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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只剩下联俄这一条路了吗？”斯诺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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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可以这么说。”庆龄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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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6日，米哈伊尔·鲍罗廷乘坐一艘中国轮船来到广州。与他同船抵达的还有200只被暴风雨淹死的绵羊。刚一上岸，他就被带到了位于河南岛的那座水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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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仙对我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让我在他身边就座，然后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我向他转达了莫斯科及政治代表加拉罕同志对他的问候，并告诉他，如果他有时间，加拉罕同志热切希望尽快与他会晤。随后我简短地讲述了此次广州之行的目的，并就目前的国内（尤其是广东）的局势咨询了他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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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这位来访者原名叫米哈伊尔·马尔克维奇·格鲁申贝格，鲍罗廷是他的化名。他这次来到广州，是受列宁之命担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准备把孙文的国民党重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列宁式的组织，资助并帮助孙文训练一支作战顽强的国民党军队，彻底改变中国各派之间的平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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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不管到哪里都有极高的人气。一个原因是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已有很大的建树，二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帅。就连严谨保守的岭南大学校长詹姆斯·亨利博士也评价他：“办事坦率真诚，很招人喜欢。跟他交往非常轻松……我问他是否喜欢中国人，他说自己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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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他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他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实际上，鲍罗廷的身高只有5英尺10英寸，虽然比大部分莫斯科的领导人都高一些，但也没有大家认为的那么高。根据他曾待过的苏格兰巴里尼监狱里的记录，鲍罗廷相貌“与众不同”，一头深褐色的头发，一双灰色的眼睛，左边脸颊和身体两侧都有伤疤。从当时监狱里留下的一张相片来看，他的长相跟人们描述的差不多：表情凶恶，一头短发，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他到中国之后，才留起了斯大林式的大胡子），活像一个看到出纳员贪污而火冒三丈的银行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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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于1884年7月9日出生在维捷布斯克省的雅诺维奇村——该地后来归属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不管是执行秘密任务期间，还是在私人生活中，鲍罗廷对自己的生活细节都很谨慎。每当人们问起，他一般只回答这样一句话：“我出生在雪地里，生长在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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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身体强健的鲍罗廷曾在漂满浮冰的德维纳河上放木排，这也许就是他身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伤疤的原因所在。他的母语是意第绪语，16岁时便在里加的海边为犹太帮走私商品，并初步展示了其策划阴谋的天分。19岁时，鲍罗廷来到圣彼得堡投奔列宁。那一年是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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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产党在拉脱维亚还没有建立组织机构，列宁觉得这个年轻人与那里下层社会的关系很值得利用。第二年，列宁派他到瑞典执行一项政治任务。1905年，示威者在冬宫前遭到屠杀的消息传来之后，鲍罗廷匆匆返回了俄国，被列宁任命为驻里加的首席革命代表，从此开始转运了。1906年，鲍罗廷被安排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会议，他正好坐在斯大林的身边。这个身材结实的拉脱维亚代表在大部分重要问题上都与斯大林投相同的票，这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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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鲍罗廷被沙皇警方逮捕。宽宏大度的警方给了他两个选择：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者驱逐到欧美等西方国家。鲍罗廷兴高采烈地去了伦敦。不过，在一次跟伦敦警察厅发生冲突之后，他又去了美国社会主义的温床——芝加哥。在那里，鲍罗廷可谓是如鱼得水，还跟一个长相甜美、身材结实的立陶宛移民法尼娅·奥尔勒克结了婚。1908年，鲍罗廷进入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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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的贫民区，鲍罗廷悟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所在。他开始在赫尔馆[4]给移民讲授英语。赫尔馆是简·亚当斯创立的一个社会福利机构，主要给大型的移民社区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作为一项副业，鲍罗廷在芝加哥的俄国犹太人居住区开设了自己的英语学校。1914年，他担任了“进步预科学校”的校长，在芝加哥的近北区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在被驱逐的这些年里，他一直与欧洲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担任他们在芝加哥的驻地代表。1918年，鲍罗廷被召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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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莫斯科后，列宁立刻召见了鲍罗廷，并给了他一封致美国工人阶级的信。