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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对此行并没有抱太大的幻想。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孙文值得栽培。作为一个现成的不太锋利的工具，只要交付到能人手里，国民党还是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而孙文则可以担任名义上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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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18日，庆龄和还未从广州之难中缓过神来的孙文一起，在位于莫里哀路的住宅里设晚宴招待越飞。为了跟孙文商谈事务，这位苏维埃外交官在那里又多待了几天，两人自始至终都用英语进行交流。越飞让孙文明白，苏联对中国并没有宏大的计划。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之中，无产阶级刚开始出现雏形，因此还不具备实行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适当条件”。这实际上是重点概括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因此可以说越飞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跟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苏联人民对中国人的苦难抱有“最热心的”同情，中国可以依靠苏联人的支持发动革命。在孙文的要求下，越飞以书面形式重申了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早先坚持的主张：宣布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所有特权，包括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条约和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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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26日，越飞和孙文用英文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总结了双方达成的上述共识。随后，越飞离开上海，赶赴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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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声明中没有披露的一点是，苏联答应出钱资助孙文和国民党，指导和支持他重新掌权。不过，孙文首先得收复他在华南的失地广州，以显示他还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然后，为了表示政治上的诚信，孙文还允许经验还不丰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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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离开广州的这段日子里，华南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以前的同僚陈炯明将军发动叛乱并把他赶出广州之后，孙文又同周边的云南和江西的军阀结成联盟——这两地的军阀都是陈炯明的敌对力量。这两支军队与孙文的北伐军残部以及陈炯明手下的部分逃兵进行整合，包围了广州城。陈将军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宣布自己已经厌倦政坛，搬出自己的办公室，顺利出走香港。这一切都发生在越飞到达上海莫里哀路的两天前，因此孙文现在可以直接返回广州，恢复其非常大总统的职务，这样就符合了莫斯科给他提供援助的第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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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大家格外小心。为了确保安全，庆龄和孙文被安置在珠江下游河南岛上一座废弃的工厂里，珠江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房屋的结构也十分坚固，可以抵挡大炮的轰击。这栋被棕榈树和九重葛遮住的三层小楼，每一层都有环绕的阳台，楼上则被重新改装成了宽敞的大房间。墙壁上则有身体几乎透明的壁虎在那里嬉戏交配。孙文的办公室位于一楼。为了确保安全，来访者还必须经过他的加拿大籍保镖、职业拳击手马坤的进一步盘查。一位曾拜访过孙氏夫妇的美国人对见面的场景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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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广州的那几个月里，即便是在半公开的场合里，每次见到大元帅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孙夫人的身影，此外还有那位天生好斗、时刻保持警惕的马坤先生紧随其后。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们有幸去那栋位于水泥厂里的住宅会见孙文。那位与他形影不离的加拿大籍保镖站在孙文书房入口处楼梯下的角落里，监视着我和妻子的一举一动，似乎是要确保我和妻子不会伤害他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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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确定孙文已经在广州站稳脚跟之后，莫斯科发来电报，告诉他答应过的援助物资已经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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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庆龄和埃德加·斯诺在一间巧克力店里谈起了与苏联结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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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只剩下联俄这一条路了吗？”斯诺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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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可以这么说。”庆龄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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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6日，米哈伊尔·鲍罗廷乘坐一艘中国轮船来到广州。与他同船抵达的还有200只被暴风雨淹死的绵羊。刚一上岸，他就被带到了位于河南岛的那座水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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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仙对我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让我在他身边就座，然后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我向他转达了莫斯科及政治代表加拉罕同志对他的问候，并告诉他，如果他有时间，加拉罕同志热切希望尽快与他会晤。随后我简短地讲述了此次广州之行的目的，并就目前的国内（尤其是广东）的局势咨询了他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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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这位来访者原名叫米哈伊尔·马尔克维奇·格鲁申贝格，鲍罗廷是他的化名。