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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孩提时代曾在中国的教会学校里读过书，1932年5月的中国之行是他在20年前离开中国后的第一次回访。这位出版商领着他的美国朋友们在城里四处参观，到青楼区转了转，到卡巴莱歌舞厅与一角钱伴一次舞的白俄罗斯姑娘们一直跳到凌晨两点。后来他乘飞机去了南京和汉口，与那里的银行家、美国石油商和传教士们碰了面。在北京，他访问了他那位传教士父亲曾经资助过的燕京大学。所到之处，中国人民那种惨不忍睹的生活在他的眼里却是充满了浪漫和绚丽的色彩的图画，一切都是他童年记忆中的模样。那些极其单调压抑的场景并不能引起他内心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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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的问题在于，”卢斯在耶鲁大学的一位同学的妻子、作家劳拉·Z·霍布森认为，“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既想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去中国当一个传教士，又想像蒋介石那样做一个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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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选择他都做不到，不过他还有另一个极佳的选择——他可以把宋家人揽入怀中，并把蒋介石转变成一个传教士式的军阀。如果有谁能实现这种转变的话，那就非卢斯莫属了。作为卢斯手下一位不大服气的员工，作家亚历山大·金这样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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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感觉到此人身上充满了一种让人感觉危险的“正气”。我的意思是说，那是一种通常只有在妇女基督教禁酒协会会长身上才会看到的“正气”，一种几乎无人能说得通的固执。很显然，他也不会用哪怕是一丁点儿幽默去掩盖一下自己那近乎疯狂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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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的编辑权最初由合伙人布里顿·哈登掌管。但哈登于1929年去世了，这为卢斯大肆攻击苏俄、支持墨索里尼和蒋介石敞开了方便之门。1927年4月，委员长的肖像第一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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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从南京飞抵上海，在西摩路的住宅里会见了卢斯。卢斯发现子文因为患了疟疾正在发烧。“除了《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的编辑外，他拒不接见任何人。他一直订阅着这两份杂志。”卢斯炫耀道。看到子文孩子们的保姆“穿的衣服与自己30年前的保姆的穿着一模一样”，卢斯也感到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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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3年春，子文已经做好了出访美国的准备，卢斯也很快变成了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出版商。由他出面负责在美的公关工作和形象塑造，宋家、蒋家和孔家准备做一次轰动世界的出访。从《财富》杂志对子文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此行会做出怎么样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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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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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坐飞机往返于相距数百英里的上海和南京之间。每当蒋介石的军队需要钱——这种事经常发生，宋子文就会从上海登上那架水陆两用飞机，沿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江向上游飞去。蒋介石在首都接见他时，总会说自己感到“很没面子”，听到某省新冒出来一个军阀，他连点贺礼都拿不出来。听到这种话宋子文便会怒火中烧，大声咆哮，发誓自己也没有筹到钱，然后连哄带骗，让他的妹夫就着手里的钱凑合用吧。但是，谈话一结束，宋子文就会跳上飞机返回上海，与当地的银行家们一起商讨如何解决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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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把子文描绘成了一个卡通式的超级英雄。卢斯的弱点就是崇拜超级英雄，因此，实际上他也很崇拜蒋介石。给卢斯书写传记的W·A·斯万伯格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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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内心中的那种英雄崇拜精神与那位法西斯超人遥相呼应。这位超人能激励民众向他效忠，并与他合作……他指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成功复活了原有的贵族精神。“这个国家凭借法西斯标志、法西斯阶层和法西斯精神而获得了重生。”……卢斯仰慕那种由“强人”统治的强权国家……在他眼里，共产主义是在特意消灭强人，让坏人来执掌政权。从墨索里尼身上，他看到了这种伟大的精神，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那种激动人心的创新让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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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认为，美国商业大亨的存在是这个世界需要法西斯统治的最好证据。如果成功的是好人，那么不成功的就是坏蛋。他发现“适者生存”的观点很有道理，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社会比建立在仁慈基础上的社会更有活力。卢斯声称：“法西斯主义的道德力量在不同的国家会以不同的形式加以表现，它也许还能成为人类下一次全面进步的鼓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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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施行的许多新的经济政策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福音，但也有很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些政策到底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卢斯和《财富》杂志似乎也都搞不清楚。