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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急剧缩减的政府债券市场，急需资金的孔祥熙第一次把目光转向了中央银行。子文担任财政部部长的时候，规定银行在政府债券投资方面不能超过1 300万美元的最高限额。1934年，孔祥熙把这个数额增加到了1.73亿美元。孔祥熙用政府银行里的钱购买政府自己发行的债券，并给政府发放贷款。如此一来，蒋介石的金库又充实了起来，这简直就是一种财政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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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给白银贸易施加的10%的关税壁垒导致白银贸易中断，但投机者们把目标转向了其他贵金属，于是黄金价格便跳空暴涨。作为中国黄金专卖机构，中央银行在新兴起的黄金市场里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他还免除了银行的白银出口税，这样，中央银行就可以单独向海外市场出售大宗白银，从而获得不菲的利润。即便如此，单凭中央银行一家也无力把南京国民政府继续支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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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政府再次采取紧急措施，避免破产，并找寻一条出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便使整个银行界臣服在它的脚下。尽管很不情愿，但蒋介石还是意识到他现在还需要那位中国金融界第一奇才的帮助。他咬紧那副不太合适的假牙，派人请来了宋子文。两人都是姻亲，表面上都表现得客客气气，但最终达成的协议却是冷冰冰的、直截了当的事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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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总是精力充沛，思维活跃，似乎永远也停不下来。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之后，他本来可以把自己的基地迁到香港或纽约，把精力都用到商业上面，做个全球闻名的大富翁。然而，现在的子文还年轻，充满爱国思想，他的心还是跟中国际联盟系在一起。他曾努力在古老的中国推进革命，并对自己曾经取得的成绩（虽然时间很短）一直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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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一直在上海经营一家他称之为“中孚公司”的私营企业。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吸引外国人向中国的工商业进行投资。他同时还经营着自己的债券市场，吸引美国公司来中国投资，把人造纤维、化肥、造纸、橡胶和汽车制造等行业引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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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手里有权，但兜里没钱。子文知道怎样能把口袋装满，不过他现在已经受不了蒋介石那一套。他们最终达成如下协议：孔祥熙继续做财政部部长，受蒋介石指挥，并做他们俩的中间人。子文继续做他的私人金融家，不过蒋介石和孔祥熙有事的话可以找他一起商量。跟以前一样，担任数家银行董事并将其他多家银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杜月笙在幕后支持这三位姻亲兄弟。他们将一起合作，一次性把上海所有的银行理顺，实现国有化，届时子文将掌控所有国有银行。到了那个位置上，他就有能力抗衡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搞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政策，限制蒋介石在财政上的过火行为。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为“大上海银行事变”,在这场阴谋中唱黑脸的是孔祥熙，不过他早就被上海的私人银行家们看作一个恶棍了。子文则仍然待在幕后，给孔祥熙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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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政府首先通过了《中央银行法》，要求所有银行要把1/4的资产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和有价证券，并且这些债券和有价证券将由中央银行代为“托管”。这种做法与委员长派军队直接去抢这些银行没什么区别，自然遭到他们的强烈抗议，不过这些抗议没有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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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强制执行新的《中央银行法》，而是有选择性地将其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加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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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浙江和江苏两省金融大亨组成的上海银行家协会控制着中国将近3/4的银行资产，而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只有两家银行——官方的中央银行和差不多是由蒋介石私人控制的中国农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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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私人银行家们预见到了将会发生的一切，其中看得最明白的是大富豪张嘉璈。张嘉璈是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同时也控制着上海的另一家大型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银行加起来的规模是政府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的三倍，控制着全中国所有银行近1/3的资金。这位特立独行的银行家现在也到处在讲宋子文一直在强调的观点：日本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军队在“剿共”方面花费的钱财太多了，并且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一分钱也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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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自己投入大半辈子精力的银行保持独立，张嘉璈准备做最后一次努力：作为反击，他抛出了自己持有的政府债券。而在此时，孔祥熙正在向那些心不甘情不愿的投资者们兜售价值4 000万元的债券，张嘉璈的这一举动对他形成了干扰，必须让这个爱找麻烦的张嘉璈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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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孔祥熙非常小心地采取行动。如果民众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失去信任，那么即便是政府把它们接管过来也于事无补。1935年2月28日，在一次有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三人参加的会议上，委员长坚持要求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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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随后立即对这两家银行发动了一场流言攻势。孔祥熙跟那些心怀不满的商人们逐一谈话，每次都含沙射影地指出，目前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大银行家们造成的。商人贷不到款，资金缺乏，利息惊人，原因正在于此。