1918年9月中旬，身负重任的鲍罗廷从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乘车前往美国。路过斯堪的纳维亚时，他的任务突然发生了改变。他留在了波罗的海，在那里负责搜集情报，并为革命事业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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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的关系网中有一位名叫卡尔·桑德堡的美国诗人，当时正在欧洲负责美国报业协会安排的一项任务。在美国的时候，桑德堡就因为非常同情社会主义运动而惹了不少麻烦，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到了护照。因此，他尽量避开那些激进的朋友们，如他的同事约翰·里德。尽管如此，鲍罗廷还是说服他帮忙带一些布尔什维克宣传册、书籍和报纸去美国散发。此外，桑德堡还同意把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带到芝加哥，以便让法尼娅发放给那里的布尔什维克特工。另带一张400瑞典克朗的支票给法尼娅。不料桑德堡突然临阵退缩，跑到奥斯陆的美国大使馆告发了鲍罗廷，并把那张一万美元的支票交了上去。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桑德堡没有提那些宣传册和书籍的事，等他抵达纽约后，一个政府检查委员会没收了这些资料。整个过程中，桑德堡一直保留着给法尼娅的那张400克朗的支票，最终平安地交到了她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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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列宁任命鲍罗廷担任苏维埃驻墨西哥城领事。他经由加勒比海和纽约前往墨西哥城，随身的行李箱里有一个夹层，里面藏着一批沙皇的珠宝，准备在美国卖掉，把所得的款项用作苏联特工的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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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圣多明各后，鲍罗廷觉得亲自带着这些珠宝通过美国海关有些冒险，便决定直接去墨西哥。他把那个藏有珠宝的行李箱托付给一位在旅途中认识的毫不知情的奥地利人，那个奥地利人答应把它带出美国海关，并交到法尼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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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墨西哥城上任后，鲍罗廷从法尼娅处获悉那批珠宝一直没有交到她的手上。于是，鲍罗廷便派一个特工赶往圣多明各，结果这个特工也消失不见了。他又派了另一个特工去搜寻那个奥地利人和行李箱的行踪，一直追到海地才找到他们。可他在行李箱的夹层里却什么都没找到，那个奥地利人还冲他大发脾气，说他已经发现了藏在夹层里的秘密，不过他没有把那些珠宝送走，而是连行李箱一起藏在衣柜里。鲍罗廷派来的第一个特工从行李箱里扒出了那些珠宝，然后带着它们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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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派出的第二个特工在太子港找到了第一个特工，发现他正准备登船去纽约。他宣称自己并不知道那些珠宝的下落，说自己赶到那个奥地利人家里时，那些珠宝就已经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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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特工一起返回了墨西哥，经过一番审讯，却毫无结果，鲍罗廷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莫斯科。一些共产党员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导演的，他要么是把珠宝投进了大海，要么私藏起来以备退休之后使用。这些含沙射影的指责在短时间内影响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但是，在1920年的冬天，法尼娅神话般地带着那些珠宝出现了，鲍罗廷的名誉得以恢复。至于那些珠宝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法尼娅又是如何得到它们的则一直无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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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发现自己再次成为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名人。他以做事大胆、处事冷静而广为人知，苏联的无产阶级再次将其列入“伟人”的行列。他结识了当时正在苏联旅游的伊萨多拉·邓肯，温斯顿·丘吉尔的表兄弟、自由派雕刻家克莱尔·谢里丹曾在西方媒体上半真半假地向列宁建议，应该派鲍罗廷来担任驻英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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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众对他的热捧以及他与列宁关系亲密引起了其他派系的人们的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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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来中国前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在1921年去英国煽动煤矿工人大罢工。几个月后，他在格拉斯哥被捕，在巴里尼监狱关了半年，获释后被逐出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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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2月，鲍罗廷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列宁已经准备好派他去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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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坐火车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贝加尔湖，然后再从那里出发，来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短暂会面后，他继续乘火车赶往上海。在上海，他会见了驻沪的苏联代表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然后乘船前往广州。如果乘坐普通的客船和货船，就必须借道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会因为在苏格兰留有案底而被香港警方认出。鲍罗廷别无他法，只能选择乘坐一条直达广州的轮船。那条船又小又破，锈迹斑斑，就跟一艘运煤船差不多。它颠簸着向南行驶，在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差点儿被海浪掀翻，幸亏在台湾岛靠岸躲避才逃过一劫。甲板上那200只用围栏围起来的绵羊却被淹死了。几天后，这艘船摇摇晃晃地驶进珠江，停到了广州港，船上的羊肉竟然也都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