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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知情人士透露，在讨论课程设置和学校管理时，苏联顾问们和那些在不久前按照苏联援助计划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们曾一起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说完他的黄埔军校发展计划时，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们都提出反对意见。蒋介石当场起身，拂袖而去。回到浙江老家后，蒋介石玩了一把猫捉老鼠的游戏，他给孙文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接受了人们对他的批评，承认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些“顽固”，并称自己在听到这些批评后“如坐针毡”。不过，这些毕竟属于个人的缺点。他指出，真正让他气愤的是国民党中的“新势力”——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正在挑起派系之争。他承认自己跟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同样保守，不过他争辩说，在承认国民党中“新势力”存在的同时，不应该摒弃党的传统力量——“那种使之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存在下去的中流砥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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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信中指出，孙文认可的干将和忠臣中，有很多不过是溜须拍马之辈、投机取巧之徒。而孙文需要是那些真正既有才能又忠心的人，比如像他蒋介石这样的人。随后，蒋介石提醒孙文说，1922年广州兵变之后在炮艇上漂泊的那段时间里，陪伴他左右的只有自己。如果不能更广泛地处理政治事务，不能让那些“新势力”服从他的意见（即便他的观点有些保守），那么他就无法直接指导军校学员的训练工作。蒋介石还引用了很多“传统的道德准则”来美化自己的那些“陈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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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圣人们的言论摆在眼前，孙文无法否定他的观点。孙文让步了，同意支持蒋介石拥有否决黄埔军校政治代表们意见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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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介石那不合常规的在危难之际在炮艇上帮助孙文的举动，到他那次非常特别的由爱转恨的苏联之行，以及争取黄埔军校校长之位的迫切心情可以看出，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阴谋的影子。国民党领导层的那些保守分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上海的那些右翼朋友们虽然有时做事笨手笨脚，但对孙文转向苏联以及“左”翼分子和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却很警惕。毫无疑问，他们直接影响了蒋介石，并在这段严峻的时期督促、支持并指导他的行动。从他公开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蒋介石与这些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不断寻求他们的指导。他们为他提供舞台指导，给他提醒台词，把他推到台上表演，蒋介石业已成了上海右翼分子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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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3月3日，蒋介石正式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及新成立的国民党军队参谋长之职。鲍罗廷对蒋介石一直非常忌惮，遵照他的指示，苏联顾问们没有对上述任命提出反对意见。然而，没有阻止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这一令人垂涎的职位是他们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鲍罗廷不知道中国人很重视师生之间的情谊。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最重视对自己家族的忠诚，第二重视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姻亲之间的忠诚关系，第三则是师生之间的情谊。各地军阀们经常利用的就是这种关系，蒋介石也对此了如指掌。如果他担任了校长之职，那么到头来所有的学生便成了他的门生。鲍罗廷或许设想他可以以后再把蒋介石剔除出去，这么想可是大错特错了。他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也许是因为他在三月离开了广州到北京去与苏联外交官们商谈事务，因此忽略了广州这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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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和孙文已经商谈好，“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模式组建一支军队，为北伐打下基础”。苏联将提供必要的资金和顾问人员。截至1924年，国民党一直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一直依靠从海外华人和国内商界那里贷款。1924年1月底，孙文收到了一笔60 000元（中国货币，下同）的贷款。很显然，这是莫斯科给的。国民党高层对资金的来源问题十分谨慎，当蒋介石问及此事时，党内的“左”派领导人廖仲恺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别管闲事：“至于军校的资金问题，我不过问你如何使用，你也不要问是哪里来的。钱不是问题，你大可以放心使用。”后来莫斯科方面证实：“这所学校是在1924年由我们出资建立的，最初的运转经费由我们支付。”莫斯科总共在这所学校投入了约2 700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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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经费到位，下一步就是招募培训人员了。鲍罗廷和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联名致电莫斯科，请求派遣“50名现役军人”前来中国，并应由一名“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能让孙逸仙满意的同志”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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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来到广州的苏联指挥官是帕洛夫同志，不过他在珠江游泳时“不幸淹死了”。1924年10月，他的继任者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来到广州。中国人熟知的是他的化名：加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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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位于广州城南10英里处珠江的一个小岛上。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曾在此建过一个军事要塞和一所海军培训学校，他们留下的那些陈旧的木头房子便被用作军校学员们的营房。起初，国民党计划在广东省公开招收学员，但招生人员遭到反对派军阀的囚禁和暗杀。于是，国民党只好改为在全国范围内秘密招生，孙文吃惊地发现，全国有3 000名符合条件的人申请报名，而第一期只能招收500名学员。以往，中国的军校学员中有很多都是文盲，而黄埔军校招收的第一期学员却全部都有中学毕业文凭，文化程度很高，这着实让人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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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和鲍罗廷不知道、也没有怀疑过的一点是，首批入学的学员中有一大部分都是青帮成员。对青帮来说，这可是在黄埔军校暗中布局的绝佳机会。陈果夫负责具体的招生工作，他是已故英雄人物、青帮主要头领陈其美的亲侄子。自从陈其美被暗杀之后，他的两个侄子接替了他在青帮高层中的职位，并被蒋介石“收入门下”。据信，通过直接从青帮成员中挑选，或者间接通过家族和依附关系，陈果夫为黄埔军校招纳了7 000名学员，而他几乎屁股都没离开法租界就完成了这项任务。实际上，凭他的势力，办这样的事也不需要他亲自出马。