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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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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星期三，孙文要求把他从舒适的大床移到一张行军床上。3月12日，星期四，上午9点30分，他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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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使馆立刻降下半旗，中国其他地区的苏联办事处也紧随其后，降下半旗。其他的几个国家直到第二天才降下半旗，这是一种有意的冒犯。苏联人还从莫斯科定制了一口特制的精钢棺材，这口棺材通体被漆成黄色，上面带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盖，跟列宁遗体供人瞻仰时用的那种一样。这口棺材设计得有点儿奇怪，最后并没有派上用场。在中国，棺材一般用硬质木料雕制而成，最好的木料来自云南省西部的深山老林之中。庆龄选了一副传统的上等楠木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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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先是由宋氏家族的成员们低调地举行了一次私家悼念仪式，随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公开的悼念活动，由加拉罕同志担任主祭人。孔祥熙对前来祭奠的人说，孙文临终前曾对他说：“如同上帝把基督派到这个世界上来一样，他也把我派到了这个世上来。”民国前司法总长徐谦致了悼词，字里行间闪烁着孙文自己对于基督的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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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革命者，我也是。”“他来到世间拯救那些贫穷、不幸和被奴役的人们，我也一直在尽力这样做。”“他谴责犹太立法者们坚持的那些传统，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正是因为同样的桎梏束缚着中国，我才发起了自己的改革运动。也正是因为组织严密的教会变得支离破碎，我才在很早之前就脱离了它。但我相信基督和他的教诲，并且一直在努力使这些教诲成为我的人生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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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埃德娜·李·布克当时也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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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肃静之中，一队由身穿白色法衣的燕京大学学生组成的唱诗班走了过来。他们手持点燃的蜡烛，唱着孙文生前最喜欢的歌：“甜美的和平，上帝挚爱的礼物。”（独唱部分由《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的连襟莱斯利·赛维林豪斯演唱）优美、庄严而又简朴的仪式继续进行，他们则一直站在灵柩两边。……教堂外面，数千人在那里静等着唱诗班的男孩子们领着前来悼念的人出来。身着丧服、面笼黑纱的孙夫人精神憔悴、满面悲痛，在两边搀扶着的是她的小妹宋美龄和她的继子孙科。一起出来的还有孔祥熙夫妇以及孙文的其他亲友。在最后面的是由24个护柩人抬着的巨大棺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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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遗体庄严地停放在那里供人凭吊，大约有50万人列队缓慢地从他的身边走过，为他送行。两周后，那副巨大的棺材穿过一条条两边挤满人群的街道，最后被运到了松林环绕的北京西山碧云寺。（此时苏联人定制的那副棺材也不合时宜地到达了北京，并被匆匆运到碧云寺，结果被寺里那些机智的僧人们藏到了寺庙的一条通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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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孙文的遗愿，他希望葬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那里靠近明代第一位皇帝的陵墓。建造陵墓的计划很快就付诸行动，但过了漫长的5年时间才最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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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没有参加葬礼。预感到情况不妙的他已经返回了广州。在那里，麻烦确实就要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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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去世之时，国民党正准备发动进攻，清除曾于1922年将孙文和庆龄逐出广州的那个令人厌烦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制订这个惩罚性讨伐计划的是新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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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伦是个浑身充满干劲儿的人，他喜欢像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那样，坐在敞篷汽车里，在手持上膛的左轮手枪、脚踩汽车踏板的卫兵的护卫下，在广州城里巡视。有人说他是个叛变的法国人，有人则说他是个奥地利人，被布尔什维克抓住后才投靠了共产党。实际上，他本来是个俄国农民，1916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其他在中国的苏联顾问大都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而加伦却从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他是位天生的战术家，曾4次获得苏联最高军事奖章“红旗勋章”。（不过这些都毫无用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斯大林让嗜血成性的矮个子叶佐夫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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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伦治军非常严格，这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能给蒋介石脸上增光。他以过人的军事才能指挥了1925年讨伐陈炯明的战斗，给蒋介石争夺国民党控制权添加了资本。