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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独裁政权也不断捏造事实。私下里曾流传着这样的消息，暗指报社编辑约翰·鲍威尔在克里姆林宫那边也领一份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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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庆龄的言论已被封锁，她跟戴季陶之间的那段值得铭记的谈话也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她仍有其他途径来发表自己的言论。后来有一张署名“孙夫人”的传单得以大范围地流传，内容是关于她妹妹美龄的一些丑闻。这张传单看起来不像是孙夫人亲手写的，不过，从内容来看，也只有宋家人才会对美龄的日常生活细节了解得如此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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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告四万万同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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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黑帮出身的蒋介石趁机以国民党及其领袖孙中山的名义……夺取了政府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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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行为如同夏桀和纣王这两个暴君一样，对任何私下谈论此事的人一律格杀勿论……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他武断地发行各种各样的公债。他在白种人开办的银行里的存款多达5 000万美元之巨……那位与他非法结婚的妻子宋美龄每年固定从法国订购的各种洗漱用品就达400万美元，她使用的经外国药水处理过的卫生纸每张价值20美元，每双镶嵌钻石的鞋子价值80万美元，一件外套就要花掉50万美元，如此骄奢的生活真是前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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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美龄的衣服和化妆品等进行了一番奇异的描述之外，这份传单中的其他内容可以说纯粹是为了宣传而宣传。只有跟她十分亲近、很熟悉她的人才会知道美龄患有荨麻疹，只要一紧张全身就会起红色的肿块。由于她特别容易紧张，所以这病经常犯。据说她对丝绸床单和内衣裤也特别着迷，一个下午让佣人们给她换三四次床单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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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法攻击委员长夫人也许很不光彩，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与宋家人的较量中，他们那位性格倔强的姐姐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胜算可言。庆龄正在进行一场个人的斗争，她面对的则是南京国民政府、青帮和自己兄弟姐妹的威胁恐吓。庆龄比任何人都明白，她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最危险的敌人便是他们宋家的人，并且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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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前的同僚们企图通过造谣中伤来玷污她的名誉和声望。四处流传着她在苏联和德国跟不同人士结婚的谣言，任何一位谋求与她合作的知名中国革命者都可能被说成是她的新婚丈夫……即便如此，这类谣言也不如那些否认她拥有独立见解的传闻更让她恼怒……“每当我发表一项声明，”在巴黎时，她对我说道，“他们就会加以否认，说我这样的女流之辈不可能有什么见解。听他们的意思，我的所有观点好像都是受莫斯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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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曾去过欧洲一段时间，与邓演达到柏林参加一次军事会议。身在欧洲的邓演达一直通过在国内为他工作的朋友和代理人组建一支“第三势力”。庆龄则劝邓演达与她返回上海，与蒋介石面对面地展开斗争。他们同意一起合作，先在暗中组建“第三势力”，等到其力量足以与蒋介石相抗衡时再正式公开活动。庆龄回国几个星期之后，邓演达也悄悄潜入了上海公共租界，在一处安全的住所里建起了总部，并开始联系全国各地的“第三势力”成员，将其力量凝聚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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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三势力”地下力量的日趋活跃和逐步发展，中国在短时期内又出现了一种可以替代共产党和南京独裁政权的势力。邓演达频繁露面，公开指责南京国民政府背叛了人民，变成了军阀、官僚、地主和财阀们利用的工具。他还攻击共产党，指责它置中国人民的利益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之下。他号召发起一场由所有受压迫的“普通民众”支持的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建立一个既远离资本主义又远离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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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通过杜月笙之手做出安排，由英国和美国巡捕出面，在公共租界内抓捕了邓演达。他们根本不需要费心去提什么正式控告，而是跟踪邓演达来到他的藏身之处，然后将其直接逮捕，交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秘密警察。蒋介石把他监禁在南京城外的一处地方，严刑拷打了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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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竭尽全力想救他出狱，她一再地发出呼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哈罗德·伊萨克斯说，庆龄采取了非比寻常的一步：她亲自到南京面见那位令她厌恶的妹夫。史沫特莱说，在委员长的办公室里，庆龄打破了自己绝不求蒋办事的誓言，一再恳求蒋介石饶过邓演达的性命。蒋介石面无表情地听她诉说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言不发。直到庆龄累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蒋介石才盯着她看了看，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已经下令处死他了。”不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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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天前，也即1931年11月29日，在被捕将近一年之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邓演达被押出牢房，被一根金属丝慢慢勒死了。据说那位刽子手非常有名气，他能够在行刑时让受刑人在半小时之内不断气。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庆龄为一个业已死去的人不断求情，而蒋介石则不动声色地看着庆龄流露出的脆弱的一面，他似乎很享受这一刻。庆龄对他的回答深感震惊，回到上海后，她发表声明谴责这一政治谋杀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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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来讲，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置于死地。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他为人坚定、耐心、忠诚、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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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忍见孙中山40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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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监视和恐吓，与其相反，她的小妹美龄却开始垂帘听政。