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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子文商谈之后，蒋介石在关键时刻进行了抉择。1931年12月15日，他辞去了所有职务，与美龄一起去了位于山中寺庙里的那个疗养胜地。南京国民政府出现了权力真空，孙科当选为新的行政院院长，陈友仁则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不过他们上台之后却发现，国库已经空了，军方也不肯合作。委员长虽然已经辞职，但军队仍在他的控制之中，孙科连一支枪也指挥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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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请示了蒋介石之后，也辞去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回到了上海。离开南京之前，子文很有远见地（显然也是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把财政部的文件档案全部带走了，并把国库也掏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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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省级政府也都听蒋介石一个人的，他们都不把收取的厘金和盐税上交给孙科政府。紧接着，浙江和江苏两省的军事指挥官强烈要求孙科给他们发放军饷。此时的新政府虽然刚刚掌权，却已处于破产状态，并且毫无实权。此时宋子文公开预言说，孙科政府三个月内就会倒台，这给了它致命一击。听了“上海华尔街”的奇才口中说出的这番话，上海那些神经兮兮的经纪人立刻把所有新的贷款项目和债券发行业务都锁到了保险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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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巨大压力的孙科宣布将暂停债券兑付6个月。第二天，也就是1932年1月13日，上海开始发生挤兑银行的现象。政府发放的有价债券遭到抛售，投资者们试图在债券市场和中国经济坍塌之前挽回一部分利润。以杜月笙为首的国内债券持有者协会的帮会成员们纷纷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抗议电报。几天之后，经过协商，青帮大佬们和张静江同意给政府提供一些贷款，孙科政府则答应恢复债券兑付。随后政府信守协定，重启债券市场，给投资者们兑付债券。但杜月笙和他的同党答应的贷款却没有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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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强迫得了的，因此孙科这一次必败无疑。新政府成立三周后，蒋介石与他的大舅哥宋子文及连襟孔祥熙商谈之后，同意返回南京。这一次子文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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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人入侵满洲里，上海这边依然是余怒未消。抵制日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海日本人居住区内的许多小商贩面临破产的命运。1932年1月中旬，日本一个著名教派的5名僧人在上海街头遭到愤怒的中国人的袭击，一名僧人受伤，不治而亡。一群日本居民展开报复行动，冲突导致一名中国警察和一名日本居民死亡。1月18日，5名日本人在一座中国毛巾厂外遭到袭击。两天后，50名日本青年保护会的成员实施报复，他们手持尖刀和木棍来到毛巾厂，到处纵火焚烧，两名中国人在这场突发大火中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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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正式要求中国道歉，偿付医疗费，并保证取缔所有抗日组织。1月24日傍晚，日本海军驶进上海港。两天后，一直在等待答复的日本总领事向上海市市长发出最后通牒。同时，他还通知其他各国防卫部队的指挥官说，如果从市长那里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日本将于1月28日上午采取行动。上海市政委员会立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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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记录了后续发生的一系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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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非常担心大量日本人居住的闸北区的安全，帝国海军决定往该地区派遣部队维持秩序……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手持武器的日本侨民已经开始沿着四川北路向前挺进……每到一处路口，都会留下一队人马。到了午夜，信号一发，各路人马便一起朝着铁路方向进军。日本海军陆战队遇到了中国正规军的抵抗……在1月29日的行动中，日本人派出飞机，炸毁了车站和停靠在那里的一辆列车。宝山路一带的一些建筑也被燃烧弹击中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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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军队的数量远远多于日本入侵者，但蒋介石一点儿挑战日本人的意思都没有。他只不过简单地向国际联盟发了一封呼吁电报，然后为了安全起见，把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了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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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上海的唯一一支部队实际上是在未经委员长允许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它就是身经百战的十九路军。经蒋介石许可，从广州调来的这支部队被留在了上海，帮助杜月笙“少将”经营毒品生意和其他一些非正常性的工作。美国记者索克思如此说道：“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内，大家都为十九路军的英勇战斗感到吃惊。”不过士兵们伤亡很大，急需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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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0万的武装部队就这么静静地在一旁观望。蒋介石最终派了一小部分军队前去支援。陈友仁这样记叙道：“1月31日，蒋介石郑重承诺，将在一个星期之内派遣10万部队前去支援十九路军……然而，真正到达现场的只有八十八师的9 000名士兵和八十七师的6 000名士兵。