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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现在业已成了一匹特洛伊木马，外表被宋氏家族的人涂得色彩斑斓，而在这匹马的肚子里，则藏着那些将军们、秘密警察和实际掌握中国大权的青帮大佬们。此事也算是子文在任期间的一项主要成就，从头到尾做得可谓天衣无缝，外国人大都被它的表象所迷惑，美国人受骗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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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在游说方面的本事有时候也会伤害他声称所代表的那些人。有时候，因为他过于精明，反而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在上海商界寻找盟友，公然反抗蒋介石，鼓励金融家们攻击南京国民政府，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有时候他或许是真的觉得，通过征求这些商人们的意见并获得他们的认可是一种促进民主的行为。这样做可以鼓起他们的干劲，从而使他们把促进国家经济繁荣当成一项神圣的责任。然而，民主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通过鼓动资本家们与蒋介石展开公开对抗，子文已置这些人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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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资本家们不顾政府解散“闸北商会自卫队”（该组织类似于1924年蒋介石在广州镇压的商会武装）的命令，宣布将增加他们的经费预算。委员长迅速做出反应，发动了一场针对银行家的宣传攻势。上海商会所在地遭到了袭击。蒋介石派青帮匪徒去袭击商会大楼，该楼位于公共租界之内，不过由于是在租界条约签订之前修建的，因此得不到外国警察的保护。1929年4月24日，一伙暴徒冲进了大门，洗劫了整栋大楼。他们抢走了所有的文件资料和各种财物，还把4名雇员打伤入院。商会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南京国民政府还迫使上海的各家报纸不得刊登有关此次事件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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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反抗的上海商会不得不在杜月笙一位名叫虞洽卿的手下的监督下进行重组，此后便成了一个完全听命于青帮和国民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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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的初衷是想为自己在上海的商人圈里打造一个权力基础，不料却一败涂地。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个财政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政府财政的87%都被用作军费开支，并且这笔钱中有差不多一半都是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必须从预算中另拨一大部分资金用来偿还利息和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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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部分的财富仍然掌控在上海的银行家们手中。在蒋介石看来，必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钱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来。子文认为绝不能再使用强迫勒索的法子，他想到了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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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个点子充满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他向各家银行减价出售政府债券，以接近50%的折扣卖给他们。政府将在正式发行之日前把债券存入各个银行，而银行则需相应地按照债券面值的50%将现金预支给政府。正式发行之后，这些债券将通过上海股票交易所、上海渣打银行和商品交易所上市出售。银行也可以选择暂时留存，待到商定好最终的售价后再拿到商场上出售套现。由于利润颇具吸引力，出售这些债券并不困难。即便是以12.44%的利率来计算，其利润也比直接投资工业或存款账户的直接利息收入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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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不太明确的数据估计，到1931年年底，上海各家银行直接持有南京国民政府1/2—2/3的债券，而这批债券中的大部分又集中在上海银行家协会下属的几家大型商业银行那里。由于他们实行连锁董事制度，因此这些债券大部分都控制在少数几位最有权势的大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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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那种人人梦想一夜暴富的商业气候下，如此不正常的债券市场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疯狂的债券投机开始了。从气候的变化到关于宋氏家族内部争吵的流言都能影响债券的市场售价，这给那些银行和银行家们操纵市场谋取利润创造了绝佳的机会。这其中又以与子文有关的消息最为敏感，子文和蒋介石之间如果发生争吵，必将引起市场的剧烈波动。关于政府内部运转是否正常，有谁能比其领导层，尤其是宋氏家族的人了解得更清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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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划时代的研究作品《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帕克斯·小科布尔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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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参与这场投机的主要工具就是上海的启兴公司。该公司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他的姐姐孔夫人以及财政部的另外两位官员创办。该公司与青帮大佬杜月笙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杜月笙本人则是上海股票交易所董事会成员，也是多家商品交易所的董事长。杜月笙与孔家之间关系紧密，据说他还出面替孔家人操作债券交易……由于能够提前获知市场趋向的相关信息，又有大量资金做后盾，该公司的几个头头操纵市场，使之剧烈震荡，上海的交易所简直变成了一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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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纯属一个无心之举，但子文已经把上海的银行家们引进了一个可怕的陷阱之中。他成功地把政府债券推销给了这些银行家，从而很不自然地把他们与南京国民政府绑在了一起。