他这次来到广州，是受列宁之命担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准备把孙文的国民党重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列宁式的组织，资助并帮助孙文训练一支作战顽强的国民党军队，彻底改变中国各派之间的平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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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不管到哪里都有极高的人气。一个原因是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已有很大的建树，二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帅。就连严谨保守的岭南大学校长詹姆斯·亨利博士也评价他：“办事坦率真诚，很招人喜欢。跟他交往非常轻松……我问他是否喜欢中国人，他说自己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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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他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他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实际上，鲍罗廷的身高只有5英尺10英寸，虽然比大部分莫斯科的领导人都高一些，但也没有大家认为的那么高。根据他曾待过的苏格兰巴里尼监狱里的记录，鲍罗廷相貌“与众不同”，一头深褐色的头发，一双灰色的眼睛，左边脸颊和身体两侧都有伤疤。从当时监狱里留下的一张相片来看，他的长相跟人们描述的差不多：表情凶恶，一头短发，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他到中国之后，才留起了斯大林式的大胡子），活像一个看到出纳员贪污而火冒三丈的银行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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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于1884年7月9日出生在维捷布斯克省的雅诺维奇村——该地后来归属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不管是执行秘密任务期间，还是在私人生活中，鲍罗廷对自己的生活细节都很谨慎。每当人们问起，他一般只回答这样一句话：“我出生在雪地里，生长在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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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身体强健的鲍罗廷曾在漂满浮冰的德维纳河上放木排，这也许就是他身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伤疤的原因所在。他的母语是意第绪语，16岁时便在里加的海边为犹太帮走私商品，并初步展示了其策划阴谋的天分。19岁时，鲍罗廷来到圣彼得堡投奔列宁。那一年是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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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产党在拉脱维亚还没有建立组织机构，列宁觉得这个年轻人与那里下层社会的关系很值得利用。第二年，列宁派他到瑞典执行一项政治任务。1905年，示威者在冬宫前遭到屠杀的消息传来之后，鲍罗廷匆匆返回了俄国，被列宁任命为驻里加的首席革命代表，从此开始转运了。1906年，鲍罗廷被安排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会议，他正好坐在斯大林的身边。这个身材结实的拉脱维亚代表在大部分重要问题上都与斯大林投相同的票，这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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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鲍罗廷被沙皇警方逮捕。宽宏大度的警方给了他两个选择：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者驱逐到欧美等西方国家。鲍罗廷兴高采烈地去了伦敦。不过，在一次跟伦敦警察厅发生冲突之后，他又去了美国社会主义的温床——芝加哥。在那里，鲍罗廷可谓是如鱼得水，还跟一个长相甜美、身材结实的立陶宛移民法尼娅·奥尔勒克结了婚。1908年，鲍罗廷进入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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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的贫民区，鲍罗廷悟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所在。他开始在赫尔馆[4]给移民讲授英语。赫尔馆是简·亚当斯创立的一个社会福利机构，主要给大型的移民社区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作为一项副业，鲍罗廷在芝加哥的俄国犹太人居住区开设了自己的英语学校。1914年，他担任了“进步预科学校”的校长，在芝加哥的近北区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在被驱逐的这些年里，他一直与欧洲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担任他们在芝加哥的驻地代表。1918年，鲍罗廷被召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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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莫斯科后，列宁立刻召见了鲍罗廷，并给了他一封致美国工人阶级的信。1918年9月中旬，身负重任的鲍罗廷从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乘车前往美国。路过斯堪的纳维亚时，他的任务突然发生了改变。他留在了波罗的海，在那里负责搜集情报，并为革命事业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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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的关系网中有一位名叫卡尔·桑德堡的美国诗人，当时正在欧洲负责美国报业协会安排的一项任务。在美国的时候，桑德堡就因为非常同情社会主义运动而惹了不少麻烦，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到了护照。因此，他尽量避开那些激进的朋友们，如他的同事约翰·里德。尽管如此，鲍罗廷还是说服他帮忙带一些布尔什维克宣传册、书籍和报纸去美国散发。此外，桑德堡还同意把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带到芝加哥，以便让法尼娅发放给那里的布尔什维克特工。另带一张400瑞典克朗的支票给法尼娅。不料桑德堡突然临阵退缩，跑到奥斯陆的美国大使馆告发了鲍罗廷，并把那张一万美元的支票交了上去。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桑德堡没有提那些宣传册和书籍的事，等他抵达纽约后，一个政府检查委员会没收了这些资料。整个过程中，桑德堡一直保留着给法尼娅的那张400克朗的支票，最终平安地交到了她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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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列宁任命鲍罗廷担任苏维埃驻墨西哥城领事。他经由加勒比海和纽约前往墨西哥城，随身的行李箱里有一个夹层，里面藏着一批沙皇的珠宝，准备在美国卖掉，把所得的款项用作苏联特工的活动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