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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蒋介石和鲍罗廷言归于好，重新开始合作的原因，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美国记者乔治·索克思当时在广州，后来又到了国民党政府中为宋子文工作，他认为是蒋介石逼迫苏联人做出选择的：莫斯科必须支持他以及他领导的北伐战争，不然的话就结束中苏联盟，所有在华的苏联人必须离开。这种说法幼稚得让人难以信服。从更广的视野来看，托洛茨基的失败便意味着斯大林的上台。斯大林的传记作者路易斯·费希尔则持另一种观点：“蒋介石最显著的性格特点不是有勇有谋。很显然，他是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但事实并非真的如此。他明确地向鲍罗廷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其实，“双方都明白，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与其现在就血战一场，搞得两败俱伤，让广州的其他军阀从中获益，不如把这个问题留待北伐军拿下长江流域之后再来解决”。现在的局面对青帮很有利，青帮可以借机布下一个更大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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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鲍罗廷尽力对蒋介石进行安抚，同意撤走他不喜欢的那些苏联顾问。对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来说，这一切全都让人难以理解。后来，一位苏联顾问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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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蒋介石性格古怪，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对荣誉和权力的欲望，他渴望成为中国的英雄。他声称自己不但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支持全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毫无疑问，他对革命的理解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完全根据个人意志行事，从不想依靠群众。然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即获得荣耀，他有时候也会想到利用群众、中国共产党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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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托洛茨基更为简明扼要地总结说：“在变成刽子手的过程中，蒋介石希望能用世界共产主义来作为掩护，而且他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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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蒋介石正在计划将共产党引入青帮设下的圈套，因此在收网之前，什么事情他都愿意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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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悔过之意，也没有暂缓实行未来计划的意思，这一点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的话，那就是他又按照中国的传统，派了一名媒人——张静江去向寡居的宋庆龄求婚。庆龄对蒋介石曾请求她的丈夫孙文向她的妹妹美龄求婚的事仍记忆犹新。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们急切地想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圣人”孙文以及宋氏家族的威望和财力联合起来，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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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庆龄回顾了蒋介石向她求婚的事。斯诺简洁地做了如下记录：“1925年孙文去世之后，蒋介石托一位媒人向她求婚。庆龄认为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爱，因此没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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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夏，北伐开始了，目标是广州东北600英里之外的长江流域。北伐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左”派率领，向西北方向的武汉出击。另一路由蒋介石率领他的心腹黄埔军朝东北方向的南昌和上海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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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战术大家加伦将军跟西北军在一起，由苏联飞行员事先侦查敌军的方位。行军路上，共产党干部们不断发动农村和城镇里的农民和工人。由农民组成的卧底联手共产党人从内部瓦解了各个地方军阀的抵抗和北方军阀们的前方哨所，铁路和邮电工人们则中断了通信线路。共产党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充分利用了群众对军阀和地主们的痛恨情绪。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农民运动问题做出了名垂千古的不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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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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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蒋介石来说，他的革命就有点类似于“请客吃饭”。共产党人为他在北伐战争中冲锋陷阵，他率领的军队却一路上无所作为。蒋介石率领的东北一路似乎铁了心要毫发无伤地抵达上海，一路上养精蓄锐，步伐缓慢，极力避免与敌军发生正面接触。蒋介石限制与他们同行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并禁止农民和工人们对沿途的地主乡绅进行打击。西北路军一连串的胜利引起的恐慌和兴奋已经给人们产生了这种印象：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方推进。外国观察家们错误地把与西北路军毫无关系的蒋介石率领的军队说成是此次北伐中唯一“负责人”和“可靠”的部队，而把那些“不负责任”的行动都归咎于“左”派领导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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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左”派军队攻下了武汉，国民党自由派和共产党控制了湖南和湖北两省。