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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刚从大学毕业。白色恐怖的消息让他震惊不已，这个年轻人在莫斯科的一家报纸上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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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革命战友，但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敌人。数天前，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反革命者的形象。他对革命总是甜言蜜语，但一旦最佳机会来临，他便立即背叛了革命……打倒蒋介石！打倒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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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1875—1943），美国人。1903年来上海任律师，1923—1929年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裁，任内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了五卅惨案、北伐军占领上海等许多重要事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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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一场历史的“华丽悲剧” 第十一章 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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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4月初离开武汉到上海跟蒋介石会晤以来，年龄不大、身材圆胖的宋子文实际上已经成了蒋介石的人质。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希望在上海和与其毗邻的浙江和江苏两省的金融界树立自己的威信。由于现代化工业和对外贸易都集中在这几个地区，其税收总额占到全国税收的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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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暴露了蒋介石的立场，他改变了游戏规则。在此之前，宋子文还曾邀请商界领袖们购买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债券，以协助他来“平衡国家预算”。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头号推销员”，他正在设法让中国的大资本家们到政府机关里发挥作用，同时也给政府插手金融界和商界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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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介石另有打算，因为他必须得给军队补充军费。之前，上海的金融家们把蒋介石当成他们的救世主，而现在他们却万分沮丧地发现蒋介石已经变成了他们身边的恶魔。白色恐怖的矛头转过来对准了这些富有的商人。记者索克思如此写道：“蒋介石借着搜捕共产党的名义对这些商人进行种种迫害。很多人遭到绑架，被迫捐出巨款以充当军费……这种以反共为借口的恐怖主义给上海和江苏的人们带来了近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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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报道说：“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国商人面临的困境值得同情。在蒋介石将军‘仁慈’的独裁统治下，商人们不知道他们第二天会遭遇什么事情：被没收财产、强制借款、流放他乡，或者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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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宗耀是当时上海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担任商会会长、中国商业银行总经理，以及中国商业轮船运输公司常务董事。蒋介石向他贷款1 000万元，遭其拒绝，于是蒋介石便下令对他实施逮捕，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傅宗耀逃到了公共租界，为了保险起见，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转到了一个外国人的名下。然而，在杜月笙的帮助下，蒋介石把傅宗耀的大部分财产都搞到了手。走投无路的傅宗耀最后只得向蒋介石缴纳了一笔数额巨大但未披露具体数字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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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机会，蒋介石还将上海商会置于自己人的管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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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蒋介石又发行短期“政府”债券，然后派士兵和青帮匪徒们去督促人们购买，从小商小贩到银行老总一个都不放过。有一个百万富翁拒绝购买，结果他的儿子被绑架了。另一个染料商的儿子被以“反革命”的名义逮捕，但在他父亲向蒋介石捐了20万元之后便被释放了。一个棉纺厂厂主花了将近70万元才把儿子从大牢里给救出来。另一个商人年仅三岁的儿子失踪了，他付给蒋介石50万元后，儿子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这类典型的敲诈勒索的套路青帮已经玩了很多年，他们做这样的事已经变得轻松自如，现在这些手段又被蒋介石作为政府行使权力的工具加以利用。不过这还远远不是最恶劣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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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军队每个月要花费2 000万元，这使得他不得不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税收平台，并开始征收新的进口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一个“管钱袋的人”——一个代表他人搜集或分发非法所获钱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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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知道蒋介石敲诈来的那些“贷款”都进了他的私人账户。也就是说，一旦蒋介石拿到了这些钱，他就会拿来自己享用，并给他自己的士兵和指挥官们发饷、用作政府日常开支或其他任何他认为合适的用途。