这两支部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不习惯现代战争，所以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不过兵力却损失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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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上海防御战中，杜月笙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青帮帮会成员则负责后勤保障。杜月笙这么做也许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因为一直以来，十九路军都是在为他服务，保护他的地盘。不过，考虑到另一个奇怪的事实，此事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因为宋子文为保护盐税而组织的那支三万人的税务警察部队也加入了这次非官方的防卫战中，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而没有妹夫的首肯，宋子文是不可能下令部队参战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蒋介石正在试图从正面避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进攻，以避免正式宣战，导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不管是何原因，此时的上海人都明白，委员长正在玩某种神秘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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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哈佛大学学生费正清当时只有20多岁，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刚到上海，他正好看到了当时的战斗场面。“我们登上公共租界码头，离正在轰炸闸北区的日本‘出云’号巡洋舰和其他一些军舰只有几百码的距离……来自广州的十九路军在被炸毁的大楼废墟里挖掘战壕，继续作战。各种物资则是在夜间从100码宽的苏州河对岸运过来。日本海军无法把这支部队从这里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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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正清从河对岸看不到的地方，埃德加·斯诺正站在闸北那冒着滚滚浓烟的废墟上观察着一切。“1932年1月28日深夜，四处一片漆黑。九龙路那边突然传来步枪和机关枪的声音……我看到一个黑影突然定住，然后便倒下了。再远处，一名中国士兵趴在地上，爬进一个门道，开始射击。此时大街上空无一人，各家各户的铁百叶窗如同蛤蜊壳一样关得紧紧的，最后一盏灯光也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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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3日双方停火之后，将近60万人成了难民，贸易完全中断，关税收入下降了75%。另外约有900家工厂和商铺毁于战火或处于停业状态，总损失达1.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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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对日军进攻带来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并由此做出了一些危险的结论。“如果让中国在共产主义和实行军事统治的日本军国主义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这番颇为大胆的言论是他于1932年3月在接受卡尔·冯·威甘德采访时说的，这让他直接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这种话从这位富有的金融家兼财政部部长的口中说出来，起到的反偶像崇拜的作用更大。在文章一开头，冯·威甘德就指出，由于子文拥有大量的财富，他被称为“中国的皮尔庞特·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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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上海法租界内他那座金碧辉煌的别墅的会客厅里。别墅四周围着12英尺高的院墙。两座大门都是用厚厚的纯铁打造，门上连一个小洞都没有，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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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有8个持枪的警卫，其中两人肩上还挎着短筒防暴枪。他们的口袋里都鼓鼓囊囊的，我敢肯定里面装的不是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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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激动和怨恨，宋先生的声音有点颤抖。他这个人平日里就很少说话，更不用说在公开场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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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中国难道不是正在被逼入绝境吗？而世人却袖手旁观，一点儿也不愿意帮中国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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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世人”，很显然指的就是国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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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受到侵略——满洲里和上海都遭到了侵略。而侵略中国的国家不仅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还是宣布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非战公约》及《九国条约》的签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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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洲里和上海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开战之前以及整个战争过程中，从没有按照国际联盟、《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中规定的原则进行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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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未正式宣战，但战争还是打起来了——在满洲里，他们是打着‘剿匪’的幌子，而在上海则是无耻地声称要‘保护自己的国民’。后来，侵略者又把这件事称为‘上海事件’，还一度称之为‘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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