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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23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题为《子弹与宋擦肩而过》的文章。该报纸刊登了子文自己对此次暗杀事件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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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从车站里走出来，离出口大约有15英尺远。就在此时，两边同时响起了枪声。意识到我是他们的袭击目标之后，我扔掉头上的白色太阳帽，这帽子在昏暗的车站里太惹眼了，然后跑进人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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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里很快便充满了枪手开枪射击之后冒出的浓烟，混乱的子弹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的护卫们则不断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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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足足持续了有5分钟，然后车站才安静了下来。我的卫兵看到至少有4个杀手在朝我们开火，也许还有更多。硝烟散尽之后，我们发现一直陪在我身边的秘书的腹部、大腿和胳膊上都中了枪。子弹从两边击中他的身体，他的帽子和公文包上全是枪眼。我个子比他高，却毫发无伤，这真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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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如果这些杀手们想击中子文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因为他们那些“打偏”了的子弹干净利索地落到了他的秘书身上，把他打死了。不过，这些杀手们显然是事先得到命令，只要把子文吓个魂不附体就可以了。现在子文已经明白，如果他再企图跟杜月笙玩花样，就再也不能指望得到额外开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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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是中国鸦片产量最多的地区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占领该地之后，蒋介石在财政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问题是双重的：蒋介石失去了在这一地区从事鸦片交易所带来的收入，而日本人则利用这片征服地上出产的生鸦片从事国际鸦片贸易，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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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首先规定中国人吸食经过提纯的吗啡和海洛因是非法行为，然后又跟日本人签署协议，从他们手里购买鸦片。尽管这事听起来有点儿不合逻辑，但蒋介石宁愿在华北地区出一个基本价从日本人手里购买鸦片，也不愿意放弃他可能从鸦片交易中得到的全部收入。否则，即便他不买，日本人也会向国统区走私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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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鸦片逐渐让位给劲头更大的吗啡和海洛因。这种演变是一步步发生的。19世纪末，吗啡被西方传教士广泛使用，用来治疗中国人的鸦片瘾，因此这种毒品在中国被称为“耶稣烟”。1874年，德国拜耳制药公司的化学家们从鸦片中提炼出了海洛因。1898年，拜耳公司将其作为一种专利药品发行，主要用来治疗吗啡瘾。中国人最初吸食鸦片上瘾，然后改用吗啡，最后又开始吸海洛因。截至1924年，中国每年从日本人手里购买的海洛因数量之多，足可以供4亿中国人每人吸食4次。而就在同一年，美国国会在刚宣布禁酒令不久，又宣布禁止把海洛因当作专利药品销售。美国那些从事非法制造、走私酒水的犯罪集团成员立即转而从事海洛因贸易。欧洲的犯罪团伙从波斯和所谓的“金新月”地区[1]获得鸦片，而美国犯罪集团则觉得从中国购买鸦片既方便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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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国际联盟为海洛因生产设定了国际配额，以使其产量减少至仅够医疗之用。在同一年，杜月笙在上海江对岸的老家浦东高桥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杜氏祠堂落成庆典，为此他还专门请了一些戏班子和杂技团进行现场表演，烟花爆竹接连放了好几个小时。约有8万人前来道贺，杜月笙亲自出面邀请的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多达数千位。杜月笙向他们赠送了价值50多万元的礼品，他们也给予其同样奢华的贺礼，包括委员长在内的一些人还亲自挥毫泼墨，用书法条幅盛赞他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整个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待到所有宾客离开之后，杜月笙新建的宗祠摇身一变，成了他名下规模最大的制造吗啡和海洛因的秘密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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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杜月笙的存在，人们才“有幸”能够持续不断地买到全世界最纯正的海洛因。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大街上，都能看到人们买一粒相对纯正的海洛因药丸，然后直接咽下去，或者用烟斗吸食一种粉红色的海洛因片，这种事已经是屡见不鲜。而在美国，人们需要把海洛因直接注射到静脉里，因为毒贩子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海洛因在流通到吸毒者手中前，已经被稀释得几乎没有药力，用其他方法产生不了效果。杜月笙用海洛因片来治疗他的鸦片瘾和吗啡瘾，他为此还经常夸耀，而他却因此终生染上了海洛因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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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名人录》热情洋溢地盛赞杜月笙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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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杜月笙）是上海法租界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知名的公共福利工作者……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上海中汇银行、东汇银行董事长，正始中学创办人兼董事会主席，上海急救医院董事长，总商会监委会委员，杭州华丰造纸厂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江浙银行、大华大学、中国棉纺品交易所、中国招商局等单位董事，宁波仁济医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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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列的就是他的一系列荣誉和头衔。这些都是在蒋介石接管国民党并当上了委员长之后，以惊人的速度累积起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把杜月笙、黄金荣和坐“青帮三大亨”第三把交椅的张啸林都聘请为“名誉顾问”，并授予他们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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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跟法租界当局之间打交道的方式可谓直截了当。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通过官方渠道流入法国，由于上海法租界受河内殖民当局而不是巴黎的管辖，于是在上海、河内、西贡和由势力强大的科西嘉联盟控制的马赛之间形成了一个阴谋网络。法国的安全部门和巴黎的政客们与科西嘉联盟的黑帮分子之间一直处于对立状态，杜月笙游走于这些人之间，从中渔利。