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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上午9点钟，也就是兵谏发生4小时之后，在山坡上搜寻的一个班在一块被称为“老虎岩”的大石头后面发现了一个不太深的山洞。蒋介石就藏在这个山洞里，后背紧贴着石壁，他又冷又累，浑身疼痛。一位士兵把他扛到了肩上，全班的人轮流把他背下了山。一辆汽车正在山脚下等着，他们驱车把蒋介石带到了被铁腕人物杨虎城当作司令部的新市政厅。当时的场面极不和谐，院子里，一支军乐队正在列队等候，一大堆高级军官在等候他的到来。蒋介石穿着睡衣一瘸一拐地从车里走了出来，军乐队立刻奏响军乐，等候在那里的军官们也向他行军礼致敬。张学良上前一步，扶着蒋介石走入房间，委员长躺到床上，开始接受医生的治疗。兵谏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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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了西安的外围地区。此次兵谏最重要的目标是夺取洛阳空军基地——委员长设在西安以东200英里处的野战司令部。清晨5点前，张学良给驻守当地的一位旅长发去攻击指令，不料那位旅长突然反悔，把电报交给了委员长的卫戍司令。那位司令立即加强了机场戒备，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去警报。这意味着唯一一座离西安最近、可供南京国民政府轰炸叛军的机场仍控制在蒋介石阵营的手里。这次行动计划的失败也使得兵谏的消息提前泄露出去，蒋介石的支持者们立刻反击，发兵夺取了潼关，扼住了陕西省与其北部邻近的山西省之间的咽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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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以西的甘肃省省会则成功地落到了叛军支持者手里，从而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张学良随后发布了由众多叛军将领们联名签字的通电，提出以下要求：联合各派，重组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所有政治犯；允许自由举行爱国游行活动；遵循孙文的遗训；即刻召开救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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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早上的一番折腾，委员长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他拒绝进食，也不肯下床。张学良提议把他搬到一个更舒适的地方，他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肯说。12月14日，端纳（受蒋夫人的委托）抵达西安，经过一番斡旋，蒋介石同意搬到一座私人宅邸。在那里，端纳毫不客气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委员长必须认识到，张学良不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而是一个帕特里克·亨利那样的人物。[1]委员长必须认识到，南京国民政府中有一个亲日集团——他指的是以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为首的军人集团。端纳认为，在当前这个敏感时期，何应钦已经决定利用兵谏之机发动军队，利用飞机大炮攻打西安城。何应钦的支持者们将借拯救委员长的名义炸死他，这样便可为自己也为日本人夺得权力。端纳还急促地警告他说，政府军正在开往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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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上海的蒋夫人听到丈夫被绑架的消息后，当即昏了过去。《时代周刊》如此说道：“蒋夫人和她的哥哥、中国金融界的中流砥柱宋子文，以及其姐夫、在国家紧急时期代理行政院院长职务的孔祥熙博士这三个人把东亚的命运攥到了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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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危机中，孔祥熙确实是以行政院代理院长的身份涉足其中，不过人们对他的立场颇为怀疑。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要求立刻发兵攻打西安，以便显示一下政府的军事实力。戴季陶和其他一些联合青帮把蒋介石扶上台的人都支持何应钦的主张，他们现在明显是想以牺牲委员长为代价，自己夺权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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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低估了蒋夫人的威力。宋美龄坐火车疾驰南京，冲着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大发一通脾气。首先她必须改变人们认为妇女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保持理智的观点，然后她还需要说服那些将军们延迟他们已经准备就绪的进攻计划。事后她回忆说，当时她是这样提出自己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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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各位提出这样的请求，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只考虑丈夫个人安危的妇女，而是以一个抱着冷静而客观的态度、希望以最低的代价解决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的公民的身份……但诸位今天在这里商讨的话题严重威胁着委员长的生命。因为在人民的心目中，在我的心目中，在国家所处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委员长的人身安全与国家的持续统一甚至是国家的存亡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用和平手段争取他的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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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在这个微妙时刻的表现说明，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相信他的忠诚。在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宣布政府轰炸西安的计划时，他态度生硬地说道：“虽然我们急切地盼望委员长能够获释……但我们的态度是，一个人的个人安危不应该成为一种妨碍……这种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在西安，确实有点令人痛心。”把古城西安炸个稀巴烂真是太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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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这些消息，心情越来越沉重。端纳曾就此事警告过他。蒋介石把最亲近的一名副官叫到身边，命令他乘飞机快速赶回南京，下死命令让军队停止进攻。孔祥熙才刚刚当着全国人的面讲进攻不会停止，这让宋家人陷入了微妙的困境中，《时代周刊》在几天之后将其称为“考验宋子文大哥聪明才智的两难境地”。该杂志接着写道：“伟大的宋先生一直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并且在上海股票经纪人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言：宋大哥跟他的小妹蒋夫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十分融洽。他们现在通过家族关系联系在一起，以后也会继续下去，但总免不了时而会发生一些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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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也曾怀疑整个兵谏可能是宋子文一手策划的，目的是牵制他的妹夫。11个师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向西安方向集结，南京国民政府的所有空军力量也在洛阳机场整装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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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蒋介石坚决反对张学良提出的八项要求。12月16日，在西安公园进行公开演说时，少帅当着很多民众的面说道：“他拒绝把枪口转向敌人，而是留着子弹镇压我们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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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铁腕人物杨虎城在内的其他叛军将领们则认为，现在对付蒋介石的唯一办法就是枪毙他，但少帅制止了他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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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200英里之外的延安，毛泽东在第一时间获悉了蒋介石被绑架的消息。在窑洞里举行的有300名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说道：“自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日子）以来，蒋介石欠下了累累血债，现在是时候跟他清算一下旧账了。一定要把蒋介石押到保安，让全国人民对他进行公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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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致同意派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去西安斡旋，不过他们首先要等待莫斯科发出的指示，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强大到凡事可以自主进行选择的程度。第二天，莫斯科的指示到了：他们除了妥协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具体事宜由周恩来前去办理。斯大林坚持要建立统一战线，释放蒋介石，毛泽东的提议再次遭到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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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封发往伦敦的外交函电中，英国驻东京大使馆大使克莱夫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日本人在这一事件中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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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采取观望态度，并且还有点儿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之情。他们觉得，世界各国的人现在肯定认识到，正如日本人早就看出来的那样，中国已经回天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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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会议上，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向日本大使保证讨伐西安的计划将如期进行。何应钦愤怒地命令宋子文不要干涉，但宋子文冷冷地告诉他，自己是一个普通公民，不是士兵。蒋夫人平息了这场争论，她许诺说，如果何应钦停止干涉，她就不跟子文去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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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不敢再拖延，他立即登上了一架专机前往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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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从床上抬起头来，看到子文走进房间，惊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子文递给他一封美龄捎来的信。信上写道：“如果三天之后子文没有返回南京，我定会前往西安，与你生死与共。”委员长深受感动，老泪纵横。子文示意少帅和端纳离开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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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私下谈了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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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其他事情，蒋介石还告诉子文，抓他的人看了他的日记，明白了他最终的目标还是保卫中国免受日军侵略，便改变了对他的态度。随后他重复了端纳对他的警告，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不是叛军，而是党内那些准备轰炸西安并准备把蒋介石一起炸死的亲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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