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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孙夫人的最后答复。毫无疑问，她已经同蒋介石的政府决裂。他们以后再也不能通过庆龄来借用孙文的名义把他们的政策合法化了。庆龄的政敌们快速采取行动，想要阻止这位“文雅的”妇人发出的措辞严厉的声明，但她还是安排《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她的这份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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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按照计划开始驱逐政府系统里的共产党人。希望留下来的人必须退出共产党，违者一律“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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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失踪了。庆龄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其他拒绝加入右派的人有的逃离了武汉，有的甚至离开了中国，这些人中就包括庆龄的朋友邓演达将军。邓演达辞去了国民党内的所有职务，谴责武汉国民政府剩余的领导者们向蒋介石妥协，背叛了孙文。之后，他便化装成农民的模样，离开了这个城市。几天之后，屠杀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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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充满希望的、发源于广东并横扫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就这样结束了。它并非被敌人从外部攻破，而是被青帮颠覆之后从内部瓦解的。北洋军阀在他们面前望风而逃，许多外国政府正准备对它予以承认，但数以千计被偷偷录取到黄埔军校并投到蒋介石门下的青帮分子逐渐占据了下级军官中的大多数职位，从而控制了革命。无论是手无寸铁的农民和工人，还是自称为民主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些人，都没有力量抵抗内部那些好斗的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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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乔装打扮的庆龄乘坐一艘小船沿江东下，回到了上海。她在莫里哀路的住宅里做了短暂的停留，匆匆忙忙地把自己的事务安排了一番。短时间内她似乎避开了监视，但她担心，如果在上海待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会像子文说的那样遭到刺杀，或者会被软禁在家，而蒋介石则会以她的名义使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大屠杀合法化。庆龄决定让外界都知道她的抗议态度。鲍罗廷建议她采取一个明确的姿态来表明自己已经与蒋介石决裂——公开访问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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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之后，法租界内鸦雀无声，两边种满树木的大街小巷在树荫的掩映下，一片漆黑。庆龄一身破旧的打扮，在一头红发的美国人蕾娜·普罗默的陪同下悄悄离开了自己的寓所。蕾娜是一位年轻活泼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党报任职。（文森特·希恩爱上了她，对她此行的安危十分担忧。）两个女人像乞丐一样来到江边青帮头目顾竹轩的地盘。在那里登上一条小舢板，划入了水面遍布垃圾的黄浦江。摇晃不定的小船从停泊在江面上的各国军舰之中穿过，然后悄无声息地从其他咯吱乱响的船只旁边滑过去，在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航行之后，最终来到了一艘锈迹斑斑的苏联货船旁。天亮之前，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也来到了这里。借着清晨的海浪，这艘苏联货船起航直奔海参崴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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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周密计划，法尼娅·鲍罗廷逃脱了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魔掌。当时，鲍罗廷设法得到了20万美元的贿金，这些钱显然是苏联存放在北京的公关费。鲍罗廷把这笔钱交给了使馆的法律专员坎托罗维奇。为了缓和外国使团的敏感情绪，张作霖准备在处死法尼娅之前安排一次“审判”，坎托罗维奇则将在审判中担任法尼娅的辩护律师。坎托罗维奇拿着钱去找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7月12日一大早，当这位军阀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法官匆匆进行了审判，法尼娅被判无罪释放，然后快速离开，消失不见了。那位法官抛弃了自己在北京的妻儿老小，让他们替他受过，自己则跑到了日本，提前过上了舒适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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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火中烧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不得不接受这令人尴尬的失败。法尼娅其实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藏身在北京一处由孔庙改成的外国人居住区里。追捕的风声过去后，她化装成一个天主教修女去了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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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最后的两周里，鲍罗廷一直躲在子文位于汉口江岸的那栋房子里，庆龄也在那儿住过。经过一系列的外交磋商，蒋介石答应放苏联顾问们走，但不能从他的地盘上撤离。鲍罗廷和为数不多的随行人员需要经由陆路，穿越戈壁滩回国。站在鲍罗廷一边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请求跟他们一起走，鲍罗廷最终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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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拿出大把银圆为鲍罗廷铺路。这些银圆用宣纸包好，盖上国民党政府的印章，然后装到木箱子里。这是武汉国民政府为鲍罗廷的安全撤离而备下的赎金中的一部分，打算送给背叛他们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因为冯将军做过“保证”，鲍罗廷可以乘坐火车平安通过他在华北的地盘，直到铁路终点站灵宝。下火车后，苏联人就得自己开汽车或乘坐卡车穿越戈壁大沙漠了。对这种路程安排，鲍罗廷尤其觉得艰难，因为除了在一年前患上了疟疾之外，前段时间他又从马上掉下来摔折了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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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鲍罗廷和30名随行人员带着中国卫兵在汉口火车站登上了一辆专列。前来送行的“高官”包括宋子文和汪精卫。一支中国军乐队演奏着模糊不清的进行曲，宋子文、汪精卫和鲍罗廷则坐在一节车厢里喝着茶和苏打水聊天。愚蠢的汪精卫按照中国礼节，请鲍罗廷重新考虑一下留在中国，别走了。忍无可忍的鲍罗廷当即回绝了。汪精卫把中央委员会的一封表达“友好情感”的信转交给鲍罗廷，鲍罗廷道谢之后，便跟他们告别了。