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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最有影响力的朋友是罗斯福总统的亲密助手、绰号“软木塞”的汤米·科科伦。在罗斯福的前两任期间，科科伦成了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虽然并非白宫的正式工作人员，科科伦却成了罗斯福手下的头号“笔杆子”，他起草了“新政”期间的大多数法律法规，并使之在国会得以通过。白宫里有他这样的秘密操作者，罗斯福总统感到非常欣慰。他们这种人一旦变成行使总统超自然权力的巫师，就可以为所欲为。由于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的时间不是一般的长，科科伦的影响力也比子文的其他朋友都大。1941年，由于在国会山树敌太多，科科伦离开了联邦政府（不过并没有离开罗斯福的小圈子），自谋生路。他继续帮助罗斯福，并参与到罗斯福的亲属和朋友们的各种生意中。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变成了一个要价很高的律师，常会把政府的内幕消息高价透露给那些大公司。人们四处盛传他的这种不正当行为，虽然经过几次正式调查，最终都没能对他提出诉讼。接替科科伦担任罗斯福总统国内事务首席顾问和全权代表的是哈里·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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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人都明白，罗斯福倾向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由于其家族与上海鸦片贸易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的亲属们从来没有放弃恢复这种关系的念头，总统本人似乎觉得自己对中国非常了解，不需要任何事实、经验和细节加以证明。像亨利·卢斯之类的所谓的“中国通”一样，罗斯福对东方世界充满了五彩缤纷的理想主义式的想象。通过在华盛顿的外交官们，宋子文和孔祥熙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于是他俩便利用自己多年来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身份多次给罗斯福总统去信，跟他培养感情，还把茶叶作为礼品送给他——这事先经过了精心考虑，茶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不会被当成贿赂而遭到拒收。子文还送给罗斯福一艘木制海南舢板模型。类似的接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白宫最终确认了子文的外交身份。因为罗斯福的亲信都跟他成了朋友，精明而又慷慨的子文又不断加深与这些人的关系，最终建立了一条连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直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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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选举确定了罗斯福的第三届任期，事情的进展速度开始大幅加快。1940年12月2日，大选结束刚刚一个月，罗斯福便要求给中国提供一亿美元的贷款，并得到国会的批准。《生活》杂志向美国人打保票，说这笔交易非常划算。“为了这一亿美元，中国人承诺将把112.5万名日军士兵牵制在中国境内，让日军那强大的海军舰队继续封锁中国的海岸线，这样便会放缓日军对与美国利益攸关地区的进攻速度。这个价格已经够便宜了。”卢斯知道，便宜事找上门来，美国人是不会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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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贷款的来源有两个部分，其中5 000万美元由沃伦·李·皮尔逊的进出口银行提供，另5 000万由小摩根索的财政部提供——也就是说，负责发放贷款的两个人都是子文的牌友。财政部的贷款将用于“帮助稳定”因孔祥熙无节制地疯狂印钞而严重膨胀的中国货币，而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则将用来支付子文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从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公司采购的食品、汽油、坦克和卡车等物品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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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管理这笔数目巨大的款项及后续复杂的交接事宜，子文成立了数家公司，主要有总部设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环球贸易公司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美国人的援助要经过好几道手续：先由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提出提款请求，然后由环球贸易公司拿着这些钱购买各种物资，最后再把买来的物资装船运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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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负责人是汤米·科科伦的弟弟戴维，汤米·科科伦则担任该公司的总顾问。担任公司秘书的是华盛顿的“百事通”、与战略情报局（后来又同中央情报局）有关联的怀丁·魏劳尔。陈纳德在航空领域业务的大多数股份被中央情报局接管后，魏劳尔最终成了陈纳德在中国的“商务合伙人”。罗斯福总统的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戴拉诺的本家叔叔也在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担任董事，此人属于罗斯福家族中早先在上海从事贸易的那些人。子文曾经说过，他去美国是为了家族事务。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所谓的“家族”指的是宋氏家族、罗斯福家族和科科伦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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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子文是财政部那数亿美元贷款的经手人，且他与那位财政部部长及国务院里的其他几名高级官员之间的关系也非比寻常，但在财政部的档案里却没有发现他本人及宋家其他人的任何踪迹。从司法部找到的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显示，1940年，财政部和联邦调查局曾根据小摩根索的指示对子文进行过调查。