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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皱了一下眉头，挨个看了他们一遍，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他仍然非常镇定地回答说，他不过是蒋委员长禁烟委员会里的一个普通公务人员，并不是什么权威。作为该委员会的总监察，蒋委员长是唯一的权威。杜月笙总结了一下政府的策略：实行宽严适度的垄断制度，每个吸毒者都要正式登记注册，配额供应，鸦片只能卖给那些持有政府发放的“鸦片配给证明”的人。这称得上是最好的控制手段。印度的鸦片垄断足以证明，鸦片贸易能够得到充分规范，以满足国家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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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争辩道：“印度处于那些自认为具有优越感的白种人的统治之下，这些人只把鸦片卖给本地人和当地的中国人。白种人不允许注册登记吸食鸦片。在他们眼里，他们是在向低劣民族出售毒药。”然而她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垄断处于官员们的控制之中，这意味着把毒害自己国人的行为合法化了！中国的事情无法跟印度相提并论，并且印度的鸦片垄断实行起来就像消费税征收局一样，毫不遮掩，鸦片税收占到全国年度总收入的23%。政府并没有假装只是在短时期内实行这种垄断，而蒋介石却早已宣布在中国设定一个时限。如果这其中的收入巨大，那么谁能保证鸦片垄断不会无限期地实行下去呢？她指出，被授权印制和发行货币的4家银行中的一个，即中国农民银行，全靠着鸦片收入的资金和蒋介石的支持存活下去，人们怎么会完全相信这些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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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两眼好奇地打量着她。很显然，看到她如此毫无顾忌地揭穿了南京国民政府试图掩盖的一个事实，杜月笙感到非常吃惊，也觉得很有趣。他问休斯，她们在日内瓦是否也谈论过此事。休斯回答说，中国农民银行资金来源和管理情况目前似乎还没有透露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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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此言，杜月笙便开始为委员长辩护。杜月笙说，蒋委员长曾经很认真地试图动用军方力量根除鸦片生产，结果却遭到“贫苦农民”的武装抵抗，他们“担心挨饿”，所以才会保护自己种植的珍贵作物。蒋委员长最终接受“劝告”，采取垄断的方式逐步减少鸦片产量，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杜月笙坚持认为，蒋委员长的出发点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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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出，可以肯定杜先生会同意我的看法：贫苦农民一辈子挣的钱也买不来一挺机关枪。据我所知，武装抵抗发生在富有的地主们农场的外围地区。这些人武装并训练他们手下的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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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只是披露了一些关于他是如何用威吓手段迫使蒋介石与青帮平分鸦片垄断的情况。这种事从杜月笙口中说出来可谓是不同寻常，可以说他也是无意中说出来的。实际上，杜月笙不习惯接受别人的采访，更不用说面对的是一位头脑灵活又熟悉情况的年轻欧洲女士了。通常情况下，他一直避免与任何调查人员接触，也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盘问。他虽然表现笨拙，并且似乎有点不太适应，但还是接受了此次采访，是因为他在那段时间里一直试图洗白自己的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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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意识到自己正在占据主动地位，便继续发动进攻。她肯定了中国在鸦片垄断方面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的鸦片垄断组织比政府实行的任何其他的制度都要好，因为出钱资助并负责销售的是上海滩能力最强的那些大商人——银行家和鸦片商。这话略带奉承之词，却又另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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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欣赏鸦片商人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过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把精力用在组织中国的丝绸、茶叶、锡、钨、桐油出口上面。那样做也许会看起来更爱国一些。我对他们配合蒋介石的禁烟计划持怀疑态度，并且蒋介石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能力强迫他们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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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停顿了一下，拿起一把金色的小茶壶，对着壶嘴喝了几口茶。茶壶盖用一条小金链子紧紧拴在壶身上，壶嘴又细又弯，壶嘴塞不进去任何东西。休斯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他是担心有人下毒才会用这样的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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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当初委员长任命这位“鸦片沙皇”担任上海禁烟局局长时，整个日内瓦一片哗然！听了这话，杜月笙的脸色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这使他显得有了一点儿人情味。他本人也一定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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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说道，关于蒋介石的禁烟运动，一些人持悲观态度，认为这不过是走走过场。他的第一个财务报告被日内瓦的专家们撕得粉碎。专家们把中国吸毒者的数量乘以他们每天的鸦片配额，再乘以每盎司鸦片的价格，最后确凿无疑地证明中国的鸦片收入是政府公布数字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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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反驳说，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蒋介石说得没错，他确实只拿到了2 000万元。