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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获悉蒋介石正准备再次背叛我们,”4月1日,斯大林在莫斯科说道,“我知道他们又要耍花招,不过这一次要完蛋的是他了。我们会像挤柠檬一样把他挤烂,然后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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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上海正在酝酿的阴谋了如指掌,不过他不允许周恩来或其他共产党人采取任何行动。此外,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国际还公开向蒋介石示好。法国共产党日报《人道报》将蒋介石到达上海一事称为“世界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苏联的《真理报》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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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把工人们鼓动起来,而与此同时,他又让他们把武器都藏起来,以免被蒋介石收缴。斯大林的做法是在把中国共产党人推向断头台,不过当时共产党领导层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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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第一周,蒋介石下令他在上海唯一的一支军队,就是同情工人们的那支军队撤离市区。这支军队的指挥官薛岳匆忙赶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以反革命的名义逮捕蒋介石。当时在上海,除了蒋介石那支规模不大的近卫部队和执行戒严任务的巡逻兵之外,再没有其他部队会阻挡他们抓捕蒋介石,而蒋介石的卫队和巡逻兵人数也比薛岳部队人数要少得多。共产党没有同意他的建议,反而建议薛岳装病,以便拖延撤离的时间。机会就这样失去了,薛岳率部撤离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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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上午,军阀张作霖手下的500名士兵在北京的警察和密探的配合下袭击了苏联使馆,攻进了使馆大院。后来得知,这次袭击事先得到了外国领事团的许可。使馆里的苏联工作人员匆忙焚烧各种文件资料,但火被扑灭,文件资料也被掠走。此外,还有20名躲在使馆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逮捕,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原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的就是他)和他的两个女儿。遭受了一番酷刑之后,这位年仅38岁的图书馆馆长被判处绞刑,以便警示其他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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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给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对北京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示“愤怒”和“遗憾”,称这又是因为“误会”而引起的。在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外国军官在苏联使馆周围拉起了一条警戒线,对过往的行人严加盘查,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4月11日,英国和日本军队袭击了公共租界内的“左”派居所,还冒险越过界线,逮捕住在附近的“左”派人士。这些人被他们交给了蒋介石在上海郊外设立的军事法庭,这些人随后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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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凌晨4点,从蒋介石位于祁齐路的总部里传出了军号声,他那艘停靠在外滩的炮舰也鸣起汽笛与之遥相呼应。刹那间,夜幕中响起了机关枪的射击声,青帮开始下手了。成群结队、身着便衣的枪手以军号声和汽笛声为号,按照事先的计划步调一致地采取行动,风卷残云般地袭击了上海全城和黄浦江两岸的共产党据点、工会办公室、私人住宅以及工人居住区。蒋介石最信任的黄埔军中最精良的那部分,即从青帮中招募入校的那些人趁着夜色潜入了上海城,与青帮匪徒们会合后,他们试图攻进一处工会大楼和一座由共产党控制的警察局。他们得到命令,除了胳膊上戴有白色“工”字臂章的人之外,其他携带武器的人一律格杀勿论。这种白色臂章在前一天专门分发给了青帮枪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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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工会大楼里的“左”派分子组织反击,蒋介石的军队假装站在“左”派一边,允诺出面跟青帮进行调停。工人们相信了他们的话,放下了武器。躲在不远处一座楼里的300名青帮分子从暗处冲了出来,将工人们全部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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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领袖们四散奔逃,只有十几个人逃了出来,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些“左”派分子被俘,然后被绑在一起拉到大街上就地枪决或砍头。另一些人则被用卡车拉到蒋介石设在龙华的军事基地,在那里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然后被处决。白色恐怖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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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躲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大楼里。这个宋查理曾引以为豪的地方,从3月以来就成了“左”派的总部机构所在地。400名共产党人坚守在这里,与近千名青帮匪徒对峙了数小时。临近中午的时候,大部分守卫者都阵亡了。周恩来再次撤离,这一次他离开了上海,安全抵达了汉口,与这次反革命政变中幸存的其他几位共产党领导人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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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将近9个小时之后,上海的机关枪声才停了下来。当天在街头枪战和处决中被杀的大约有400—700人,上海警署公布的数字还要少一些。此外,另外一些在蒋介石的军事基地里被杀害的“左”派分子的数量一直没有透露。随后,刽子手们又转移到其他城市进行类似的非法审讯,蒋介石的军队和青帮分子逐渐将白色恐怖扩展到了宁波、福州、厦门和汕头,甚至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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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当时担任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他从1926年的10月便开始做记录。根据他的统计,上海白色恐怖时期死亡的人数在5 000—10 000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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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仍留在上海的“左”派领导人号召在全市范围内举行罢工,以抗议前一天发生的暴行和屠杀。10万名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这些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计划前往蒋介石的总部门前抗议。