那次调查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为了“内部安全”而对“他的财务处理情况进行一次分析”。小摩根索对调查结果一定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自调查结束后，他和子文便成了亲密的朋友。不过财政部显然是把这次调查的档案资料都销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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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已经注意到，“二战”期间美国本土吸食海洛因的现象已经大幅减少。这主要是因为战争期间毒品贸易遭到严重破坏。然而，中国国内的毒品贸易却从没有真正中断过，除了短时间受到几次干扰外，国民党将领和青帮大佬们一直在跨过日本人的防线从事毒品交易，生意做得非常火。1937年年底美国制裁中国外交官事件之后，根据《借款条约》拨付的一亿美元算是美国人给蒋介石政府的一次补贴，这笔钱代替了毒品出口，成为蒋介石政府主要的外国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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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贷款兑现后，中国毒品立刻不再是美国政府关心的社会问题了，这种快速变化引起了很多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不过财政部的档案里并没有对《信息自由法》的质问做出任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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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毒品的问题，财政部的工作人员多年来从中国发回了很多相关报告，国务院的特别档案室里也保留着这些报告的副本，但财政部和毒品管理局却声称不知道这些档案的存在，这造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局面。所有这些报告中都没有直接提到宋子文的名字，因此没有任何他参与海外毒品贸易的佐证。至于报告中间接提到子文名字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手下的员工和经常跟他出国访问的随行人员积极参与了向美国大规模走私毒品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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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政府做出决定，向鸦片生产国提供“替代性农作物”和大量的经济援助，以对其在毒品交易方面的损失进行补偿。从美国政府当时的各种政策来看，其禁毒政策很可能是在与蒋介石进行第一笔一揽子交易之后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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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委员长派陈纳德到华盛顿帮助子文。中国空军需要飞机。陈纳德跟子文的朋友们一起商讨了很长一段时间，制订了一个采购计划，并试图找到愿意把战斗机卖给他们的厂家。业余时间里，他则抽空去探望约瑟夫·艾尔索普和罗斯福总统的另一位“厨房内阁”成员、经济学家劳克林·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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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曾告诉财政部部长小摩根索，中国需要500架飞机。而小摩根索则告诉他，这就像要500颗星星那么难。美国已经跟英国签署了供应大量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协议，不过陈纳德获悉柯蒂斯—怀特公司正准备把英国人不愿意要的100架P–40战斗机运往英国。这种飞机机身重、速度慢，还装有防弹装甲，英国人看上的是型号更新、速度更快的美国飞机。陈纳德把有关这批飞机的消息告诉了子文，英国人立刻得到承诺：如果他们同意把这批战斗机转售给中国，那么他们将得到更好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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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此时已经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为了通过英属缅甸这个大后门，穿过600多英里人迹罕至的山区把各种补给品运到中国，盟军开始修建滇缅公路。陈纳德的飞机将被装在木条箱子里运到仰光，并在当地进行组装。这些飞机将用来保卫滇缅公路上运行的车队，并负责重庆的空中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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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聘请威廉·波利，也就是那位把这些命运多舛的战机卖给蒋夫人的那个人来负责装配这批飞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波利专门成立了“中央飞机制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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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工作是寻找飞行员。190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任何一位“宣誓效忠外国人”的美国公民都将被取消美国国籍，因此从美国招收战斗机飞行员到中国参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936年，国务院曾用这条法律作为武器，制止那些忙着赶去参加西班牙战争的美国人，很多美国飞行员因为正在为（或者正准备为）西班牙“邪恶的一方”驾驶飞机而被没收了护照。出于自己的浪漫情怀（而不是政治动机），大名鼎鼎的美国王牌飞行员弗兰克·廷克也去了西班牙。由于表现出色，他获准驾驶最新式的苏联战斗机与苏联飞行员们并驾齐驱。但在回国后，他却遭到了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追捕，直到他在小石城一座旅馆的房间里自杀才告罢休。而仅在此事发生一年之后，华盛顿就要准备招募自己的空军飞行员去为亚洲的那位“佛朗哥大元帅”[1]效劳，这事如果传出去一定很没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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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悄悄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允许军人辞职与波利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签署协议，跟陈纳德一起去跟日本人作战，一年后他们可以重新恢复美国空军军籍。