现在的美龄变得比以往更加精力旺盛，也更加傲慢。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对她的急躁脾气和傲慢态度已经有所察觉，平日里对她以礼相待，却又敬而远之。在与蒋介石婚后的前20年中，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随着蒋介石的忠诚程度以及她促成外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成败而起起落落。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有意用漫画手法来描述委员长夫妇，把他们塑造成浪漫主义的典型，使他的杂志成了报摊上的热销货。在撰写文章时，卢斯一贯喜欢给登上他杂志的名人起一个绰号。他称蒋委员长为“委座”，称美龄为“委座夫人”。中国的记者们则把这两个名字缩写成“委座”和“夫人”，或者有时候称她为“龙夫人”。身材瘦长结实、态度严肃认真的陆军校官约瑟夫·史迪威时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专员，他给这位中国最高领袖起了一个诨名：花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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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则成了“花生米”与西方世界对话的翻译。她接受“半官方”的采访，撰写长篇书信、杂志文章和书籍，并在美国出版。对美国人来说，此举产生的诱惑力可谓非同小可，它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让他们感觉这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聪明女子已经接管了中国的大权，正在对这个神秘而又复杂的国度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接连不断地做出自己的评判。除了东方人的长相外，她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像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正如美龄自己说的那样：“我身上唯一属于中国的东西就是自己的面容。”此外，她还是一位基督徒，这让美国人也感到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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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不到两年，美龄便督促蒋介石兑现自己的诺言，让他参加了公开的受洗仪式。做出如此姿态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已经61岁的宋夫人身体并不太好。令众人感到奇怪的是，宋家的这位女统治者已经有点儿喜欢自己的这位新女婿。衣冠楚楚的委员长穿上整洁的军装，身体更显得细长，活像一根军用手杖。他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一大帮衣着整齐的随行参谋、护卫和点头哈腰的官僚们紧随左右。在宋夫人眼中，他预示着宋氏家族的到来——天命通过这位女婿降临到了自己的儿女们身上。宋家人不会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如果当初庆龄没有与孙文私奔，天命是不会降临到宋家人的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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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23日，在宋查理的教堂里，江长川牧师为蒋介石施行了受洗仪式。消息传出之后，举国震惊。随后人们便认为这是有人杜撰的假消息。但获悉这一消息的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却发出一片赞叹声。经过8年严酷的反基督教宣传鼓动之后，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日子终于可以好过一点儿了，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重。美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她具有自欺欺人的本领，很显然，她把蒋介石的受洗当作一种表忠心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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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蒋介石受洗的动机值得怀疑，但宋夫人对他的表现感到很满意。1931年7月23日，她在位于青岛的夏日别墅里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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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人都对蒋介石开始加入基督教深信不疑。美国杂志《基督教世纪》上的一篇社论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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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通过其颁布的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法令来看，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对中国基督教会实行的一系列计划持反对意见……教会领袖们正在严肃地商讨他们的计划有无付诸实施的可能性……人们对蒋介石加入基督徒的行列表示审慎的欢迎。很显然，中国之外的教会希望对事情的发展再观望一段时间，然后再确定这次受洗仪式是否可以算作是教会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大部分有理智的基督徒都会承认，想当年康斯坦丁的受洗就给西方教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可怕灾难。同样的，对真正的东欧基督徒来说，弗拉基米尔的受洗更像是一种失败，而非胜利……中国当前的局势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掺杂其中……比如，很显然它目前急需外国的支援，尤其是在贷款方面……它现在是如此需要钱，以致有传言称，中国已经正式或半官方地允许恢复鸦片贸易……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者们明白，让一位受过教会洗礼的基督徒来担任政府首脑并不会降低西方国家对这个政权的兴趣……这些人鼓励总统走出这一步，肯定是事先已经算好了此举会带来哪些直接或实际性的好处……在此奉劝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们不要认为这次受洗确定无疑地表明中国在基督教传播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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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十足的美龄给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们写信的次数不断增多。这些信件中有许多后来都被公布了（很显然，这也正是她所期望的结果）。这些信件在发表的时候经常配有美龄的照片，比如“与委员长一同野餐”之类。信件的内容则包括国事、与封建军阀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成立孤儿院以及各种令人振奋的运动等等。她的文笔风格非常适合美国中产阶级的胃口，其展现出来的正是美国人希望看到的一个中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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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批发表出来的信件中，有一封是美龄于1928年写给一位大学同学的信。这位同学把此信转交给了威尔斯利学院校友会，后来在《威尔斯利杂志》上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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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正如你从报纸上看到的那样，中国的军阀并没有被彻底铲除。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满足一己之私利，他们不顾只有实现中国统一才能拯救国家，公然反抗中央政府。作为国民政府的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我的丈夫竭尽全力阻止叛军将领冯玉祥和阎锡山发动叛乱。但这些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将领们眼里只有自己的私利，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中央政府不断下令对他们进行镇压，我的丈夫以总司令的身份亲率军队……想到我的国家面临的种种灾难，我的心在滴血。旱灾和洪水导致了饥荒，“匪徒们”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煽动，而现在，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无耻的军阀们又挑起了血腥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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