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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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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这份被称为“总理遗嘱”的文件，成了对孙文日益增强的偶像崇拜的必读文件，在国民党的任何一次政治会议上都要宣读。鲍罗廷和孙文那位特立尼达出生的属下陈友仁[2]用英语撰写了一份《致苏联遗书》，由宋子文读给孙文听了听，随后便在苏联的党报《真理报》上发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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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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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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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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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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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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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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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星期三，孙文要求把他从舒适的大床移到一张行军床上。3月12日，星期四，上午9点30分，他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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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使馆立刻降下半旗，中国其他地区的苏联办事处也紧随其后，降下半旗。其他的几个国家直到第二天才降下半旗，这是一种有意的冒犯。苏联人还从莫斯科定制了一口特制的精钢棺材，这口棺材通体被漆成黄色，上面带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盖，跟列宁遗体供人瞻仰时用的那种一样。这口棺材设计得有点儿奇怪，最后并没有派上用场。在中国，棺材一般用硬质木料雕制而成，最好的木料来自云南省西部的深山老林之中。庆龄选了一副传统的上等楠木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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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先是由宋氏家族的成员们低调地举行了一次私家悼念仪式，随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公开的悼念活动，由加拉罕同志担任主祭人。孔祥熙对前来祭奠的人说，孙文临终前曾对他说：“如同上帝把基督派到这个世界上来一样，他也把我派到了这个世上来。”民国前司法总长徐谦致了悼词，字里行间闪烁着孙文自己对于基督的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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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革命者，我也是。”“他来到世间拯救那些贫穷、不幸和被奴役的人们，我也一直在尽力这样做。”“他谴责犹太立法者们坚持的那些传统，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正是因为同样的桎梏束缚着中国，我才发起了自己的改革运动。也正是因为组织严密的教会变得支离破碎，我才在很早之前就脱离了它。但我相信基督和他的教诲，并且一直在努力使这些教诲成为我的人生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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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埃德娜·李·布克当时也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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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肃静之中，一队由身穿白色法衣的燕京大学学生组成的唱诗班走了过来。他们手持点燃的蜡烛，唱着孙文生前最喜欢的歌：“甜美的和平，上帝挚爱的礼物。”（独唱部分由《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的连襟莱斯利·赛维林豪斯演唱）优美、庄严而又简朴的仪式继续进行，他们则一直站在灵柩两边。……教堂外面，数千人在那里静等着唱诗班的男孩子们领着前来悼念的人出来。身着丧服、面笼黑纱的孙夫人精神憔悴、满面悲痛，在两边搀扶着的是她的小妹宋美龄和她的继子孙科。一起出来的还有孔祥熙夫妇以及孙文的其他亲友。在最后面的是由24个护柩人抬着的巨大棺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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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遗体庄严地停放在那里供人凭吊，大约有50万人列队缓慢地从他的身边走过，为他送行。两周后，那副巨大的棺材穿过一条条两边挤满人群的街道，最后被运到了松林环绕的北京西山碧云寺。（此时苏联人定制的那副棺材也不合时宜地到达了北京，并被匆匆运到碧云寺，结果被寺里那些机智的僧人们藏到了寺庙的一条通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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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孙文的遗愿，他希望葬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那里靠近明代第一位皇帝的陵墓。建造陵墓的计划很快就付诸行动，但过了漫长的5年时间才最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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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没有参加葬礼。预感到情况不妙的他已经返回了广州。在那里，麻烦确实就要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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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去世之时，国民党正准备发动进攻，清除曾于1922年将孙文和庆龄逐出广州的那个令人厌烦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制订这个惩罚性讨伐计划的是新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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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伦是个浑身充满干劲儿的人，他喜欢像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那样，坐在敞篷汽车里，在手持上膛的左轮手枪、脚踩汽车踏板的卫兵的护卫下，在广州城里巡视。有人说他是个叛变的法国人，有人则说他是个奥地利人，被布尔什维克抓住后才投靠了共产党。实际上，他本来是个俄国农民，1916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其他在中国的苏联顾问大都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而加伦却从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他是位天生的战术家，曾4次获得苏联最高军事奖章“红旗勋章”。（不过这些都毫无用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斯大林让嗜血成性的矮个子叶佐夫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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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伦治军非常严格，这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能给蒋介石脸上增光。他以过人的军事才能指挥了1925年讨伐陈炯明的战斗，给蒋介石争夺国民党控制权添加了资本。在当时大多数观察者的眼里，蒋介石接班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有很多人的名气都比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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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最主要的几个竞争对手有右派的胡汉民、中间派汪精卫和“左”派廖仲恺。此外还有一个躲在幕后的第四候选人，公众并不熟悉他，但他跟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很熟悉，他就是好斗的上海右翼分子中的头号人物——青帮首领杜月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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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控制国民党。第一，直接被提名成为孙文的继承人。从正常程序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二，通过选举，找一个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傀儡接班。作为一个瘾君子和黑帮大佬，杜月笙肯定早就明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一个代理人来实现他的野心。他有两个人可以用——培养了15年的军队门生蒋介石，以及他在上海的商业伙伴、瘸腿的百万富翁张静江。不过，杜月笙必须间接行事，由于鲍罗廷的存在，任何明显反共的候选人都不可能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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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柔寡断的中间派小白脸汪精卫缺乏坚实的权力基础。他充其量只能当一个过渡人物，担任临时教皇的角色。他和瘦弱精干的右派胡汉民是死对头，谁都瞧不起谁，估计他俩的力量会彼此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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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中明显占优势的是在美国出生的“左”派廖仲恺，他是杜月笙间接夺权路上的最大障碍。廖仲恺是鲍罗廷的最爱，也是胡汉民的密友，所有人都喜欢他，孙文的遗孀宋庆龄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