这些钱一分也落不到武汉联合政府的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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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已经产生分裂，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人们广泛的认识，甚至连明白的人都很少，但银行家和商人们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可不想白白“送”钱给蒋介石。这些人希望至少能够拿到一张由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签字的归还“贷款”的书面凭证，这样的话，一旦从蒋介石那里拿不回钱，他们还可以到负财政责任的宋子文那里要来一些。为了避免使蒋介石的敲诈勒索合法化，宋子文拒不签字。（子文这么做也是为自己家族在上海面粉厂和纺织厂的投资考虑。跟上海的其他家族一样，宋家的财富也经受不住这种经济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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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引发了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直接冲突。4月18日，蒋介石宣布在南京成立新的（右翼）全国政权，并督促宋子文结束在武汉国民政府的任职，到他手下来担任财政部部长。1927年4月中旬的那段时间里，子文一直犹豫不决。但到了4月20日，子文正式宣布不会为那些敲诈得来的“贷款”签字。蒋介石立即关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财政部部长。与此同时，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下令广州驻军没收了子文在南方政府银行里的所有财产。如此一来，这位金融奇才除了与蒋介石合作之外已经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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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既非“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一个已经吓破了胆但又有利用价值的“贵族”。他已于3月底离开了武汉，那些担心这位财政部部长会同情保守派的“左”派人士聚集在他的门前举行抗议，并在大街上围攻他。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前两天来到上海，专程来报道蒋介石夺权的新闻，子文向他讲述了自己对这段经历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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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文）对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都感到紧张和害怕……密集的人群让他感到害怕，工人骚乱和罢工也让他感到不舒服。一想到富人可能遭到抢掠，他就充满警惕。在汉口的一次罢工中，他的汽车被一群暴徒围住，一扇车窗也被打碎了。当然，他很快就被手下的护卫救出，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从此以后他便发自内心地不喜欢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尽管他对自己的理想仍心怀忠诚之心，但这种对群众运动的恐惧心态在他大部分政治生涯中都一直存在，并最终把他推到了反革命的阵营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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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霭龄和孔祥熙位于西爱咸斯路的家中，蒋介石了解到了子文害怕群众集会的这种心理。蒋介石曾在这栋房子里千方百计地追求宋美龄。通过与杜月笙的关系，蒋介石骗得了霭龄和孔祥熙的好感，现在他俩都已经成了蒋介石这一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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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宋美龄第一次见面时，美龄已经订婚，所以不太搭理别人。无论如何，当时的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个从浙江走出来的野心勃勃的暴发户，一个盐商的儿子，一个有着青帮背景并且在上海和广州流连于花街柳巷的粗鲁军人。不过她还是同意蒋介石可以给她写信，从那以后蒋介石便开始书信不断。现在，这个暴发户已经变成了“宁波的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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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去孔家做客的人经常能在那里遇到蒋介石，不过陪他的人是霭龄和孔祥熙。蒋介石和美龄从没有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不过有传言说，这位年轻将军征服的不仅仅是上海这一片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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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夫妇每次都催着蒋介石去说服子文。他们利用子文那摇摆不定的自由派思想使劲吓唬他。子文每次去西爱咸斯路的孔家，或者到美龄和宋夫人住的位于西摩路的家里，都要被洗脑一番。他情愿待在庆龄位于莫里哀路的那栋空荡荡的房子里，避开霭龄的阴谋诡计。了解到青帮刺客一直在监视这栋房屋，子文感到非常紧张。与此同时，霭龄和蒋介石也在不断向他施压，迫使他屈服。这就像是一个不愿意结交的伙伴，偏偏却不断向他示好，结果就是让他的自尊慢慢消解。蒋介石的部队喜欢把年轻女孩的内脏掏出来，在她们还有知觉的情况下，把肠子绕在她们赤裸的身体上，子文可不是这个军人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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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蒋介石一边追求宋家小妹，一边威胁宋家小弟的时候，庆龄仍在600英里之外位于长江边上的武汉，远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外。记者希恩赶到武汉去看望庆龄。尽管外界人士普遍认为武汉是一个充满政治妄想、革命者和“左”派流氓的地方，但希恩发现这里相当和平。“我发现的最接近国际事件的一件事，”他说，“是看到一个醉酒的美国水手想到陈友仁先生家的花园里去摘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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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本身就是一朵奇异的花朵，盛开在“一战”后全球性的悲观失望之中。在西方国家，各种美好的期望已经土崩瓦解，理想主义在节节败退，似乎已经完全没有一点儿希望，就连共产主义者也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不断自我分裂。然而，在这个位于长江边上的工业城市里却充满了革命的希望，以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代表团不断前来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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