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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法租界的总督察来电邀我就本地局势进行秘密会谈。我按照他给的地址去了那里，发现那是一处中式宅院，四周围墙高耸，大门口则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他们立即把我引进一间会客厅。我忍不住四下观望了一下，发现高大的门厅两边摆满了步枪和冲锋枪。很快，我就听到说话的声音，那位法国总督察带着两个中国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是杜月笙，另一个是一名翻译。我们直接进入了正题。那位法国总督察解释说，他一直在与杜月笙讨论如何防止外国租界免遭共产党攻击的问题。因为北洋军阀指挥官已经率领部队撤离了上海，由北洋系成员组成的上海地方政府也随即垮台。杜月笙以一副谈生意的态度，直接说到了问题的要点。他愿意出面镇压共产党人，但有两个条件：第一，他希望法国当局支援他至少5 000支步枪和充足的弹药。第二，他要求我允许他的军车能在公共租界通行——租界当局从未允许任何中国军队这样做过。杜月笙说，为了把武器弹药从市区一方搬运到另一方，这样做非常有必要。费信惇回答说，如果市政委员会能够赞成此事，他也不会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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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跟杜月笙这样名声的人打交道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因为现在局势危急，如果共产党试图夺取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势必引起大范围的混乱和流血事件，这将危及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居民，以及数以万计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的生命。既然共产党已经意图夺取外国租界，并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就意味着上海的外国人将夹在这相互斗争的两派之间，其结果很可能是一场国际冲突，其严重性将超过建立租界以来的任何一次危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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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租界归河内的法国殖民当局管辖，他们与杜月笙和黄金荣在各个方面都有合作。法租界还是青帮控制下的非法鸦片和海洛因的交易中心。杜月笙每个月都能获得650万美元的利润，他会拿出15万美元来“打点”法国官员和租界警察，以维持租界当局与青帮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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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在上海的外国人不同的是，看到蒋介石的部队即将达到上海，法国人并不感到担忧。外界对此有很多解释，报界人士鲍威尔认为，通过一路跟随蒋介石部队的天主教传教士，法国人了解到了一些内部消息。实际上，他们确实知道了蒋介石的底细，不过将这些告诉他们的人是法租界警局的督察长黄金荣，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天主教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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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很担心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和工会组织所带来的危险，因此他们尽一切可能来支持青帮清除“左”派人士。法国当局准备送给青帮5 000支步枪，他们拉费信惇入伙，只不过是为了方便青帮能够自由进出公共租界，以便从侧翼包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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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之后，费信惇直接去市政委员会通报了此事，并得到了委员会的批准。鲍威尔说：“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起来，并且持续好几天没有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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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不再期望蒋介石的援助。他们终于意识到蒋介石已经叛变，因此迫不及待地想在他的军队到达之前夺取整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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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方向开来的那支部队很可能在3月22日抵达上海，因此“左”派计划在3月20日晚间发动起义。此时还留在这个城市里的对手似乎已经不多，所以他们的政变没有理由不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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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拉斐特大街上的一栋小公寓内工作，那里离杜月笙的住宅很近。吸取了10月巷战中的惨痛教训之后，周恩来重新把一支5 000人的共产党队伍分成了30人一组的小分队。这些共产党干部得到了商铺店员、工厂工人和大批失业者的支持，他们使用的主要是棍棒、斧头和刀剑之类的武器。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共产党的军械库里只有大约150支枪——大部分还都是老式步枪，平均每个小分队可以分到一支现代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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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人员倒不是问题。3月20日晚上，起义开始了，约有80万工人举行罢工，整个城市瘫痪了。周恩来亲自率领300人袭击了各处的警察局，并接管了电讯中心和所有的发电厂。到3月21日傍晚，“左”派控制了宋查理建起第一所住宅的虹口、宋查理曾经短期教过书的位于黄浦江口的吴淞、河对岸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公共租界周边地区、法租界向南的一片地区以及人口密集的工人居住区闸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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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22日下午3、4点左右，上海已经在实际上完全落入了“左”派手中。下午6点，最后一批军阀士兵在北站投降。与此同时，从杭州开来的蒋介石的那支部队也抵达上海。蒋介石下令士兵们在城外扎营，但他们敦促蒋介石允许他们进城参战，蒋介石最后同意了。这支部队的士兵对工人持同情态度，他们想助工人们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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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进城的国民党士兵们沿着麦根路向前行进时，整个上海市静得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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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来得有点儿太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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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率军沿江东下的路上，蒋介石指挥部队攻下了安庆和芜湖两地，还准备拿下明朝故都南京。