比如，子文通过牺牲广州商人的利益，并帮助从上海和北京的商人那里敲诈资金，为蒋介石上台提供了资金支持；通过发行债券，他把中国资本家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地位。废除厘金制度仅仅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在政府军控制的地区统一征税，而其他地区的那些小官僚们仍然继续征收厘金，因此国内贸易便肩负着新旧两种税收负担。从很多方面来看，子文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把事情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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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财富》杂志却说这种统一征税制度受到了中国商人的广泛欢迎。卢斯写道（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署名，但实际上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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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为鼓励贸易而受到商人们的喜爱。尤其是他取消了厘金制度，一种每到一个城市都要收税的税务制度，它不但妨碍并延迟了货物运输，而且由于要对官员进行贿赂，或者受到不当估价，商人们要额外缴纳数目不详的费用。商人们明白，厘金税以前在政府税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他们对宋子文做出的牺牲很是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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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还赞扬了子文在征收盐税方面做出的大刀阔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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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税……总是带有勒索的味道。宋子文决定不再继续受人蒙骗，他打起灯笼四处寻找一个信得过的人。人选就在眼前，他除了有三位名声显赫的姐妹之外，还有两位不太为外人知道的弟弟。他选了年龄最小的弟弟子安来管理盐税事务。子文事先充分考虑到了子安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如何对付偷税漏税者、如何对付那些抢劫运送税款的驴队的土匪等。因此，他组织了一支人们称之为“宋家旅”的军队，这支盐税征收军的旅长显然也有了合适的人选，因为子文有个漂亮的妻子，他妻子有一个弟弟，姓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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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承认这一系列任命有点儿任人唯亲的味道，但还是根据发表的需要为此做了辩护。他曾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对助手说：“在中美关系问题的公开宣传中，最不好处理的就是关于宋氏家族的问题。他们……是中国奉行亲美政策的主要力量。因此，跟他们搞不好关系，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不过，在那些粗心大意的美国读者眼里，这种夸大其词的赞美让他们觉得子文似乎成了中国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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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16日晚，美国广播电台的听众收听了子文本人在伦敦发表的演说，《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对他这次演说的主题做了报道。他这次讲话的切入点为他今后10年的职业生涯铺平了道路，因为他把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夸得天花乱坠。他的观点在华盛顿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兴趣，许多美国人（包括商人、政客、将军和传教士们）都愿意把美国当成中国人的救世主、天然的盟友以及两情相悦的“情人”。这种厚着脸皮的巴结逢迎，再加上卢斯预谋已久的宣传攻势，将使得美国人打开钱包，把大把的钱倾倒给宋氏家族统治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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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说道：“在美国革命后的数年里，美国与英国的贸易中断了，结果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大萧条。随后，这种经济萧条情况突然转变了，在19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因为美国商人在中国拓展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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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些最显赫的家族正在与中国人进行贸易。罗斯福总统的家族，无论是罗斯福这一支还是德拉诺家族那一支的人，在两国早期贸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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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数百万美元的金钱可以在不用任何书面担保的情况下进行交接。这是一种互尊互信的极佳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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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没有用枪逼着我们硬买下那些商品，我们是因为真心需要才自愿购买的。起初我们简直不太相信还有这种好事，但慢慢地我们便明白了，我们正在跟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民族打交道，这个民族正努力创建一个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并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新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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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知道中国议会成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毕业于美国的各所大学吗？我本人就忝列哈佛大学校友会的名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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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的直系亲属里，我妹妹蒋介石夫人是在威尔斯利学院上的学。我的两个姐姐，孙逸仙的夫人和实业部部长孔祥熙的夫人都是在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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