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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在病榻之上组建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代表他在北京开展活动。英俊潇洒、油头粉面的汪精卫是这个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汪精卫因在1911年“试图暗杀”清政府摄政王而声名鹊起。实际上，那次暗杀不过是一场闹剧。真正实施暗杀的那几个人把一颗自制炸弹藏在摄政王府邸附近的一条沟里，后来才知道他们把引爆线剪得太短了。炸弹被发现了，循着它的包装，巡捕们找到了暗杀者在北京的藏身之处，并在那里抓到了汪精卫。汪精卫确实知道这个计划，不过他并没有参与其中。他被关押了几个月，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才从清政府的大牢里放了出来。后来，他声称是他策划了那场暗杀活动，此后他的生活便开始顺风顺水。汪精卫在任何原则问题上都可以妥协，这种能力使他在国民党中一直屹立不倒。他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杀害，而他却安然无恙。现在，他有幸站在孙文的病榻旁，非常有可能成为大元帅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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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伟人生命垂危之际，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孙文同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盟是否继续下去；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谁将以国民党新任大元帅或最高领袖的身份来收割孙文长期奋斗获得的果实。权力之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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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此似乎都没有准备。在莫斯科，列宁已经去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正在为争夺权力闹得不可开交。鲍罗廷着急地等待着克里姆林宫传来的指令，却什么都没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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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孙文病榻两边的都是宋氏家族的主要成员。庆龄旁边站着的是孙文那不争气的儿子孙科。此外还有庆龄的弟弟、少年得志的金融家宋子文，专横跋扈的大姐霭龄以及她那位为人忠诚、态度恭顺而又心地善良的丈夫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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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在场的人以及一部分不在场的人都声称，这位伟人临终之前非常在意他们。霭龄传出话说，孙文认为自己须臾离不开孔祥熙，孔祥熙和庆龄之间已经建立了“永久的联系”，鲍罗廷声称博士在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曾说过“只要苏联人继续支持我们……”的话，那些急于安抚西方国家的人则称，孙文气喘吁吁地说，“不要给基督徒带来麻烦……”。即便是那些置身千里之外的人，比如蒋介石也声称自己听到了孙文的临终遗言。这位野心勃勃的黄埔军校校长告诉大家，孙文拼着最后一口气喊出了“蒋介石”这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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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宣读了一份孙文的由他人草拟、经他签字的政治遗嘱，其他所有人都站在两边专心聆听。宣读完毕之后，孙文费力地说道：“很好，我完全赞同。”汪精卫还宣读了一份私人遗嘱，把孙文的藏书、文件、个人用品以及位于莫里哀路的那栋房屋都留给了庆龄。多年以来，孙文募集并花掉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而他留下来的全部物品却只有这些。1925年3月11日，庆龄扶着孙文的手，在这两份遗嘱上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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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政治遗嘱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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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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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这份被称为“总理遗嘱”的文件，成了对孙文日益增强的偶像崇拜的必读文件，在国民党的任何一次政治会议上都要宣读。鲍罗廷和孙文那位特立尼达出生的属下陈友仁[2]用英语撰写了一份《致苏联遗书》，由宋子文读给孙文听了听，随后便在苏联的党报《真理报》上发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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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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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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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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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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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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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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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星期三，孙文要求把他从舒适的大床移到一张行军床上。3月12日，星期四，上午9点30分，他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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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使馆立刻降下半旗，中国其他地区的苏联办事处也紧随其后，降下半旗。其他的几个国家直到第二天才降下半旗，这是一种有意的冒犯。苏联人还从莫斯科定制了一口特制的精钢棺材，这口棺材通体被漆成黄色，上面带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盖，跟列宁遗体供人瞻仰时用的那种一样。这口棺材设计得有点儿奇怪，最后并没有派上用场。在中国，棺材一般用硬质木料雕制而成，最好的木料来自云南省西部的深山老林之中。庆龄选了一副传统的上等楠木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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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先是由宋氏家族的成员们低调地举行了一次私家悼念仪式，随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公开的悼念活动，由加拉罕同志担任主祭人。孔祥熙对前来祭奠的人说，孙文临终前曾对他说：“如同上帝把基督派到这个世界上来一样，他也把我派到了这个世上来。”民国前司法总长徐谦致了悼词，字里行间闪烁着孙文自己对于基督的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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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革命者，我也是。”“他来到世间拯救那些贫穷、不幸和被奴役的人们，我也一直在尽力这样做。”“他谴责犹太立法者们坚持的那些传统，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正是因为同样的桎梏束缚着中国，我才发起了自己的改革运动。也正是因为组织严密的教会变得支离破碎，我才在很早之前就脱离了它。但我相信基督和他的教诲，并且一直在努力使这些教诲成为我的人生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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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埃德娜·李·布克当时也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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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肃静之中，一队由身穿白色法衣的燕京大学学生组成的唱诗班走了过来。他们手持点燃的蜡烛，唱着孙文生前最喜欢的歌：“甜美的和平，上帝挚爱的礼物。”（独唱部分由《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的连襟莱斯利·赛维林豪斯演唱）优美、庄严而又简朴的仪式继续进行，他们则一直站在灵柩两边。……教堂外面，数千人在那里静等着唱诗班的男孩子们领着前来悼念的人出来。身着丧服、面笼黑纱的孙夫人精神憔悴、满面悲痛，在两边搀扶着的是她的小妹宋美龄和她的继子孙科。一起出来的还有孔祥熙夫妇以及孙文的其他亲友。在最后面的是由24个护柩人抬着的巨大棺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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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遗体庄严地停放在那里供人凭吊，大约有50万人列队缓慢地从他的身边走过，为他送行。两周后，那副巨大的棺材穿过一条条两边挤满人群的街道，最后被运到了松林环绕的北京西山碧云寺。（此时苏联人定制的那副棺材也不合时宜地到达了北京，并被匆匆运到碧云寺，结果被寺里那些机智的僧人们藏到了寺庙的一条通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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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孙文的遗愿，他希望葬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那里靠近明代第一位皇帝的陵墓。建造陵墓的计划很快就付诸行动，但过了漫长的5年时间才最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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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没有参加葬礼。预感到情况不妙的他已经返回了广州。在那里，麻烦确实就要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