每攻到一处，都有青帮暴徒事先包围工会所在地和其他的“左”派工作点，为蒋介石的军队铺路。在南京，当地军阀部队撤离之时，四处一片混乱，青帮匪徒袭击了各处的工会组织，“左”派发起反击，国民党军队也从城外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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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之中，抢劫事件不断发生，还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和领事馆工作人员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一名美国妇女在自己的家中被三个来历不明的士兵拖到楼上，准备实施强奸，不过他们还没有得逞就被吓跑了。尽管如此，有关“强奸”的流言还是在外国人居住区传开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将此事透露给上海的媒体，并经由他们传到了世界各地的报纸杂志上。众所周知，这一不光彩的“南京事件”最终被归咎于“左”派人士。美国政府经过调查之后得出最终结论，此次袭击外国人的事件实际上是北洋军阀的士兵们干的，目的是试图让外国列强对上海的事态加以干预，而这份报告却被人们忽略了。总的来说，“南京事件”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它之所以能够载入史册，是因为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误解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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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京局面混乱，蒋介石继续乘坐炮舰沿江而下，直奔上海。3月26日，星期六，即“左”派完全接管上海、巷战结束的两天之后，蒋介石的炮舰抵达了上海外滩。除了外国租界之外，这个城市的所有地区全部处在以周恩来为首的过渡政府的控制之下。城里只有极少数蒋介石的部队，并且还是同情“左”派人士的那些人，其余的都在远处的郊外伺机而动。蒋介石与他的参谋军官们登岸后，立刻被专车接到位于法租界外祁齐路上的旧外事大楼。在那里，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黄金荣，他俩私下商谈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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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见下一位重要的来访者之前，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政治科科长帕特里克·吉文斯不请而至，他交给蒋介石一张通行证，特许他可以随时带领自己的卫兵出入公共租界。以前从未有哪个国民党将领享受过这种特权，这是杜月笙和费信惇达成交易的一个附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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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上海的峰会继续进行。张静江一行四人前来拜见，另外三人都是这位百万富翁的密友：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李石曾，国内头号反共学者、蒋介石长子的新任老师吴稚晖。张静江能够掌控各界精英的秘密，除了他本人聪明过人且善于钻营之外，还因为在这些人高升的路上，他都曾慷慨地出钱相助。这个举动让那些人臣服于他，而他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驱使他们。在他的努力下，李石曾和吴稚晖都在负责保管紫禁城珍宝的一个政府委员会里谋得了职位。对一个从事国际交易的中国古董商来说，紫禁城里的那些财宝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1925年，李石曾又担任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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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期间，蒋介石委任这4个人担任他在上海一带的“特使”，做他的耳目。现在，他们聚集到祁齐路的指挥部，向蒋介石汇报他们搜集到的情报。这4个人离开后，蒋介石又接见了从他的家乡浙江省来的一帮银行家和上海商会的一批保守派代表。听取了他们汇报的情况后，蒋介石和他的参谋军官们凝视着一张上海地图，考虑如何重新部署手下的军队。当时，上海城内只有3 000名国民党士兵，并且主要集中在工人居住的闸北区，蒋介石并不信任他们。蒋介石随后又同黄金荣、杜月笙，以及上海三大亨中的第三个成员、蓝帮首领张啸林聚到一起，制订最后的计划，准备把上海从共产党人手中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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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国租界当局的恐惧相反的是，“左”派取得胜利后，并没有实施大屠杀。共产党对这个城市的控制还很薄弱，总共只有不到3 000名带着武器的工人替代那些被打跑的警察执行巡逻任务。临时组建的市政府控制在共产党人的手里，但很多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仍然不完全相信蒋介石会对他们下手。兴奋之余，很多共产党人仍在憧憬着重新联合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的光辉前景。那些承认两党之间存在尖锐分歧的人正试图寻求在政治上安抚蒋介石的办法，而不是准备迎接一场军事上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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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杭州，蒋介石的军队和青帮动手了。他们关闭了工会的办公室，殴打或杀害反抗的人。上海的“左”派对此仍没有警觉，他们并没有把此事看作一个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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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蒋介石态度坚决地向采访者们表示说，“没有发生分裂”，“国民党内部仍很团结”。第二天，他在上海实行戒严。按照计划，青帮出面成立了一个“温和的”工会组织，以便制造混乱，削弱“左”派在工人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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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周中，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发表团结声明，在向上海的无产阶级示好的同时，也迷惑了那些“左”派的对手们。正如前一年他在广州政变前夕的所作所为一样，他的对手们被他那前后矛盾的声明搞得晕头转向，搞不清他下一步会干什么事。3月28日的《字林西报》激愤地说：“如果蒋介石想从共产党人的手中夺权，他必须快速而又无情地采取行动。”而在4月8日，该报又报道说：“他对共产党人那种半心半意、心怀歉疚的攻击让人不敢断定两派之间的裂痕是否真的不可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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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被解职的国民党中间派汪精卫结束在欧洲的流亡生涯，返回国内，这再次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迷惑敌人的机会。汪精卫此次回国是为了接替蒋介石，再次担任国民党主席一职。蒋介石拿出两天的时间，恭敬地与一年前在广州向他屈服的汪精卫进行商谈，参与谈话的还有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三人就将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中驱逐出去是否明智一事展开了争论，汪精卫同意组织一次党内会议来“商讨”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