因为蒋介石本人并不直接经营或控制鸦片交易，控制鸦片生产、采购、储存、运输、提炼、包装和分配一条龙服务的是鸦片商。营业总收入都到了鸦片商的手里，他们会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比例拿出一笔钱交给蒋介石禁烟局的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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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一个经过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的秘密情况，休斯再次被这种婉转的招认惊得目瞪口呆。她匆忙掩饰自己的惊讶之情，继续往下说。她告诉杜月笙，相比鸦片而言，她更担心的是吗啡和海洛因的问题。日本人控制了满洲里的鸦片种植区后，通过把大量的吗啡和海洛因运往内地，对中国进行肆意破坏。在不归中国政府管辖的外国租界里，中外商人都能够自由进行毒品交易，却不用担心受到惩处。蒋介石禁烟运动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取消一些鸦片吸食者的配额后，逼得他们不得不改吸价格更高的吗啡和海洛因。说到这里她就停了下来，没有暗示这正是蒋介石和杜月笙实行禁烟运动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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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机会把皮球踢给日本人，杜月笙一下子活跃起来，他承认日本人的毒品交易确实很猖狂，已经把魔爪伸到了中国内陆地区。鸦片的危害确实更小一些，他认为日本人正在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走私运动。整车整车、整船整船的各种各样的违禁品在日军的重兵保护之下，一分关税也不用交就进入中国，席卷了全国各地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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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出我发现海关最近查获了两批毒品。杜先生能否跟我解释一下这些毒品是如何处理的呢？我转过身来看了看他的脸，看到他的双眼似乎正在喷出怒火。我点中了他的要害。他那双毫无生气的眼睛此时充满了活力——眼神睿智、热情而又带着一丝凶残，看上去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真正的决斗开始了，我一点儿也没有退缩。那双眼里的火光此时又黯淡了下去，他转过去对着贵松继续打官腔：那两批毒品已经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在公共场所销毁了。他很吃惊我竟然没有看到焚烧现场的那些照片，这事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曾报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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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抗议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根据最新的规定，上海查获的毒品都要交到杜月笙控制下的禁烟委员会，杜月笙又是怎样处理这些毒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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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回答说他把这些毒品都运到了南京，交给国民政府销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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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虚晃一枪，她承认，这种说法也许能够安抚国际联盟，但杜先生本人一定非常清楚实情并非如此。被查获并交到杜月笙手里的所有鸦片全都重新流入了地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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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厉声说道：“这么做显然比鸦片垄断更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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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握紧拳头猛砸到桌子上，桌上的茶杯都被震得“叮当”作响。满屋子的保镖都伸长了脖子，从盆栽的棕榈树后面向这边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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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声吼道：“我抗议。你在撒谎！所有的鸦片都被销毁了，政府只留了一小部分作为紧急储备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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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储备！”休斯也喊了起来，“如果打起仗来，伤员们根本一丁点儿吗啡也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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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等杜月笙再次发火，有人提醒休斯时间到了。采访就此结束，双方礼貌地互道“打扰”，然后便起身告别。休斯就自己与杜月笙谈了这么多关于鸦片的话题向他“表示歉意”，并提议下次可以专门来聊聊他的那些公益活动。杜月笙一边陪着她们往电梯口走，一边愉快地交谈，并许诺他会考虑一下休斯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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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杜月笙已经把大部分的精力转到了海洛因生产方面。因此，中国民众只是不停地抗议日本人在中国境内大规模贩运海洛因。休斯本人也谈到，“日本人正在往中国肆无忌惮地大量输入海洛因”。在蒋介石掌权的年月里，政府不断谴责的是那些往中国走私白粉的人，而不是那些控制大部分的鸦片生产，并把越来越多的鸦片用来生产海洛因的人。日本人运来的海洛因数量很大，而中国自己生产的海洛因数量更大，并且随着海洛因流入美国和欧洲市场，中国的海洛因产量变得越来越大了。在1937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针对中国的毒品问题，蒋介石夫人做了如下夸大的官方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