。紧接着，孙文发表演说，公开谴责袁世凯：“其敢僭自称帝者，全国共诛之。”他很快被解除了全国铁路督办之职，“二次革命”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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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那时刚从梅肯毕业回国，由于“二次革命”刚刚开始，孙文似乎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不停地策划、组织革命事务，同时还要随时提防自己的人身安全。他又一次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并再次树起了英雄般的形象。当庆龄满怀热情和理想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成归国后，看到的正是这种状态下的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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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下令拘捕孙文，然后将其处死，孙文便于1913年年底逃到了日本东京。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宋查理与孙文关系非同一般，查理意识到此时唯有举家离开方为上策。他把位于虹口的住宅锁好，把孩子们——霭龄、庆龄和另外两个小男孩子良和子安（此时美龄和子文还都在美国上学）叫到身边，与宋夫人一起带着他们去了法租界，然后从那里搭了洪帮派来的一艘汽艇顺河而下，来到长江中的深水码头，登上了在那里等候的一条轮船，趁着涨潮，起航前往日本神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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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家从此也成了政治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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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他们受到了当地国民党领导们的热情欢迎。查理及其家人临时住在孙文的那些有权势的日本朋友提供的房子里。不久之后他们又搬到了离东京更近一些的横滨，买了一栋建在断崖上的宅子。那片地区可以俯瞰整个东京湾，是外国人最爱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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