这些学员组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骨干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组织还很不系统，因此无法影响此事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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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课。一个月后，鲍罗廷完成北京的使命回到广州，正式举行了长达一整天的开学庆祝活动。庆龄也陪同孙文参加了典礼，孙文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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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同学，就是将来革命的骨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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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这位国民党军事和政治上的右派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左”派领导人廖仲恺则担任国民党在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如此一来，黄埔军校便成了国民党内部和中国革命中业已产生的政治两极分化的一个缩影。军事上的右派分子占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对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重视。廖仲恺和蒋介石领导下的黄埔军校设有6个部：政治部、训练部、教授部、管理部、军医部和军需部。教员都是来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毕业生。在“左”派领导人廖仲恺的指导下，黄埔军校制订了中国当时最好的政治课程规划，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中国历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而蒋介石则侧重军事纪律和4种军人必备的武德：勇敢、无畏、权威和俭朴。黄埔军校特别强调集体责任的原则——如果临阵退缩，则必处死无疑；如果坚持信仰，则必会得到国民党的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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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聘用苏联教官，黄埔军校强化了军事技能方面的训练。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完全现代化、机械化的先进陆军正在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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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阀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把现代化武器（步枪和大炮等）当作烟花爆竹使用，发射炮弹不过是为了“壮一壮声势”，士兵们并不关心它能不能击中目标。中国城市的外墙都是用土坯建造而成，只需一发炮弹就能拿下一座城池。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发射炮弹的目的不过是造一造声势，以促成政治解决。不过，黄埔新军出现之后，中国人的军事战略发生了变化——鲍罗廷和蒋介石不再满足于吓唬敌人，他们想要的是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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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发现，国民党的军械库里只有13门不同型号的野战炮，一些为数不多的、不同型号不同口径的步枪和机枪以及少量的弹药。凡尔赛会议上签署的禁运协议禁止中国从签约国购置武器装备，但是由于苏联人没有参加凡尔赛和会，所以可以给中国提供武器。仅在1925年这一年中，从苏联运给国民党的武器总值就达250万卢布[7]，此外还有更多的武器装备存放在海参崴[8]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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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如果泉下有知，也许会对38岁的蒋介石表达自己的赞赏之情。他正在引导苏联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为他缔造一支前所未有的现代化作战部队，这看起来很像是他的密友杜月笙和张静江出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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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需要钱是为了创建一支军队，现在需要钱，而且是大量的钱，其目的则是进行北伐。孙文听取了夫人的建议，他决定把庆龄的弟弟宋子文从上海召到广州。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金融家宋子文在筹钱方面很有一套。子文是个地道的资本家，出身于家境优越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知名的印刷商和美南监理会牧师，大姐嫁入了中国最早出现的农村银行业家族，这些条件使他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广州商人们的紧张情绪。看到苏联顾问们阔步走在广州街头，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加入了“他们”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些商人们变得越来越警惕。实际上，在黄埔军校筹建之初，还在夸耀自己留着的大学生平头的子文就已接受孙文委托，开始重新打理国民党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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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当时，中国的经济整体上一团糟，“一战”时期收复的阵地已经不复存在。外国人卷土重来，再次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庆龄的弟弟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筹集紧急资金以保证国民党的日常活动开支，之后又让他重新整顿广东省的经济，使其税务系统至少能够在表面上恢复秩序。相比全中国而言，他取得的成功仅仅局限在一省范围之内，但这足以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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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是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矮壮结实的年轻人，脸蛋像一美元硬币上的头像。他的表情总是很冷漠，因为他脑子里总是装着很多事情。他戴着一副日本天皇和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常戴的那种镶着又小又圆的“泡泡眼”镜片的眼镜，这使他看起来更加冷静严肃。大家都说，他是那种喜欢看蝇头小字书写的数字账单的人，或者是喜欢在芝加哥帮人看走向来弄点儿油水。他的上嘴唇似乎总是微微有些汗迹。他在美国有很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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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子文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到纽约的国际银行上班。不过，他并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在公司里当经理，而只是那里的一个普通办事员，主要负责面向中国的汇款业务。这个难得的机会让他见识到了海外华人如何处理他们与在国内的家人和商业伙伴之间的那些最为隐秘的财务问题。晚上，他则去哥伦比亚大学进修课程。子文头脑聪明，非常幽默。在政治上，他是个地道的西方自由派，可以同时坚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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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也就是他的小妹美龄回国的那一年，子文也回到国内，到上海的汉冶萍公司找了一份秘书工作。这原本是一家中国公司，主要从事煤矿、铁矿和钢铁厂等业务。日本商人早已对它垂涎已久，根据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日本人于1915年获取了这家公司的控制股权。凭借宋查理的人脉，给子文安排份工作不过是小菜一碟。子文把这家公司的所有账目和财务运行情况整理得井井有条，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大家都说他是个天才，在上海这个地方根本无法完全展现他的能力。考验很快就来了，庆龄向孙文建议让她的弟弟南下广州帮助解决国民党的财政问题。子文于1923年抵达广州，随即便投入到工作之中，准备让华南地区臣服在他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