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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她住在威尔斯利村，那里离学校不远。多年之后，她在回忆那段时光时称那个村子“四周围绕着花墙，绿树成荫，地方开阔”。剑桥市离此地不远，子文此时正在位于该市的哈佛大学读大二。在威尔斯利学院的档案里，子文被列为美龄的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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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印制了自己的名片，上面写着“美龄·奥莉芙·宋”。奥莉芙这个中名是她一时兴起自己取的。她的英语带有轻快活泼的佐治亚州口音。刚到这里不久，她就不太喜欢这个地方，便去找管理住宿事务的院长伊迪丝·萨瑟·塔夫茨慢吞吞地说道：“嗯，我觉得我不会在这里待太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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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美龄改变了想法，很快就专心投入到学习中，并开始交往男友，还经常去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她主修英国文学，对亚瑟王的传奇罗曼史尤其感兴趣。此外她还辅修哲学，并选修了包括演讲学在内的很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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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年结束后，她搬到学校里的伍德大楼，在那里一直住到毕业。她不太擅长体育，不过还是参加了班里的篮球队，经常穿着海魂衫和一条过膝的缎灯笼裤打球。有一次复活节的时候，她在格洛斯特郡的海边游泳，结果被一个巨大的回头浪淹没，幸好被一起去的几个女孩子看到，抓着头发把她给拽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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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男生跑到伍德楼门前来找美龄。他们大部分是在哈佛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中国学生，美龄的同学们只记得这些人的名字都是什么李先生、王先生和彭先生等等——他们都是子文的同学。得知庆龄遇到的危机之后，想到自己回国后也可能遭遇包办婚姻的烦恼，美龄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于是，在不久之后，她便宣布与来自江苏省的哈佛大学学生李彼得订婚。这次婚约只维持了几周，等到美龄的担心劲儿一过，便取消了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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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一位在大学4年里与美龄关系密切的教师为学院的档案室写了一份保密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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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相对于我们看到的那些有关美龄为人多愁善感的评论而言，她身上似乎更多的是一些风趣和内在力量……然而，虽然她最大的特点是其独立的思想——事实上，她对什么事都会不停地琢磨来琢磨去，但美龄对权威却一贯顺从。她总喜欢问各种问题，询问各种概念的确切含义，今天跑来问文学的含义，明天跑来问宗教的含义。她还思考一些伦理方面的问题，有些在常规情况下人们从小就被灌输的道德标准，她虽然没有接触过，却自己悟出了不少。她一贯坚持真理，一旦发现自己受到了传统观念的误导，就会埋怨以前受到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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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言之凿凿地说她为人聪慧，极富魅力，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她冷静的性情中带着忧郁（特别是在她疲惫的时候，更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国的事不得不摆在面前，这让她很难抉择，我想她和子文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她担心回国之后，会重新回归她从小长大的那个世界，并遵照中国的行为准则行事。虽然她社交广泛，广受欢迎，但她好像是在远远地看着我们，咨询问题、提出批评或表达自己喜好时的态度似乎也很冷漠。她觉得中国留美学生的生活特别不自然，这些少男少女们从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旧道德里解放出来，然后又别别扭扭地共同生活在把他们视为异类的大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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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并不仅仅因为她长得像两个姐姐那样漂亮，她还富有激情，待人真诚，内心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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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和子文关系特别融洽，凡事都听他的话。因为子文是大哥，所以说什么美龄都听……我从没听她提起过子良和子安，当然这也许只是某种奇怪的巧合。美龄是个十分顾家的人，对自己的家庭感到非常自豪，只要不牵扯具体的事，家里人说什么都言听计从。她一有空就跟人讲她的两个姐姐，讲起她的父亲，也经常提到子文，偶尔说起她的母亲，但从来没有提到另外两个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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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美龄回到上海后，庆龄和孙文的风波已经平息。美龄一夜之间成了上海的名人。宋家当时还住在霞飞路的别墅里，那个地方对于举办各种聚会来说有点小了，美龄便责怪父亲为什么没有买栋大点儿的房子。后来有一次，一个中国人就该不该送女儿出国读书一事征求查理的意见，查理半开玩笑地说：“别把孩子送出国去。等他们留学回来了，就会看什么都不顺眼。他们会把什么都给折腾一遍……‘爸爸，我们为什么不买栋大点儿的房子？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装个现代化的浴室？’听我的，一定要把孩子留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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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滩上的社交名流，美龄被提名到一些常见的委员会里任职。她接受了电影审查委员会和基督教青年会中的两个职务。