他和霭龄拿出自己的钱来大方地款待那些容易受骗的上海实业家，挑拨他们与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宋子文和杜月笙也出面帮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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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2月，银行界大亨杜月笙组织上海商界领袖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杜月笙和孔祥熙都承诺，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合并成一个银行财团，中国的商业就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政府也就可以轻松地发放低利率的贷款。一切都设计得非常巧妙，这些看起来都是他们俩的个人设想。很多银行家都被这些会议的论调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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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在毫无征兆也没有提醒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将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似是而非地对这一行动进行辩护，他指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增加这两家银行的信贷能力，以便向商人们提供更多的贷款来应对目前的经济萧条。然而，等到接管交接完毕，孔祥熙便“忘记了”向中国商人发放贷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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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参与本次事变的奖励，宋子文取代了张嘉璈的位置，被任命为中国银行董事会主席。宋子文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告诉媒体，政府夺取这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协调政策之需要”。张嘉璈被挪到了中国中央银行排名第二的助理经理的位子上，直接归孔祥熙管理。他跑去找蒋介石求情，这位曾经坚决抵制北洋军阀的银行家败在了“宁波拿破仑”的手下。他跟蒋介石说自己身体非常“虚弱”，无力接受政府在中央银行给他的任命。这样，整个接管宣布大功告成。（张嘉璈最终去了洛杉矶，在洛约拉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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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孔祥熙采取威逼利诱的办法，与这两家银行的董事们办理了交接手续。1935年3月30日，中国银行选举了新的董事会，宋子文、宋子良和杜月笙当选银行董事。在这次接管之后交通银行举行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宋子良又上了董事会的名单。此外，子文和子良在中央银行的董事会里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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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3月的行动之后，6月又有三家重要的上海商业银行被巧妙地接管。几乎在突然之间，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这三家银行发现自己的信誉已经“垮台”，他们已经无力兑付现金。政府强迫这几家银行的经理辞职。这三家银行都被置于孔祥熙掌管的实业银行（其董事会成员包括宋子良、宋子安和宋子文）的监管之下。杜月笙则当选为通商银行董事会的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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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还取得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控制权，宋子文被提名进入该银行董事会。据传“遇到资金困难”的广东银行也得到子文“出手相助”，待到该银行再次对外开放时，子文变成了其董事会主席，宋子安担任总经理，宋子良则担任中国农工银行的新任总经理。随着广东省的各家银行落入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宋子良被人提名为广东银行和广东银行的总经理。随着一家又一家银行、一个接一个公司落入到这个家族手中，这份名单也越来越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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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的两个弟弟占据的肥缺绝不止这些。年龄最小的子安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于1928年获得学士学位。除了银行里的职务之外，他还掌管着食盐专卖局，他手下的三万盐务警察由子文的妻子张乐怡的弟弟负责。范德堡大学毕业的宋子良在孔祥熙的实业银行担任总经理。同时子良还担任黄浦港务局局长，管理青帮把持的上海港。码头附近的一切事务都归杜月笙的手下顾竹轩负责。在中国沿海地区，即便是最丧心病狂的暴徒听到他的名字也会感到心惊肉跳。蒋委员长手下有一位名叫顾祝同的干将，后来曾担任过总参谋长，因皖南事变而为中国人所不齿，顾竹轩正是此人的哥哥，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提起此事的人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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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似乎对自己担任的中国银行董事会主席一职非常满意，现在他的手中掌管着股票、债券和国际贷款等大权，这一切慢慢变成了他新的专业特长。他可谓是如鱼得水，为中国工商业引来了数百万美元的硬通货投资，并小心翼翼地扩大自己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热门股票上的投资。据说，除了其他公司的股票之外，他个人还拥有大量通用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的股票。现在的宋子文很明智地避开各种政治活动，只在幕后操纵事情的发展。在公开场合，他支持孔祥熙的各种政策。在一段时间里，他快速积累了大量的钱财，但他与蒋介石及宋氏家族另一支派之间的争吵从未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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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孔祥熙按部就班地推行自己的政策，一切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由于白银价格波动，中国经济遭受了损失，于是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取消银本位，把政府发行的纸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简称法币。不过，稍微动一下脑筋我们便不难看出，孔祥熙只不过是在用纸币兑换白银。白银的数量他控制不了，而纸币就简单了，他只要加快开动印钞机就行了。根据1935年11月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所有银行和个人手中的白银必须在三个月内兑换完毕。4家银行被授权发行新的纸币，它们分别是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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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计划，整个兑换过程将由货币储备局进行监督。货币储备局将准备足够的白银储备，以防预期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和那位杰出的慈善家及人道主义者杜月笙等受人尊敬的银行家都在该局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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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孔祥熙再次发现自己的金库面临赤字时，他没能抵抗得住诱惑，开始滥发纸币。1935—1937年，流通的法币数量从4.53亿元猛增到14.77亿元，其中只有大约一半的货币有白银作支撑，剩余的5亿多元只不过是政府为了偿还债务而印刷的毫无价值的废纸。1935年之后再没有相关的准确数字，因为在那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再也没有公布预算和支出情况。后来出现的令人震惊的通货膨胀当然不能全都怪到孔祥熙头上，但他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无疑是其中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