招募人员分头去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进行宣传，协议的条件是每人每月750美元，另外还有差旅补贴、住房和每年30天的带薪休假，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还同意每击落一架日军战机奖励500美元的奖励机制。为了避免因没收参加西班牙战争的美国飞行员的护照而可能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国务院开始为那些即将去中国的飞行员们准备假护照。从护照的内容来看，这些“美国志愿队”队员的身份分别是旅游者、学生、销售员、演员、银行家和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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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教士身份到中国的飞行员中，有一个外号叫“老爹”的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格利高里·博因顿。博因顿嗜酒成性，拳头粗壮如树干。他第一次见到陈纳德便不喜欢他，“委座”和“龙夫人”每次到美国志愿队的基地来视察时，博因顿都喜欢捉弄他俩。此外还有一个名叫埃里克·希林的人，看到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上画着血口大张的鲨鱼，他把自己驾驶的那架P–40也涂上了同样的图案。陈纳德非常喜欢这个创意，便让三个中队的所有飞机都照样子画上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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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在昆明和重庆轰炸了一年。1941年12月20日，当他们与保卫昆明的P–40战斗机中队在空中遭遇时，日军非常吃惊。美国志愿队的飞行员们利用这种机身沉重的战机俯冲速度极大的优势，沉重打击了三菱公司生产的Ki–21型双引擎轰炸机，迫使它们仓皇逃回位于河内的空军基地。三天后，美国志愿队又在缅甸南部参加了仰光战役。战斗一开始，日军便用“中岛”轰炸机和战斗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国志愿队因其卓越战绩而蜚声国内外，昆明人将其称为“飞虎队”，这个名字很快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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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座”每次看望飞虎队的消息都会成为美国的头条新闻。1942年年初，在昆明的一次例行视察中，“委座”和“龙夫人”在宴席上盛赞了美国志愿队。第二天上午，陈纳德陪着委员长和蒋夫人来到一架DC–2型飞机前，准备送他俩返回重庆。就在此时，博因顿率领7架保养精良的飞虎队战机咆哮着从空中俯冲下来，紧贴着那架DC–2飞机的机身飞过，吓得蒋介石和美龄俯身趴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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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不拘陈规的做法使得飞虎队能够在空战中出奇制胜，但也正是这种做法使他们的使命突然中断，其背后的隐情成功地避开了公众视野。离他们招募还不到一年，一些飞行员便对其使命的神圣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产生了怀疑。博因顿对国民政府领导人的那种冷漠、傲慢和明显的欺诈深感震惊，他四处对人说，他可不甘心为充当美国宣传家和腐败暴君的爪牙而战死在P–40飞机上，不管死得光彩还是不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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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已经参战，美国志愿队的角色也将发生变化，飞行员们的军人身份、正常活动、正规工资和正式军装都必须恢复正常。陈纳德被重新任命为美国陆军航空兵准将，晋升到了新的军衔序列。为了掩护中国步兵，他那些性格粗野的手下承担了危险的低空扫射任务。同时，为了掩护那些速度缓慢的英国皇家空军“布伦海姆”轰炸机，他们还要冒着遭受日军地面炮火打击的危险进行低空侦查。飞虎队队员们哗变了。一份请愿书在队员中流传，请求他们签名支持集体辞职。如果他们算是平民的话，那么这么做就算辞职；如果他们依然算是军人，那么这么做就是哗变。美国陆军部认为他们仍然还是军人身份。34名飞行员中有28人签了字。没有签字的特克斯·希尔敦促同事们不要在这个危急时刻背叛祖国。希尔那满怀深情的请求打动了他们那落后的道德感，哗变失败了。不过，当军队后来又宣布这支部队将于1942年7月4日划归陆军航空兵管理时，队员们的怨气再次爆发。一直不喜欢陈纳德且因入伍时间早而地位比其高出一截的克莱顿·比斯尔准将下令飞虎队员们签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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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不签字的话，”比斯尔咆哮道，“我将对你们执行重新征调入伍程序，如果需要的话，让你们去当列兵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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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们求陈纳德想想办法。陈纳德对他们说：“我很清楚我们将会遇到的所有困难，并且可能还会遇到更多，但这都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赢得这场战争。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神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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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们并不认同他的看法。陈纳德现在虽然佩戴着美国将军的肩章，但他在蒋介石手下干的时间太长了，队员们签字与否对他影响不大。1942年7月4日，除了5名队员之外，其他人全都辞职了，这支继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义勇军之后最著名的战斗部队就此瓦解。为了掩盖此事，同时也为了利用其在媒体上的崇高声望，数以百计其他来到中国的美军飞行员也被称为“飞虎队队员”。美国现在为蒋介石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不想让其受到任何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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