但还没等他们走到近前,大街两旁的士兵们便用重机枪向他们开火了。游行者们准备逃离时,蒋介石的士兵们又开始用刺刀对他们进行刺杀。许多示威者被士兵们从私人住宅里拖出来,然后拉到大街上用刺刀刺死。遇难者的尸体装了满满8辆卡车,这一次至少有300人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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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韩素音对在黑色4月里发生的恐怖事件做了一个无情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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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周里又有大约8 000人被杀。6 000名妇女和未成年少女——都是工人们的家属,被卖进了上海的妓院和工厂。人贩子杜月笙成了住在上海的欧洲妇女们眼里的英雄。蒋介石也对其大加赞美,称他为大上海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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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在已经被蒋介石和青帮控制。几个月后,全国各地一些重要地区也落入了他们手中。到了4月底,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蒋介石已经与青帮做了一笔交易。当然,自从1922年以来,杜月笙一直在有条不紊地操纵着蒋介石朝这个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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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权力打了数十年交道之后,青帮终于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在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方面,现在的它比中国任何一派力量都更占优势。中国共产党要等到10年之后才能获得类似的地位。青帮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纳粹德国的褐衫党,想当年正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推动下,希特勒才得以上台。此时苏联国内也正在进行一场与之不相上下的权力斗争,以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派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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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全国一片惊人的沉默。武汉国民政府只能哀叫着表示抗议。庆龄、毛泽东等39位同志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候补执监委员的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起来推翻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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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是在对着暴风雨哭泣。政府在武汉,而军事力量却在上海。武汉国民政府没有办法强行下达命令,也无法对蒋介石实施抓捕。仍归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左”派军队(由右派分子和“左”派混合组成)正在忙着跟北洋军阀激战。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不是很可靠。一些较为激进的“左”派军队指挥官,如曾经提出逮捕蒋介石的薛岳,很快就被蒋介石收买了。共产党的实力也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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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并非所有的官员都希望声讨蒋介石。一些人认为现在已经是让共产党人向蒋介石妥协的时候了。那些急着跟蒋介石钻一个被窝的人把目光都聚集到了汪精卫身上。庆龄想尽办法想让他们振作起来,却发现这些人已经变得神经兮兮,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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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尝试着发起了一场反蒋的宣传运动,但不过是在白费力气。于是他开始焚烧各类文件,并开始安排在华的苏联顾问及其家属们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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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国民政府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左”派组成的政府,它就像是一艘漏水的航船,上面挤满了竭尽全力想浮在水面上的温和派。自从两年前廖仲恺被刺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就再也没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左”派。现在武汉国民政府里那些所谓的“左”派人士就剩下政治理想主义者、改革家宋庆龄、被一位外国记者称为“忧郁的无能之辈”的孙科、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自由派宋子文、维多利亚式的自我主义者和只考虑个人前途的陈友仁,以及自高自大的花花公子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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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对谁都构不成威胁。鲍罗廷认为,庆龄是“国民党整个“左”派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男子汉”,他这话可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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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与孙文携手合作的事业眼看就要成功了,但蒋介石和青帮却篡夺了他们的革命成果。莫斯科对此仍旧不发一言。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反目正印证了托洛茨基那可怕的预言,而在斯大林看来,凡是那些能证明托洛茨基正确的消息最好都应该被统统埋葬起来。由于多年来一直是托洛茨基在指导中国的革命,那么中国革命的失败正好可以增加托洛茨基的责任,即便他早已正确预言了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却也于事无补。因此,斯大林的代理人不得不确保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实验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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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外国人一直在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结果到头来发生的却是白色恐怖,他们禁不住欢呼雀跃起来。一时间,讽刺挖苦中国“左”派人士的文章在这个城市的大小报纸上疯狂刊登。有一条报道称,武汉的“左”派人士是如此的低能,以致汉口妇女协会在组织政治游行时,让几个妇女脱光衣服,“露出雪白的胴体和丰满的乳房”。这条以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为原型的虚假报道刊登在1927年4月25日的《时代周刊》上,以此来证明“左”派已经退化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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