由于银行家的钱包里塞满了政府的债券，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支持这个独裁政权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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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此感到非常高兴。1931年9月，日本夺取满洲里，从而在中日之间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到了年底，蒋介石把子文纳入了自己的亲信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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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就一直控制着满洲里。东北军阀张作霖与日本人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一直到他在火车上被好战的日本军官炸死。日本政府耐心地等待着，看张作霖的儿子会跟他们合作，还是会跟南京国民政府合作。看到“少帅”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结盟，日军于1931年9月夺取了这片最富饶的工业区，使之成为继1895年从清政府手中夺取的朝鲜之后日本的新占领区，从而使日本的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境内，在靠近北京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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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的这次入侵，国际联盟只是不冷不热地回复说将进行“调查”，美国也拒绝出面帮助调停。然而，看到蒋介石竟然不可思议地拒绝武力对抗日本侵略者，而只是劝诫民众“保持克制”时，中国人民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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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抗议者攻击在沪的日本商业机构，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委员长的地位一落千丈。此时还有一个不好的流言，称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有一项“秘密交易”——也许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为了确保日本人支持蒋介石接管上海而达成了一项协议。流言声称，蒋介石不可能对日采取行动，否则日本人将公布秘密协议的内容。另外一则流言则指向了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将军和蒋介石的首席政治顾问戴季陶。作为亲日派的首要人物，这两个人对委员长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这种说法颇为可疑。还有人私下谈论说，蒋介石和蒋夫人家族的人与日本强大的企业联盟（卡特尔）之间有联系。这些企业联合控制着上海的工商业，而其中很多又与杜月笙有交集。之前我已经提到过，正是因为杨铨发现了传言中这项秘密协定所包含的某些卑鄙的内幕，才导致他最终被蓝衣社暗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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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局势恶化到如此地步，蒋介石就会发现此时运用太极拳的原理非常有效。看到侵犯者用力冲过来，防守的人抽身闪到一边，让来犯者的身体失去平衡，跌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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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子文商谈之后，蒋介石在关键时刻进行了抉择。1931年12月15日，他辞去了所有职务，与美龄一起去了位于山中寺庙里的那个疗养胜地。南京国民政府出现了权力真空，孙科当选为新的行政院院长，陈友仁则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不过他们上台之后却发现，国库已经空了，军方也不肯合作。委员长虽然已经辞职，但军队仍在他的控制之中，孙科连一支枪也指挥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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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请示了蒋介石之后，也辞去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回到了上海。离开南京之前，子文很有远见地（显然也是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把财政部的文件档案全部带走了，并把国库也掏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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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省级政府也都听蒋介石一个人的，他们都不把收取的厘金和盐税上交给孙科政府。紧接着，浙江和江苏两省的军事指挥官强烈要求孙科给他们发放军饷。此时的新政府虽然刚刚掌权，却已处于破产状态，并且毫无实权。此时宋子文公开预言说，孙科政府三个月内就会倒台，这给了它致命一击。听了“上海华尔街”的奇才口中说出的这番话，上海那些神经兮兮的经纪人立刻把所有新的贷款项目和债券发行业务都锁到了保险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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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巨大压力的孙科宣布将暂停债券兑付6个月。第二天，也就是1932年1月13日，上海开始发生挤兑银行的现象。政府发放的有价债券遭到抛售，投资者们试图在债券市场和中国经济坍塌之前挽回一部分利润。以杜月笙为首的国内债券持有者协会的帮会成员们纷纷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抗议电报。几天之后，经过协商，青帮大佬们和张静江同意给政府提供一些贷款，孙科政府则答应恢复债券兑付。随后政府信守协定，重启债券市场，给投资者们兑付债券。但杜月笙和他的同党答应的贷款却没有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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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强迫得了的，因此孙科这一次必败无疑。新政府成立三周后，蒋介石与他的大舅哥宋子文及连襟孔祥熙商谈之后，同意返回南京。这一次子文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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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人入侵满洲里，上海这边依然是余怒未消。抵制日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海日本人居住区内的许多小商贩面临破产的命运。1932年1月中旬，日本一个著名教派的5名僧人在上海街头遭到愤怒的中国人的袭击，一名僧人受伤，不治而亡。一群日本居民展开报复行动，冲突导致一名中国警察和一名日本居民死亡。1月18日，5名日本人在一座中国毛巾厂外遭到袭击。两天后，50名日本青年保护会的成员实施报复，他们手持尖刀和木棍来到毛巾厂，到处纵火焚烧，两名中国人在这场突发大火中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