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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孙文把他的那支雇佣军留在前方,自己和庆龄在贴身卫队的保护下紧急返回了广州城,住进半山腰那栋安全很成问题的宅子里。看到陈炯明的部队占领了小山四周的有利阵地,孙文急忙给溪口的蒋介石发了一封急电:“危在旦夕,速来救我,千钧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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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发生的一切,庆龄对一家中国杂志做了如下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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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凌晨两点左右,孙文把我从梦中喊醒,告诉我情况很危险,必须马上离开,让我赶快穿衣服。那时,他刚接到一个电话,大意是陈炯明的部队正准备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必须马上逃到一艘炮艇上,在船上指挥我们的人镇压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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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有个女人跟在身边,他一定很不方便,便督促他先行离开,以便争取时间。我跟他讲,我一个人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后来他觉得我的话有道理,但还是不肯抛下我不管。最后,他留下50名贴身护卫守卫这栋房屋,然后才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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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了半小时后,大约凌晨两点半的时候,附近响起了枪声。我们的房子坐落在半山腰,有一条通道与位于观音庵的总统府相连。那条通道约有一里长,远远望去像一座架在街道和民居上空的小桥。这里曾是龙济光的私人府邸。敌军居高临下,一边从两侧向我们开火,一边高喊:“杀死孙文!杀死孙文!”四周一片黑暗,看不清敌人所处的位置。因此,我们那支规模不大的防卫部队只能尽量不发出声响以防止被敌军发现。我只能看到黑暗中蹲伏在那里的卫兵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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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后,我们的人开始用步枪和机枪反击,而此时敌人则使用了野战炮。我的浴室被炸成了碎片,卫队的士兵也伤亡了1/3。但剩下的士兵们则更加顽强地抵抗着,其中一人爬上了一个制高点,射杀了很多敌人。上午8点,我们的弹药已经所剩不多,于是便决定停止射击,留着剩下的子弹等最后时刻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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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再留在此地已经没有意义,队长建议我离开,卫兵们也都赞同,并表示他们会留在此地,以防敌军尾随追击我们……后来,根据报道,那50名卫兵都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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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4个人——孙文的外国随员鲍上校、两个卫兵和我,只带着日常必需品,顺着那条通道爬行,准备逃离那里。敌人很快便把火力集中到通道这边,子弹呼啸着从我们耳边飞过。有两次,子弹从我的太阳穴旁飞过,因为两边有坚固的护栏遮挡,我没有受伤。我们很快便爬到一段护栏被损毁的地方,此时别无他法,只能快速冲过去。就在这时,鲍上校大叫一声,鲜血顺着他的腿流了下来:他被子弹击中了大腿,一根动脉被打断了。那两位卫兵便架着他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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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通道里爬了好几个小时,最终爬进了总统府的后花园。敌军的火力此时又集中到了总统府这边,我们无法还击,因为这栋楼四周都是私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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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架着鲍上校来到一间卧室,匆匆给他包扎了一下伤口。他那痛苦的表情让我们都很痛心,他却不停地安慰我们说:“总有一天,胜利会属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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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我们一直处在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中,子弹四处乱飞。有一次,我刚离开一个房间几分钟,整个天花板就塌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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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点,一直保持中立的师长魏邦平派一名军官前来谈和,提出投降条件。我们的卫兵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保证我的安全,但那位军官没有答应,理由是他无权给别人的军队下达命令。此时对方的士兵已经完全失控,即使他们自己的军官也控制不了他们了。不一会儿,总统府的铁门被轰然打开,一群手持嗜血刺刀和手枪的敌军冲了进来。不过他们并没有过来刺杀我们,而是把我们手中的包裹给抢走了。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朝着两队乱糟糟的士兵跑过去,各自夺路而逃。其中一队是抢完东西后往外跑的士兵,另一队是冲进来继续抢掠的士兵。我头戴鲍上校的帽子,身穿孙文的雨衣,成功地跑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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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队敌军猛冲过来,准备去抢劫财政部和海关督查办公室。我们绕过这群疯狂的暴徒,最终来到一条小巷,远离了那群劫匪。此时,我已经是筋疲力尽,恳求卫兵开枪打死我。他们没有听我的话,而是一边一个架着我的胳膊,拽着我继续前行……地面上四处可见尸体,有的是国民党的人,有的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胸口都被子弹击穿,四肢也都支离破碎。我们看到两个人面对面蹲在一栋屋檐下,走上前去仔细一看,发现他们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但已经死去多时。他们肯定是被流弹打中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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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从一条小路里又冲出一队暴徒,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几个小声地互相传话,让大家都躺在地上装死。就这样,我们又躲过了一劫。他们过去之后,我们爬起来继续前行。