火车喷着蒸汽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站台上前来送行的人群中，有人流下了眼泪，有人则开始说风凉话。乐队开始演奏国民党进行曲[1]，配的是《雅克兄弟》的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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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经过湖北省和河南省时，铁路两旁到处都是因战争或饥荒而死去的人。在中国南方的乡下，到处一片葱绿，物产丰富，在这里却连荒原都被烧成了一片焦土，到处寸草不生，树林和灌木丛上的叶子和树皮都不见了，仍然活着的那些人一个个形容枯槁。在通往大漠的门户城市郑州，鲍罗廷一行遇到了热情洋溢的冯玉祥将军。就是因为他向蒋介石献媚，才导致鲍罗廷等人不得不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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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安排时年16岁的陈丕士去弄清楚冯将军到底想要多少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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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士回忆说：）冯将军让我为我们一行将要经过的公路、桥梁以及路边种植的树木捐些维护费……实际上，这一路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公路，也没有什么桥梁，路两边的树木也都是唐宋时期种下的。冯大帅一如既往地彬彬有礼。我把钱交给了他的下属……我敢肯定，一旦交钱之后，这一路上就不会再有哪个将军会向我们伸手要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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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将军设宴招待了他们三天，然后，在军乐队演奏的《前进，基督战士》的乐曲声中，鲍罗廷一行离开了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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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载着他们经过了洛阳，最后到达了终点站灵宝。他们把所有物品都装上了4辆坚固的道奇旅行车和一辆用红木支着帆布顶棚的别克汽车。鲍罗廷开着那辆别克车。在这片小麦主产区，黄河曾两次决堤，淹没了周围的农田。洪水退去之后，留下了大片的风沙侵蚀区。在车队前面开道的是一辆道奇，里面坐着鲍罗廷的护卫和曾在冯玉祥手下当过顾问的沃罗辛。紧随其后的是鲍罗廷开着的那辆原属于某位军阀的别克车，里面坐着他的医生奥尔洛夫、秘书基里舍夫和奥尔洛夫的夫人。他们后面的那辆汽车上坐着陈丕士、杰克教士、一名中国翻译以及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此外还装着汽油桶、行李箱、备用轮胎等。跟在后面的另外两辆道奇车和三辆卡车则拉着装在木箱里的文件、燃料桶、帐篷、罐装食品、水罐和一个折叠式帆布浴室。鲍罗廷那位天真无邪的广州厨师则坐在一辆卡车的车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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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支好帐篷之后，这些苏联人都会拿出一挺破旧的马克沁机关枪，装上支架，然后架在距他们最近的土堆上。每天清晨，那位厨师都会把炼乳、饼干、香肠和罐装咸牛肉等早餐备好，他们在那里大口吃着，那些在河岸边农田里干活的农民们则直愣愣地盯着他们看。路边的河水非常浑浊，河岸也有很多地方都塌了。每天他们都沿着黄土山上车马留下的痕迹前行，很多次都因找不到路而停下来。下雨天，他们则踏着烂泥汤缓慢前进。后来他们抵达了唐朝时期兴建的温泉圣地临潼，这里距西安已经不远，于是一行人便在这里做了短暂的停留，清洗身上的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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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气腾腾的硫黄温泉里泡了一会儿之后，陈丕士一个人信步来到了一片精心修建的梯田边，无意中撞到了一副让人心酸的画面：刚洗过澡的鲍罗廷在一张睡椅上打盹，满面绯红、容光焕发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在一边哼唱着“牧羊人们在夜里守卫着他们的羊群”。安娜唱到一半便停住了，轻蔑地看了陈丕士一眼。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尽管由于工作上的联系，鲍罗廷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之间的浪漫关系持续了20多年，但在他们有生之年，从未有人提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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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一行人来到了位于西安北部的潼关，遇到了庆龄的朋友、一直在此地等候的邓演达将军，这让他们非常吃惊。乔装成农民溜出武汉后，邓将军沿着京汉铁路徒步往北行进。由于政府悬赏要他的人头，他混在逃难的饥民当中，走了250英里，最终到达郑州。在那里，邓演达获悉鲍罗廷等人将要从陆路返回苏联，于是，他便横穿过田野，赶往西面的西安。从西安再往北到了潼关，然后在此等候鲍罗廷等人的到来。他想搭车同行，苏联人便让他上了一辆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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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进入了内蒙古境内的草原地带。他们在草地上每天可以行进60英里。中原的炎热被抛在了身后，现在他们开始感觉到草原秋天的凉意。到达长城时，鲍罗廷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越过长城便是沙漠，此时他们已经走了800英里，离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还有700英里。他们沿着与孔祥熙关系密切的那位山西军阀地盘的边缘小心前行。再往前走就没有路了，饮用水也变得非常稀少。这时，他们获悉一个苏联接待小组正从西面赶过来，准备在半路上迎接鲍罗廷等人，给他们提供新鲜食物和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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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一个人出去，结果走丢了。鲍罗廷领着大家到处寻找，最后断定肯定是找不到她了。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看到远处有一个人影。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竟然在沿着他们前进的道路走，这真是太巧了。他们开车在她的身旁停下来时，安娜如释重负地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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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是为什么离开的呢？”他们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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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冷了，便出去走走。”她一边喃喃而语，一边哗哗地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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