在当时大多数观察者的眼里，蒋介石接班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有很多人的名气都比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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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最主要的几个竞争对手有右派的胡汉民、中间派汪精卫和“左”派廖仲恺。此外还有一个躲在幕后的第四候选人，公众并不熟悉他，但他跟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很熟悉，他就是好斗的上海右翼分子中的头号人物——青帮首领杜月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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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控制国民党。第一，直接被提名成为孙文的继承人。从正常程序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二，通过选举，找一个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傀儡接班。作为一个瘾君子和黑帮大佬，杜月笙肯定早就明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一个代理人来实现他的野心。他有两个人可以用——培养了15年的军队门生蒋介石，以及他在上海的商业伙伴、瘸腿的百万富翁张静江。不过，杜月笙必须间接行事，由于鲍罗廷的存在，任何明显反共的候选人都不可能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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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柔寡断的中间派小白脸汪精卫缺乏坚实的权力基础。他充其量只能当一个过渡人物，担任临时教皇的角色。他和瘦弱精干的右派胡汉民是死对头，谁都瞧不起谁，估计他俩的力量会彼此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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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中明显占优势的是在美国出生的“左”派廖仲恺，他是杜月笙间接夺权路上的最大障碍。廖仲恺是鲍罗廷的最爱，也是胡汉民的密友，所有人都喜欢他，孙文的遗孀宋庆龄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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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是旧金山一位中国商人的孩子，后来他去日本继续求学，对孙文倡导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兴趣。崭露头角的“左”派分子廖仲恺偶然遇到了雄心勃勃的右派胡汉民，两人后来成了终生好友。胡汉民主张个人独裁，廖仲恺更钟情于激烈的社会改革。廖仲恺认为，中国已经被自私自利的金融资本剥削得太久了，他认为应该限制资本主义，允许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可以通过消费合作社购得各种制成品。他要求最大范围地实现民主，却没能说服孙文直接从农民那里获得支持——在20世纪20年代，即便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个想法也有点太激进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希望效仿苏联模式，依靠工人阶级发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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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说服孙文寻求苏联支持的人是廖仲恺。鲍罗廷喜欢他，无论什么事总喜欢让廖仲恺来替他办。孙文去世时，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的高级党代表，政治地位与蒋介石不相上下。同时，他还担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省长。如果按照事态的自然发展，廖仲恺最有可能成为孙文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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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去世后的数周里，趁着混乱，两支曾经与国民党联盟的军阀部队进攻并夺取了广州城，鲍罗廷逃到了黄埔军校避难。在加伦将军的帮助下，蒋介石和廖仲恺对敌人发起反攻，很快收复了广州。在48小时内，国民党俘虏了17 000人，缴获了16 000支枪，包围被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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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局势安定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商定孙文的继承人。会议最后决定不搞个人继承，国民政府将由“左”、中、右三派（廖仲恺、汪精卫和胡汉民）联合执政。汪精卫被授予基本上是礼仪性的代理主席的头衔，胡汉民则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执行权仍掌握在廖仲恺手中。实际上，这是“左”派搞的一次“宫廷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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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左”派的这种做法为自己树立了强大的敌人。1925年的春夏两季，到处发生工人运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积极组织工人和学生运动。他们在全国各地举行的抵抗外国人的游行示威激怒了工厂老板、银行家和外国大班们。5月15日，上海一家纺织厂的日本工头在罢工中开枪射杀了一个工人。5月30日，共产党号召大家举行抗议示威游行。那一天，有大批的人员走上了街头，公共租界的警察们也出动了。一支英国军队朝着人群射击，打死工人12人，打伤50多人。“五卅惨案”引起了国内其他地方的罢工、抵制活动和游行示威。在广州，有52名抗议者被法国和英国的机枪手打死。枪击事件发生之后，驻广州的苏联顾问薇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维什娜雅科娃·阿基莫娃写道，广州沙面岛上的外国租界就像“这个城市活体上的一块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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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静静地摆在我们面前，戒备森严。一条人工挖开的河道，还有一堵中国人民仇恨与愤怒的墙壁，把它与路堤隔开。桥上摆放着一些锯木架似的缠着带刺铁丝网的路障，上面还装着铸铁大门，只在中间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直通里面外国领事们的住所……两个头戴软木头盔，身穿卡其布短裤，手握步枪，腰里别着一把军刀的英国士兵在桥上路障的旁边迈着均匀的步子走来走去。对岸一点声音都没有，整个沙面岛如同死去一般。实际上，这里几乎已经没有人住了。就连那些从陆地上逃到这里的传教士们也早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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