基督教青年会刚搬进一栋新楼里，它旁边另一栋漂亮的大厦则是查理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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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回国正好赶上父亲的老朋友朱利安·卡尔来访。卡尔的妻子南妮最近刚刚过世，卡尔悲痛欲绝。查理知道后便建议他坐船到世界各地转转，顺便到上海逗留几天，好好放松一下。卡尔稍微考虑了一下便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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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后，查理头顶平日里常戴的那顶灰色呢帽，身穿蓝色哔呢马褂，挺着连衣扣都无法扣上的大肚子到码头迎接“将军”的到来。他带着卡尔直接去了位于法租界的家中，把卡尔向宋夫人和所有的孩子们做了介绍。接下来的日子里，查理安排卡尔会见了步惠廉牧师，又带他参观了华美书馆以前购置的那些设备，以及商务印书馆所在的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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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绅士朱利安·卡尔依然精神矍铄，但双腿已经有些消瘦。他对亚洲数百万人民的勤劳感到震惊不已：“各个城市里每个角落每个地方似乎都像是一个巨大的商店。从小摊贩们兜售货物的人行道或墙洞，到出售绫罗绸缎的大商场，每个地方都可以用来做商店，并且都是敞开门营业，以便过路的人能够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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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卡尔将军在出钱资助中国革命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有共和派领导人都轮番宴请他。庆龄和孙文此时居住在法租界内莫里哀路的一栋宅子里。一晚接着一晚，卡尔不停地参加一个又一个宴席，每次他都被尊为上宾。孙文自己就宴请了他两次，并且每次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以表达对卡尔的感谢之情。其他政界和金融界的领导人也都竞相安排最为奢华的宴席来款待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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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我就像招待皇室成员一样，我就像是一个皇帝。”卡尔在家信中如此写道。孙文还自己出钱，请上海滩最优秀的手工艺人为卡尔量身定做了三个精致华美的大瓷瓶。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进一步证明卡尔曾资助过中国革命的话，那就非此莫属了。卡尔在上海受到的款待，就像当年乔治·华盛顿为感谢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所受的帮助而专门设宴款待拉法耶特侯爵一样。卡尔跟拉法耶特一样，是“两个世界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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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和卡尔能在上海见上一面，对他俩来说都是幸运的。因为在卡尔到访中国之后没几个月，查理就因患上了所谓的“胃癌”而痛苦地离开了人世。三年后，卡尔也因肺炎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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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去世的真相一直扑朔迷离。朋友们只知道他死于胃癌——就像当年他们只晓得他叫宋查理一样，至于为什么这么叫，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查理死于1918年暮春时节的上海，那时候在上海的外国人天天花天酒地，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而每天清晨，都有粪车像运粪便一样把一具具尸体从贫民居住的地方运出去。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事情都不会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简单。查理很久都没有生过病，从那段时间来往的信件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没有提及担心他健康状况的事情。查理去世后，在上海参加葬礼的只有他的大儿子子文和小儿子子安。因为事先没有告诉远在美国的子良，所以他来不及赶回来参加葬礼，因此这里面肯定是另有隐情。在爱德华时代[2]，世界各地都流行用极其委婉的方式来谈论显赫人物的死因。因此，胃癌之于革命年代的上海，就像当时芝加哥和马赛两地常说的铅中毒一样，都是对死因常用的委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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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以致各大图书馆对其去世时间的记载也很不一致，从1918年到1928年，什么说法都有。比如，《韦伯传记辞典》里记载的查理去世的日期就是1927年。就连根据宋家三姐妹的故事写过一本儿童读物的那位赛珍珠的妹妹在书中也提到，1927年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时候，查理仍然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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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3日，美龄回国不到一年后，时年54岁的查理去世了。查理弥留之际，宋家三姐妹都在他身边。这种姐妹之间和睦相处的场面以后几乎再也没有过。丧事办完之后，两个姐姐各自回到自己的丈夫身边，美龄则跟母亲一起搬到了西摩路上的一栋大房子里。美龄从威尔斯利毕业回国后不久就嚷着要买这栋房子，查理一直没有同意。趁着守丧这段时间，美龄和霭龄在这栋房子里忙着“整理”父亲留下的私人文件。随后，这些文件便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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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提拉，古代欧亚大陆匈奴人的领袖和皇帝，曾多次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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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爱德华时代，指1901—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在位的时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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