12月，江西和福建也落到了他们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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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开始从广州迁往位于长江中部的武汉三镇，即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地。第一批离开广州的有鲍罗廷、庆龄、庆龄的继子孙科、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宋子文，与他们同行的有“左”派的军官们和十几位苏联顾问。他们先是乘坐火车，到达终点后改乘轿子继续前进，同时还要避开敌军控制的地区。后来他们又换乘舢板和小船，再后来便需要骑马前进。有一半多的路程，他们都是冒着倾盆大雨徒步赶路，趟过小河，在泥泞的山路上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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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武汉由武昌、汉口和汉阳这三个位于长江两岸的镇子组成。它是一座工业化城市，到处都是不安分的工人，支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十分强大。一支由30万名支持者组成的游行大军在那里等候着国民党领导者们。飞机在空中盘旋，接连不断的烟花爆竹声如同机关枪的肆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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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3日，武汉的民众借着庆祝活动的兴奋劲儿，自发行动，攻下了汉口的英租界。另一批人则接管了位于武汉下游的九江英租界。武汉国民政府宣称这些都是他们取得的胜利，从而提高了他们在中国“左”派人士中的声望。英国政府很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两处租界。但在做出让步的同时，英国人也调集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远征军，以保护他们最重要的战利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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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无产阶级控制的武汉相比，蒋介石在南昌的临时大本营就像是一个充斥着传统价值观念和乡绅的中世纪城堡。那里除了一座发电厂和一座搪瓷厂外，再没有其他重要的工业。那里秘密会社的势力非常强大，手握大权的国民党保守派领导人在退职之后，也会选择退隐此地。蒋介石与这里的青帮头目们一直过从甚密，这一点鲍罗廷和武昌起义的“左”派人士都不知情。黑帮领袖们获悉，共产党和其他“左”派人士正计划在上海举行一次辛亥革命那样的民众起义，青帮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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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共产党人对于起义的方法和目标的意见并不一致，而斯大林不断发来的那些充满恶意且非常不利的指示又经常让他们陷入迷惑当中。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计划在1926年10月发动工人和共产党员们举行起义。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抵达上海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想通过起义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并计划在蒋介石到达后，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夺下整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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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黄金荣和杜月笙商谈了即将爆发的共产党起义之后，蒋介石派了一位名叫钮永建的亲信参谋去向上海的“左”派人士传达他对起义的“支持”，声称将派一支黄埔军“别动队”参加起义。看到蒋介石愿意加入进来，“左”派人士非常高兴，将最终敲定的起义计划的细节都告知了蒋介石手下的军官们。青帮头目们随后便向当时控制上海地区的北洋军阀孙传芳告密。当共产党发动起义时，孙传芳的部队早已在那里严阵以待，而蒋介石许诺的“别动队”也没有出现。看到孙传芳手下那些装备精良的雇佣军，共产党的干部和工人们惊得目瞪口呆，随后便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共产党组织者们却没有怀疑是蒋介石背叛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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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案发生后，周恩来立即从广州赶到上海，负责重新组织被打得支离破碎、士气低落的罢工力量。周恩来曾在鲍罗廷身边工作过，还在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位城市布尔什维克，在法国留学时期也了解过巴黎公社的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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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蒋介石于1926年11月在九江再次与黄金荣凑到了一起。通常情况下，这位上海三大亨中的老大都会把事情交付给杜月笙办理，但这一次的聚会如此重要，以致这位黑帮教父不得不亲自走出法租界里的老巢。由于国民党军队已经进入了青帮控制的长江流域核心区域，一年前在西山会议上商定好并由张静江在广州负责幕后指挥的那个宏大计划即将到达高潮阶段。蒋介石即将与青帮联手，一劳永逸地消灭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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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首次对“左”派进行大屠杀以来，上海的紧张气氛持续升温，达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不可避免地给人一种印象：上海将被布尔什维克接管，兵临城下的国民党军队也是一支“左”派领导的武装，他们也将参与其中。商人们拖家带口跑到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避难，租界周边布满了缠着钢丝网的路障，四处建起了碉堡，用沙包堆起了掩体，荷枪实弹的外国警察、士兵和自卫队四处巡逻。与此同时，一支30 000多人的军队正从各个国家奔赴上海，以“保护外国公民及其权益”。单就英国人而言，平均每个在上海的英国人都能得到两名英国士兵的保护。英国人的飞机不停地在港口上空执行任务，来自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和葡萄牙的30艘军舰停泊在黄浦江上，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还有更多的军舰正在赶赴上海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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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外国人越来越感到恐惧，苏联革命和之后的内战所发生那些令人震惊的暴行仍然历历在目。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字林西报》不断发出刺耳的警告，弄得四处人心惶惶，人们的情绪几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