卫兵们建议我不要看地上的尸体,以免晕倒。半小时后,四处的枪声渐渐稀疏,我们来到一户农家小屋前。屋主人担心让我们进去会给他惹来麻烦,试图撵我们走。结果还没等他开口,我就晕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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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的时候,我看到卫兵们正在用冷水给我洗脸,一边用扇子给我扇风。其中一个卫兵开门出去打探一下外面的情况,结果他刚一出门,我们就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屋内的那个卫兵一个箭步冲过去把门关上,然后对我说,屋外的那个卫兵已经中弹,这会儿估计已经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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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平息之后,我打扮成一个老农妇,那个卫兵则化装成小贩的模样,然后我们一起离开了那座小屋。在路上,我捡了一个篮子,又拾了一些蔬菜放在篮子里,一路带着。后来我们来到一位朋友的家中,他家那天上午已经被搜查过一次。继续往前走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们便在那里过了夜。那天晚上枪声一直没有停过,当听到从炮艇那边传来的大炮声后,我们立刻变得信心百倍:这说明孙文已经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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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仍穿着那身农妇的衣服跟其他人一起到了厦门。在厦门,另一位在铸造厂工作的朋友给我准备了一条小艇,我们一起坐着这条小船到了岭南的一处住宅。江面上到处是装满战利品(姑娘和财物)的船只,正在把这些战利品往安全的地方运送。据说有两个运气不好的姑娘,因为跟我长得相像而被抓进了大牢。就在我离开广州的那天下午,我过夜的那位朋友的房子再一次遭到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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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经过一场生死考验之后,我于当天晚上成功与孙文在炮舰上会合。随后我们便化装去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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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在逃亡的过程中曾遇到一支敌军,不过没有被他们认出来。他的卫兵们手持枪,护送着他登上了国民党的“永丰”号炮艇,后来庆龄就是在这条船上与他会合的。他们暂时安全了,孙文不甘心就这样乘船逃亡,于是一干人马只能在船上等待。他现在急需援助,但他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并没有做出回应。6月18日,越来越陷入绝望之中的孙文给蒋介石发出了第二封措辞严肃的电报:“情况危急,切盼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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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孙文此时已经陷入乱局之中,但这一次,蒋介石决定出马了。他迅速从上海南下,到“永丰”号上与孙文会合。接下来的56天里,这艘船变成了他们浮动的指挥部,蒋介石似乎要准备组织反击。据说,听到蒋介石又回到了广州的消息,陈炯明的脸色“变得铁青”,他紧皱眉头说:“有他在孙先生身边,肯定会出不少鬼点子。”这话后来成了不易之论,不过这一次蒋介石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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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艇上热得跟蒸笼一般,船上的人差不多快给蒸熟了。他们的白色制服和便服经过浑浊的江水长时间的洗涤,已经变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为了消遣,蒋介石开始阅读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到了晚上,他便带着一帮突击队员溜上岸去采购食物(也许也会忙里偷闲找点小乐子)。在一个个漫长的白天里,为了表明他现在已经改掉坏脾气,蒋介石还会与大家轮流打扫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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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相信,蒋介石是出于真正的骑士精神才会在这个时候前来帮助孙文,并做出这些不符合他性格特点的事。截至当时,每当孙文遇到困难或挫折,蒋介石都会离他而去。对孙文发出的第一封求助信,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第二次却应声而至。细查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蒋介石的一些信件,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是受他在上海的那些右翼朋友的派遣才回来帮助孙文的。因为那些人比蒋介石看得更清楚,知道这是蒋介石跻身国民党高层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谁在这个不幸的黑暗时刻像桑丘·潘沙[1]那样来帮助这位堂吉诃德式的老革命家,都会让他感激终生。看到孙文对苏维埃俄国和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蒋介石的那些密友们深感不安。起初他们的担心或许有些夸张,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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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蒋介石所料,他那坚毅而又谦逊的表现给孙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文认定这位年轻的军人已经可以担当革命大任。最终他们厌倦了“永丰”号上的生活,便化装潜入香港,然后借道香港返回了上海,继续谋划下一次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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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迅速崛起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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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陈炯明将军的军队烧毁了孙文在广州的住所,焚毁了他所有的手稿——只有几份秘密文件得以幸免。从留下的这几份文件来看,走投无路的孙文已经开始准备恳求苏联援助他的革命事业。这些极具煽动性的文件在香港的《电讯报》上发表后,在保守的海外华人社区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人们对布尔什维克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能够了解到的只有各种骇人听闻的谣传。河内法文报《东京未来》[2]在1922年7月24日发表的文章指出:“陈炯明政府披露的一批原始资料,证实了孙文与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前驻北京大使)冯·辛策正在筹备建立中俄德联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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