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总督察艾蒂安·菲奥里和总领事克什兰对黄金荣和杜月笙可谓感恩至深。菲奥里是科西嘉人，同时也是科西嘉联盟中从事中国毒品交易的关键人物。为了阻止法国众议院为对上海的丑恶交易展开调查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杜月笙不停地往巴黎法国政府官员们的口袋里大把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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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933年，麻烦来了。新一届法国政府在巴黎上台之后，派了一位海军上将到上海来整治租界里的腐败行为。在法国海军卫队的保护下，法租界巡捕房的总督察换了人，许多青帮“侦探”被解除职务，总领事克什兰的位子也被人顶替——在他被顶替之前，他被迫把杜月笙的名字从公董局的名单里划掉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杜月笙派了一个由一群道貌岸然的“外交家”组成的请愿团前去巴黎贿赂新的法国当局，连曾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外交官顾维钧的妻子这样有威望的人也加入了请愿团，请求法国政府允许杜月笙在法租界自由运输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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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非常清楚，为了挽救日薄西山的政治生命，菲奥里和克什兰已经出卖了他。现在他们两人正准备回国，到里埃维拉舒舒服服地过完后半生。他们计划乘坐法国邮船公司的邮轮回去，离开之前，杜月笙在自己家中设宴为他们送行。宴会的菜肴被下了毒，总领事克什兰和其他几位客人痛苦地中毒而死，科西嘉人菲奥里大病了数周，好歹保住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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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投毒事件让法国殖民当局异常震惊，新任总领事梅里耶立即做出反应。自此之后，杜月笙每次在法租界内运送毒品，他都自愿派人护送。很显然，作为对梅里耶这种表态的一种回应，杜月笙在法租界里的各种行为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不过，他现在已不需要依赖与法国人的合作，此时的他已经受蒋介石的全权委托，可以在国统区公开贩卖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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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通过自己的行为一次次地向南京国民政府表明他为人其实还是很慷慨的。1932—1934年，即宋子文和孔祥熙使出浑身解数保南京国民政府不至于翻船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仍有能力从美国先后购买了500万美元的外汇，这让那些对南京国民政府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心知肚明的外国观察家们大跌眼镜。1936年，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大使威利斯·裴克如此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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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美航空公司的一位官员比克斯比先生跟我说，在过去的三周里，孔博士已经与柯蒂斯怀特公司签署了120架战机的订单，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懵了”。我很可能漏看了送到我办公室的相关材料。不光比克斯比先生一个人向我保证此事确定无疑，我在与另一个与孔博士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谈话时，也侧面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这个人告诉我，两周前，第一批80架柯蒂斯怀斯公司两种型号战机（每架战机售价约2万美元）的购买合同已经草拟完毕，就等签字盖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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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博士从哪里弄到了这笔钱似乎是一个谜，因为这总共需要大约800万元（中国货币）……我们已经看过上海方面发来的报告，说蒋介石将军正在竭尽全力加紧备战，以便使中国能够在军事上抵抗任何形式的外国侵略，但这事还是让我们很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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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南京国民政府提供经济帮助的正是杜月笙，他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数百万美元，一架又一架地购买美国战机，有一次他竟然一下子给政府捐赠了一个战斗机中队。1936年蒋介石过五十大寿的时候，杜月笙得意扬扬地给他送了一架带有“上海禁烟局”字样的飞机。Long Bar里的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又有话说了：“（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能让‘禁烟局’上天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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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一些西方人来说，“杜月笙”这三个字在1934年的上海滩日渐显赫的声望还是让他们非常震惊。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一个名为“禁烟情报局”的私人组织与国际联盟有合作关系，波兰出生的伊洛娜·拉尔夫·休斯是该组织的成员。她不满足于端坐在遥远的瑞士阅读那些书面材料和字面数据，决定亲自到上海，看看这里的禁烟运动是不是真像报告里说的那样蒸蒸日上。凭着过人的胆识，她罕见地获得了一次采访杜月笙的机会。之所以说这个机会很罕见，是因为这是杜月笙一生中唯一一次接受西方人对他的采访。休斯把这次会面记录及自己在中国的整个历程整理成一本名为《鱼翅和粟米》的书，并于1944年正式出版。也许是因为处于战争时期，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不过它仍不失为一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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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就连政府也忌他三分……杜月笙既有点像阿尔·卡彭（黑社会头子），又有点像洛克菲勒……杜月笙出钱资助中国的鸦片生产，用船进口波斯鸦片，出资进行毒品生产加工。这个国家每一笔毒品交易他都拿提成。除此之外，他还是强大的国际毒品交易圈里的中国合伙人，这使得其贩毒活动能够扩大到加拿大的太平洋沿岸、美国以及拉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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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休斯听说过杜月笙在上海滩，尤其是她落脚的法租界里的势力非同一般，但她还是不大相信他会在邮政工会里安排人手专门审查所有发往国外的邮件。朋友们跟她讲，要想把信件邮寄到日内瓦之前不遭受审查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亲自把信送到一艘即将出航的轮船上去。为了试探一下虚实，休斯写了两封信，在信中对杜月笙提出强烈的批评，指责他是中国最大的毒品贩子，却又担任禁烟局局长的职务。这两封信当然被截留了下来，随即休斯收到一封邀请函，请她去采访这位大人物，了解一下他作为上海市民所做的那些出色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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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这次采访的回报，休斯必须要在国际上发表一篇文章，赞美一下这位上海最有权势的黑帮慈善大亨。跟她一起参加会面的还有艾梅·米利肯。米利肯心地善良，经常祈祷杜月笙“某一天能够见到上帝的光明，变成一个受上帝驱使的人”。陪伴她俩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做事干净利索的名叫王贵松的年轻人。王贵松是“一位很受杜月笙信任的社会工作者，杜月笙把自己的一座农业示范中心和8所孤儿院都交给他管理”。他们事先规定，休斯只能问三个事先定好的问题，并且不能提与鸦片有关的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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